这既体现了晋商灵活的经营措施又表明了晋商把声誉视作自己的生命。
晋商明白，信誉是企业的生命。对于票号这种金融信用业，信誉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试想一下，票号建立之初，既没有法律上的保障，也没有其他的监督机制，人们为什么敢把钱存于票号?完全是出于对票号的信赖。正因为有这种信誉，山西票号才能立足于中国商界近百年。
曾有一家票号，一笔数千两银子的汇票无人来兑取。票号花了许多精力才得知这个商人已经去世，就特地通知其儿子前去兑取。像这种诚信不欺的例子在晋商中是不胜枚举的。
信誉不但是你的商业形象，而且，信誉就是无言的广告。信誉是靠平时“一点一滴”堆积起来的。
有一年甘肃大灾荒，各省募集了赈灾款百余万，由各家票号汇去。谁知这一年官方金融机构发生兑挤风潮，无法维持，甘肃的四家票号保持“沉默”，不愿接手兑钱的“烫山芋”。官方急了，上面催得紧，下面又破口大骂。无可奈何之际，想起了侯氏票集团的蔚丰厚票号。该票号总经理张宗祺毅然答允，出面担保，并当众宣布，该号负责代兑。随后挤兑风潮不日消失，金融秩序又恢复了正常。
对此，官府感激不尽，甘肃总督毛庆藩特此嘉奖，广大灾民也十分感谢蔚丰厚票号。此举可谓“一石三鸟”：为民所急，为官所急，更为侯氏票号集团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另外，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城时，在京各票号都匆匆携资逃离，有的甚至连账簿都丢了，逃命要紧。侯氏票号集团的一家分号在开始撤出时，万余巨款等一切行装都不幸在城外“覆没”了。在当时炮火连天的非常时期，最终倒霉的还是众多储户，因为票号的损失也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这家分号仍然兑现承诺，在还未全部撤走之前，让众多储户都能如数拿到存款。这在当时金融业里是一个特大新闻。
一年之后，这家分号重新回北京时，受到众多新老客户的热情欢迎，各大商号也竭诚推崇，清朝官员对他们也很钦佩。
这家票号，可谓既帮了别人，又帮了自己，短期是帮助别人，长期内也给自己带来好处。当然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朝廷环顾各商，惟票商一业忠实可恃，于是军饷丁粮，胥归汇兑。……一纸之信符遥传，百万之巨款立集。及逢庚子内乱，天子西巡，大局岌岌，各商停滞，而票商之执券兑现者，上海、汉口、山西各处，云合雾集，幸赖各埠同心应付裕如。至是之后，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货，首推票商银券最足取信。分庄遍于通国，名誉著于全球。”
——《山西票商成败记》
对合作者的诚信
晋商的传统做法是东家出钱，掌柜理财，也就是说，东家一般是投资者，并不参与经营。这种资本所有权和资本经营权的分离，在晋商的历史上充分体现出合作者之间的一种诚信关系。
这种关系，当票号这种金融业在晋商中兴起之后，就凸显得更加鲜明和重要了。与其他商品流通的生意相比，票号业的技术含量更高，有些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的晋商要向票号业发展，最便捷的办法就是聘用掌柜为自个去经营。在诚信合作的基础上，东家要和受聘的掌柜签一纸合约，并约定好在所有的股份中，给掌柜让出多少来作为报答，即明确银股和身股，每到年终，由掌柜向东家报账即可。既有了诚信之心，又加上利益的联系，掌柜也就成了东家之外的最大股东，东家的买卖，岂能不上心去做？晋商的这种诚信的品质、做人做事一丝不苟的精神，至今有很多故事在民间流传。
先说一则东家的故事。
某位大财东，家资百万，有三个儿子业已成年。大财东年事渐高，已至风烛残年，病卧在床。他自觉病势加重来日不多，就喊来三个儿子，要托付家产分配之事。三个儿子一向相处和睦，都以为事情简单，一分为三，公平合理。但他们没想到，父亲说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久远的往事：
“许多年以前，有两位商人结伴外出做生意，赚了不少银子。两人见别的商人做票号生意更能挣钱，就将所赚银子作为投资，一人一半股份，聘任了一位掌柜成立了票号。票号挂牌后，两人闲着无事，外地有些账还没有收回，便又结伴外出去收账。不料在外地赶上瘟疫，两人住在小客栈里，一下子全病倒了。两人情同手足，互相照料，年岁稍大者渐渐病好，而年岁较小者却病情日益加重，最后一命归天。年长者雇车将其遗体运回故里，入土为安。死者遗孀只有一子，尚在襁褓之中，过了不久，女人改嫁，年长者将襁褓中的孤儿收留膝下，权当第三个儿子养着。”
老财东说到这里，三个儿子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早已是泪水涟涟。老财东最后又说：“我将不久人世，你们三个听着，全部家产，老大和老二分一半，老三分一半。你们这就去票号柜上找见老掌柜，由他代笔，写好分家文书，我也就能安心去见当年的老搭档去了。”
三个儿子痛哭失声，尤其是老三，更是长跪不起。老大老二当即表示，一定按父亲遗愿办事，老财东这才安详地闭上了双眼。
大财东可谓是一位讲究诚信的正人君子。如果他不说，没有人知道他的三儿子不是亲生的，而且还占有他家产一半的股份。但是大财东对自己有严格的道德要求，或许是觉得做对不起生意伙伴的事无颜到地下见他，而做出了公正的决定。
清代北方最大的通事行大盛魁，有一个奇怪的规矩：每遇逢年过节，职工们都要向它在财神像下供奉一条扁担、两条麻绳、两个筐子磕头；还要在山珍海味之后喝一顿小米粥；它的商号，除设有银股、身股外，还设有财神股、狗股。
这些奇怪的规定，是来自于大盛魁的创业者们在创业路上的艰辛故事。大盛魁的创业者太谷王相卿、祁县张杰、史大学，当年是作货郎起家的。在清朝初年，为了糊口，他们挑着扁担、四海为家，经过艰苦的努力，几个人在蒙古草原上开设了一个小小的铺面大盛魁。年年叩拜扁担、麻绳、筐子，就是为了让后代永远不要忘记创业的艰辛，要艰苦奋斗，继续开拓。
之所以喝小米粥、设财神股，则来自于大盛魁创业时一个非常传奇的故事。
创业之初，经营很不顺利。有一年除夕，他们连年夜饭也没有，3人只熬了一锅小米粥过年。可是刚端起碗，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要投宿。3人对这个客人殷勤款待，还把仅有的一锅米汤给了这个汉子喝。这个汉子感激涕零，随后放下行囊说要出去找朋友，可是一去不复返。3人多方打听，也找不到这个人，就打开行囊一看，竟然全是白银。
怎么办?既然找不到这个人，3人经过商议，决定把这些银两作为经营本钱，先借为己用，来日赢利时连本带息归还给钱主。可是过了10多年，还是没有找到这个人。在临终前，他们吩咐后代说：这是财神送来的钱，要把这笔钱记入“万金账”算作财神股，参加分红，专项存储，作为护本。
我们完全有理由猜测当年的那个汉子是出于感恩之心，而故意给恩人留下巨额钱财，因为故意忘掉巨款而不回来取实在是违背常情。中国古人有“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说法，也许正是大盛魁创业者屈己待人的实在与宽厚感动了那个有钱人，从而不留名地资助他们。恰在需要资金的时候，从天而降一笔资金真不啻及时雨，这令人想起了“善有善报”这句话。
拣到银两，大多数人会见钱眼开，可是大盛魁的创业者却努力寻找失主，找不到才以借款的形式使用，并记载而不是隐瞒此事。这样一个离奇的故事，揭开了大盛魁创业的第一页辉煌篇章。
那么设“狗股”是怎么回事呢？狗难道和人一样有股份么？
事实的确如此。看来大盛魁的经营中，离奇的事情还不少，但也是一个看似荒诞实则合乎情理的事情。
狗是大盛魁企业内部的主要成员，在派往各地的驼队中，都有一只或几只狗相随。狗有两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草原没有路，在草原上做买卖容易迷失方向，而需要狗来识途。另一方面是狗能够保护主人，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看家狗的用途。
曾有一次，大盛魁经理单人上路，途中病倒，幸亏狗回去报信，主人才得救，可见狗在关键时刻的作用有多大。
狗能够报信，就也可以传递商业信息。有一年，库伦遭灾，物价立刻上扬，大盛魁派往库伦的分支机构，马上派狗到归化城总部去送信。大盛魁总部得到此信息，立刻囤货北上，大大地赚了一笔。这说明狗对商业经营本身也是意义非凡。
正由于狗有这样重要的作用，所以，大盛魁常年养狗800～1000条。最奇特的是，他们为狗设立了“狗股”，每条狗可顶一二厘生意，还参与分红。而且还在养狗到1000条时，要为狗唱一台大戏。
对狗采取如此“人道”的态度，体现了大盛魁知恩图报，重视信义的精神。狗对生意有巨大贡献，它们不会说话，不会主动要求报偿，但是大盛魁的管理人员因为狗有巨大贡献，就一定要给它们相应的报答。
这会让员工想到：对狗尚且如此，对人就自不待言。这无形中向员工传递的信息是：只要你为企业做出了相当的贡献，你一定会得到公正的报偿。或者说对狗的优待，体现了大盛魁超乎寻常的信义精神。这一创举无疑会大大增加大盛魁职员对领导者的信任和忠诚，并且增强企业的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