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九年(1903)，李宏龄主持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时，市面因讹言蜂起，人们纷纷向炉房提兑现银。所谓炉房，即冶铸金银业者，票号及商号都有银存放在炉房。炉房眼看支撑不住，政府非常着急，却想不出办法。这时候，面对京师炉房所处的困境，李宏龄认为如不帮助炉房渡过难关，必将产生连锁反应，影响整个市面。于是带头出面联合同业，用巨款接济炉房，才让市面稳定下来。
光绪三十四年(1908)冬，光绪帝和西太后两宫先后去世，又发生了银市动摇，炉房再次陷于危机。李宏龄又一次联合同业给予支持，稳定了银市。于是，京师士农工商各界“莫不交口颂君才贤”，李宏龄“独以任侠、识大体名震京师”。
有很多时候，行业内的危机会危及到其中的所有成员。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富有领导力号召力，胸怀大局的人，洞明形势，主持全局，组织大家共同渡过难关。这样的人，不仅保证了自己的生存，也维护了整个行业，而赢得高度尊重。
晋商对待同行最大度的方面，还体现在当对方所欠巨款无法偿还，也能够一笔勾销，既往不咎。
1922年（民国十一年）的一天，在包头复盛全后院里，乔家财东乔映霞双手扶起一位老泪纵横的人。这个人是包头双盛公、双盛茂的东家杨志五。杨财东在包头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但最近他的商号赔了个一塌糊涂，拖欠复盛全的六万两白银，实在无力偿还。他上门向乔财东哭诉。乔映霞看他可怜，竟答应将欠款一笔勾销。杨志五立即伏地磕头，于是便留传下这段磕一头清欠六万两的故事。
其实，乔家这种对破产同行的宽厚态度绝不仅此一例。大顺公绒毛店欠复盛公现洋一千元，破产后，家境凄凉，乔家财东只象征性地收了他一把斧头、一个箩筐就算了帐。广义恒绒毛店借复盛西款五万元，实在还不起债，提出以数千元的房地产低债，乔财东也毫不犹豫地认可。
此外，还有过众多的包头人曾向乔家复字号贷款做投机买卖，其中也难免有亏本者不能按期还贷，便提出以土地或房屋抵顶，这在商界被视为是最坑人不过的事。可乔家对此不以为然，还地要地，还屋要屋，作价高低从不在乎。因此，包头商界有人把乔家看作是“大傻冒”，戏呼“复字号”是“糊涂海”，可他们哪里知道，乔家的复盛菜园占地280亩，包头市面上千余间铺面大都是这样扩充起来的，乔家是“吃小亏占了大便宜”。
而且，乔家也正由于上述这一系列的“义举”，包头城赢得了名声，树立了自己财大气粗、实力雄厚，又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的形象。一笔笔未如数收回的欠款实际上等于支付了广告费，把乔家的生意越炒越红！
包头许多商号常有向复字号贷款从事投机生意的。这种生意风险极大，赚亏无常，若亏损过大，无法按期偿还贷款，只能破产还债。复字号摊子大，实力强，放帐多，经常遇到这样的倒霉事。一般来说，对这种破产商号，复字号很少为了债务纠纷与其打经济官司，因为，一者它既已破产，打官司也追不回款；二者复字号深谙忍让之理，可以吸引大量客户上门，此处亏一点，他处赚大钱。所以不管破产商号拿什么还债，复字号都不计较，照收不误。
中国古人说，吃亏是福。晋商深谙此道，表面吃亏，实际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晋商中的大商人，眼光长远，胸怀广阔，不计较一时的得失，而是着眼于生意的全局和长远的发展，可以说体现了“和为贵”原则的最高境界。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
对属下与他人的宽厚
孔子的学说中，有一部分思想被弟子曾参概括为“忠恕”，它的基本精神就是孔子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后儒所说的“忠恕之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他人。后来朱熹把它解释为“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
正是本着儒家忠恕的观念，晋商对待下人往往比较仁慈宽厚。这从山西人的商业书中记载做掌柜需要注意的事项中可以看出来：
◆做掌柜、大伙计不可自抬身价，而目中无人。即或东家有诸事，下等人一要图活通融，倘要不是处，亦以理而剖之，则上下欢心，无不服你，你若自己以尊贵，自夸其能，狂然自大，目中无人，行出坐坛，遣将之势，众不但不服你，还要留下唾骂，做大伙计者不得不思也。
◆用伙计者，必须安他之心，他才有心掌替你做生意，那人点能为，有点干办，你不可轻视于他，人道：可用托主而事，良禽相本而缕。
◆东家要察伙计家道盈余，他有什么心事你要代替他，替他揣磨，迎合而为，宾主相投，自然越处越厚道，可以成协力同心之家也。伙计亦有尽良心，必须贴心贴意，彼之银钱分文不染沾，与人账目银钱亦要清白，我既出乎忠心事彼，彼如不失我者也，弃暗投明矣。又道：贤臣择主而事，良禽棚木而栖。
◆东家要察伙计家道，盗之之半，余者不在乎，此欠缺者，即靠此俸赡家，尚或过支些须，你勿得有齐，慨然应允，他自有心待你，你具而应急于他，岂不是美事哉。
◆付薪俸与伙计者，必须俟那人用着银才问你，你千万不可吝，即称银与他，须得整齐些的，利那人寄回好用，该其银水者，切不可就其平戥亦不可短者，此乃至是之言也。
在封建时代，社会等级森严，主人与仆人往往地位悬殊，泾渭分明。可是晋商乔氏对待仆人却以宽厚闻名，他们不仅保证佣人吃得饱、穿得暖，还注意尊重佣人的人格。
乔在中堂用女仆只有老妈子(已婚妇女)，不用小丫环(未婚少女)。给仆人的工资较优厚，逢年过节另有赏赐，把面、肉、柴、煤等按时发送到各佣人家中。对年老在家中服务多年的佣人则养起来，愿回家的每年发给一定数额的津贴，维持其生活。佣人偶有小的过失，也不恶语相侵，更不打骂虐待。佣人家如有天灾人祸，也总是热情相帮。因此，这些佣人多能对主人尽心尽力。甚至有的佣人还代主人受刑蹲监。
可见，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主和仆之间也不像我们想象的一定有尖锐的阶级对立，主人待仆人宽厚仁义，仆人对主人也会真心感激和效劳。因为人和人交往总是遵循以心换心的原则。
晋商范世逵也是一个非常讲究仁义，心地宽仁的君子。他经商致富后，家业大兴，有良田几百亩，银两数以万计。但是世逵生性简朴，穿的衣服、用的东西、乘的车马都不奢华。而且他为人好义，喜欢救人之急。
陕西三原人陈海犯法坐监，世逵可怜他远离家乡，就出资赎他出狱。可是陈海却偷窃世逵的许多银两逃走了。人们都谴责陈海，说他是小人。世逵说：“这个人我对他有恩，他做出坏事也是因为偶然财迷心窍，等他醒悟后，还会回来‘完璧归赵’的。”果然，没多久，真的像他所说的，陈海良心发现，回来归还所偷的钱财。众人皆佩服范世逵看人的眼光。
明代有一个叫王文显(1469～1523年)的山西蒲州商人，与人交往既讲信义，也重宽恕容让，所以能赢得众人敬重。
有一个叫龙的僮仆，曾偷窃过王文显，王文显宽容了他。有一天，一帮强盗来勒索王文显，用刀逼着那个叫龙的僮仆说出王文显的藏匿之所，龙却始终没有透露。
王文显的父亲听说后，感叹地说道：“现也，利而义者也。然天固鉴者也。”古人往往把这看成天鉴报应，而王文显因为待人宽厚才得到别人的报答，确是事实。
山西的另一个商人李明性身上也能体现出这种仁德为本，重利亦重义的精神。
李明性，生于明正德元年(1506)，是明代山西曲沃的富商。李明性为人笃厚，对父母十分孝敬，与兄长相处很是和睦，与友人乡邻相处诚恳仗义。有亲友在经济上发生困难时，他常常主动给予帮助，惟恐失于照应。
向他借债的人很多，当借债人因贫困不能归还时，他经常把债券交还对方，债务一笔勾销。有的人卖给他田宅有时故意抬价，当别人把这一情况告诉他后，他也不去与卖者计较。他听说族中某人放高利贷，他就召来当面责备，并撕毁其券。所以，族中子弟都有几分怕他。
有一次，本乡一个少年偷了他的放钱小箱子，他心里知道，但是没有说出来。不久，这个少年知道事情败露，十分害怕，就连夜跑到他家认错求饶。明性只是教育他一通，劝他改过自新，也没有追究他。其他行为不好的少年听说此事后，对自己的不良行为也有所收敛。
李明性常常惋惜自己半途废学，故对子弟读书要求很严。后来，他的儿子和孙子都考中了举人。
明性为人豁达，认为事在人为，从不迷信阴阳家之说。他故去的妻子梁氏坟墓筑在给他留的墓穴之右，阴阳家看后说这对他家的后代不利。明性笑道：“子孙好坏是看他们的德行厚薄，与墓穴筑在哪里有什么干系?”他不听阴阳家之说，仍按原挖墓穴安葬了梁氏，人们都佩服他见识过人。
可以说，李明性经商取得成功，和他注重品行也是分不开的。
“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 ——《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