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那么常常想：中国人，若果是人人都带一种大憨子脾气，大家真能在他兴味上说出那衷心欲说的话语，看看我们的文艺批评情形将成什么现象！可以说者，因“礼貌”而默默，不必说的又因“礼貌”而也得吹吹：结果成了今日的样子。讲礼貌，凡事明利害，在一种全为礼貌支配下的社会情形中，一些人就自然而然成了一种中心人物了。
在另一种事业上可以证明这礼貌之不可缺者是作画的人怎么就能成名。此时中国的人欲作艺术家或文学家么？你去先把生活的艺术学成，再来动手作作你的事业吧。你能活动于某一种阶级间，这所靠的武艺并不是真的某种艺术。这年头谁要真纯艺术干吗？所谓有礼貌的世界者，乃把一切维持到一种不很忠实的“面子”下头之谓：懂怎样去使人顾全到你的“面子”，不拘欲作什么都很容易了。
看看我们近来的画家，有那个专心一意去作颜色生涯忽略了待人接物而能悠然活着下来的么？活且不让，还可以给社会同情么？
因习惯，大家似乎都学得聪明伶俐可爱，发见憨人就互相告语。憨人不太多，又似乎常常使这类君子感到寂寞了。
憎着这人这事这时代，不敢明于评论，因此便以为忘了利害去说的人是憨子，君子本色固如是矣。爱人不算是丑事，但倘若有人说到某某人可爱，这情形若为新君子所知者，更有嘲笑！这仿佛是本人如何有识而笑着的人是如何卑鄙浅陋的样子，故笑之若不足，犹可以于茶余饭后作谈助。这世界，实应在各人身上讲求趋吉避凶法子的世界，勇于自表者便是呆子，多么可笑呵！
君子的“笑”“骂”，是我在许多地方就领略过了。为这事只有痛心。然而我一面为我中国聪明人的举目皆是以为可贺。
外国人这时不正有许多在说俄国人是疯子而夸奖黄色人讲礼貌么？
一种态度
近十多年在各种刊物上最常见的是“民族精神”字样。今年又为“精神动员”。就常理说，所要准备动员的“精神”，应当就是先前一时谈及的那个“民族精神”。可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时间上有连续性，在历史上起大作用，在当前抗战明日建国两件事上且具有种种可能发挥的伟大力量，是些什么？说到它的却似乎并不多。因此民族精神这个名词，转成坚实勤俭行为，表现上好像极具体，实在很空泛。固有“精神”有些什么东西，值得发扬，恢复，光大，倒不曾提及。谈什么东西文化的，也照例抛下这个名词，不作诠注。仿佛大家都已常常提起，大家就应当早知道了。凡知道了的自然不用再说，可是看看各方面论客的持论，便可知这名词意义十分暧昧。解释民族精神伟大处较好的，还让冯友兰先生最近在《新动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那文章题名《赞中华》。就中说起中国伟大，实建筑在儒墨道诸家思想熏陶启迪上。中国人有儒家的严肃，墨家的朴实，道家的潇洒，表现人生态度或“有所为”，或“满不在乎”，所以民族永远不会灭亡。并以为两年来的抗战，军事上虽败北崩溃，政治上反而越打越进步，处处见出新机，就显明表现这伟大民族精神，如何值得重视，且因它的存在，值得乐观。冯先生话说得很好。从全面看，中华民族在儒墨道诸家思想涵育中有个光辉灿烂的明日，自不待言！惟部分观察，似乎就有点不同。我意思是我们倘若肯具体一点，试从二十五岁到五十岁左右某一部分留在后方的知识分子来观察，看看这些人于中国古代伟大思想，究竟受有多少影响？所得的结论，我们会在好感方面不免失望。我们会发现原来儒家的“刚勇有为”态度，墨家的“朴实热忱”态度，道家的“超脱潇洒”态度虽涵育于一般人中，影响于“读书系指冯友兰发表于1939年5月10日《新动向》第2卷第8期上的《赞中华（新事论之十二）》一文。
人”却不怎么多。“读书人”是个通泛名词，我这里想借用它专指现在教书读书的一部分人。这些读书人知识虽异常丰富，常因近代教育制度或社会组织，知识仅仅变成一种“求食”的工具，并不能作为“做人”的张本。“严肃”用于门户之见，与信心坚固无关。“潇洒”近似对事马虎，与思想解放无关。真影响他们支配他们爱憎取予的，差不多总是一个小小团体，一群数日不多的朋友，三五同事，七八同学，十来本书。（团结他们的有时还是一桌麻雀牌！）若说前人受家族制度拘束，现在可说受生活团体拘束。因为生活范围小，所以个人兴趣窄，公众精神和服务情感即不大发达。儒家最美丽的认真为公精神，在读书人中且有日趋萎缩之势。好些名分上应属于“公”的，这些人作起来更容易假公济“私”。这类事大致随处都可耳闻目睹，也用不着多提了。至于因老庄思想而来的满不在乎好处，读书人不免受日常吃喝起居习惯限制，看不出什么超脱飞扬意趣，易发现的，倒反是容易把生活观念粘滞在人我小小琐碎得失上，施展不开。不特行为矜持拘泥，装模作样，即想象表现于文字语言时，亦无不显得非常贫薄无味。凡此种种，多属眼前事实。社会组织与生活方式，形成这部分知识分子普遍的弱点。蕴藏于内表现于外则毫无生气，则乌烟瘴气。所以我们若承认儒墨道哲学思想，刚勇、朴实、超脱，与这个民族光辉不可分，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当前读书人中正如何缺少这种优美德性。因缺这种优美德性，所产生的病态，实在相当严重。大家应当就见得到想得起的事情从小处努力，尽可能来谋改善。假若拿笔的朋友还相信文学艺术在社会上有一点力量，新的文学艺术便可从这方面下手，表现出一个综合的新的理想，新的生存态度。这种文学艺术，即或无关于当前抗战，然而大有助于明日“建国”。有心人应当承认用这种态度来写作，似迂腐，实健康。虽易触恼当前男的女的村的俏的少数读书人，对于另外多数将来读书人，或者还有点好处。
谈沉默
近一时期来，书呆子或半书呆子，都必然有个相同的白日梦，梦到自家会从“变”中得到一个转机，明知道情形困难，总以为这依然是解决行将到来的明日更大困难应有的勇气与诚意象征。表示这点愿望或有许多方式。除用笔、用口、用行为外，还有更大多数即用“沉默”来期待。用笔的可以检查受限制，用口的或因疲累得休息，用行为的自更容易处置，或使之软化，无可奈何，或……唯有沉默，在不变中继续生长沉默。
这个多数沉默，从表面上看，也许近于消极。可是很显然，实能酝酿生长一切幻想并作否定行为准备的。它如水，在平衍土地中浸润，在沟渎中涓涓流注，然而流注所及，则粉碎磐石，使山峡刻划成千尺沉沟，它本身则柔濡平静，在风涛激荡中，所掀起的白浪，万斛广舶与坚固堤防到时亦必然失去效用。它受点热，即能融解一切不甚牢固的粘合物并能变成气体，推动机械，使无情钢铁发生有规律的动止。它太冷，将结成冰，正由于体质一变，凝固时，便依然有崩崖绝岸的作用，或冻死地面草木人畜，以及人力所培养的种种，寄托希望的具体物质和抽象观念。总之，它能生长，也能消耗，能否定，能破坏，善体国经邦者，真不能不注意及此！
在变的动力中，我们当前所见到听到的，照旧把“沉默”一群除外，为的是既非党团，又无表示，且决不曾要求这样那样，当事者总是如何安排调整用笔，用口，用行为的一部分主张愿望，而有种种不同计划。然而同样一名词，同样一口号，且很可能即同样一件事情，一个问题，解释它，运用它时，不可免到某一点，即见出龃龉，见出扞隔，见出分歧。既各有所持，各有所恃，于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才产生出来对付当前局面。问题暂且搁下，且听下回分解，等待下去，大家自然等待下去，这件事若是某茶社请刘宝全唱大鼓书，观众中少数无理取闹说：“不成，老调子得换。”刘老板以为有损大艺术家尊严时，可以说：“这事由我，不能起哄，我有权力和责任安排节目，不能由少数观众随意点戏！”于是怒而退场停演。这很自然，因为拘会习惯。既是个第一流的艺术家，应有一点对艺术尊严态度，不如此，即不成其为刘宝全。俗语虽说历史就是戏，国家事究竟和艺术不相同，大政治家也可以有大脾气，这属于“人性”，我们承认，政党中尽管有人间或不免采取不正常活动方式，这出于“现代”，我们也得承认，然而多数不声不响，沉默的一群，凡用爱国作口号的任何方面是不能不注意到的情形。他们在各种难于形容困难中挣扎，从事于各种工作，尽一个战时公民责任，眼看到这个国家近三十年的种种，寄托到这个国家内，又不能为普遍观众，无戏可看时，即抽身走路，即能走，向哪里走？还不是从学校、从机关、从工厂……走回那个凄凄惨惨的家庭？家中太太，儿女，都已饿倒了，他怎么办？他也可以狠心不管家，但不能不想到国，想到社会。为的是他们工作与国家社会荣枯不可分，要国家，爱社会，实并不下于任何集团政党。他识字，固然容易受宣传工作的影响，但也能就耳目接触为“事实”所吸引，换言之，能认识好坏是非。就中为人自尊心较强，对工作信心较深的，或者换于势拘于习，即在更困难痛苦中，也必然还能守住公民的责任防线，沉默忍受。为人不甚自重，又欲从变通中有以自见的，或尚可望在无可不可情形下，成为罗中一雀，跳跃媚悦于主人笼罩中，对年青人他还见得相当“前进”，对实力派他又像个“同志”，涉及国事弱强，则他不必分谤，有什么好处，又多少可以分润到一点剩余，如此一来，不仅无害于局面的继续，且可产生一点支持场面作用。然而还有一辈从帮会组织，社交方式，以及其他玩意儿，求得现代政治以空易空的争夺群众与立场的秘诀，因缘时会，乘时崛起的人物，他们叫喊、活动，而且随时又若都可以与极端前进或相当顽固的势力从某一点上相结合。一切现象都见出社会的分解，由分解中更容易失去拘束力或向心力……如目前情形，负责诸方面，若用意只是在对于统治下的公民容忍限度的测验，沉默的一群国人自不足着急，因为的的确确，容忍的尚能容忍，腐败堕落的也在加紧腐败堕落，还不到那个最大限度。不过一个私人债务可以延宕，一个国家的问题，却无从支吾逃避。说句公平话，中国广大土地勤俭人民实无负于国家，而近来其所以有问题，实由于负责者有些方面能力不大充足，而又缺少勇气，国家待处理的问题，得重新好好处理。假若注意点仅仅从“负隅自固”方面引起了烦恼，可以用各种方法自解。假若注意点是社会广泛普遍的沉默，从上级公务员到一个普通兵士，从第一流优秀专家，到一个单纯农民，看到他们在沉默中的忍受与挣扎，以及共同的愿望，多少会引起一点悲悯引起一点爱。会学得如此土地，如此人民，忧患所自来，不能不说是近三十年私与愚所占分量过重。且不能不说，这个习气弱点是得由有些方面坦白承认，才能用一个新的作风来代替的。一个伟大政治家之所以伟大，也即在善用这点悲悯与爱，如何图与民更始。以上虽属于个人私见，恐亦可以作为一个历史家和多数正直公民的意见。
中国人的病
国际上流行一句对中国很不好的批评：“中国人极自私”。凡属中国人民一分子，皆分担了这句话的侮辱与损害。办外交，做生意，为这句话也增加了不少麻烦，吃了许多亏！否认这句话需要勇气。因为你个人即或是个不折不扣的君子，且试看看这个国家做官的，办事的，拿笔的，开铺子作生意的，就会明白自私的现象，的确处处皆可以见到。它的存在原是事实。它是多数中国人一种共通的毛病。
一个自私的人注意权利时容易忘却义务，凡事对于他个人有点小小利益，为了攫取这点利益，就把人与人之间应有的那种谦退，牺牲，为团体谋幸福，力持正义的精神完全疏忽了。
一个自私的人照例是不会爱国的。国家弄得那么糟，同它当然大有关系。
国民自私心的扩张，有种种原因，其中极可注意的一点，恐怕还是过去的道德哲学不健全。时代变化了，支持新社会得用一个新思想。若所用的依然是那个旧东西，便得修正它，改造它。
支配中国两千年来的儒家人生哲学，它的理论可以说是完全建立于“不自私”上面。话皆说得美丽而典雅。主要意思却注重在人民“尊帝王”“信天命”，故历来为君临天下人主的法宝。末世帝王常利用它，新起帝王也利用它。然而这种哲学实在同“人性”容易发生冲突。精神上它很高尚，实用上它有问题。它指明作人的许多“义务”，却不大提及他们的“权利”。一切义务仿佛皆是必需的，权利则完全出于帝王以及天上神佛的恩惠。中国人读书，就在承认这个法则，接受这种观念。读书人虽很多，谁也就不敢那么想：“我如今作了多少事，应当得多少钱。”若当真有人那么想，这人纵不算叛逆，同疯子也只相差一间。再不然，他就是“市侩”了。在一种“帝王神仙”“臣仆信士”对立的社会组织下，国民虽容易统治，同时就失去了它的创造性与独立性。平时看不出它的坏处，一到内忧外患逼来，国家政治组织不健全，空洞教训束缚不住人心时，国民道德便自然会堕落起来，亡国以前各人分途努力促成亡国的趋势，亡国以后又老老实实同作新朝的顺民。历史上作国民的既只有义务，以尽义务引起帝王鬼神注意，藉此获取天禄与人爵。迨到那个能够荣辱人类的偶像权威倒下，鬼神迷信又渐归消灭的今日，自我意识初次得到抬头的机会，“不知国家，只顾自己”，岂不是当然的结果？
目前注意这个现象的很有些人。或悲观消极，念佛诵经了此残生。或奋笔挥毫，痛骂国民不知爱国。念佛诵经的工作不用提，奋笔挥毫的行为，其实又何补于世？不让作国民的感觉“国”是他们自己的，不让他们明白一个“人”活下来有多少权利，——不让他们了解爱国也是权利！思想家与统治者，只责备年轻人，困辱年轻人，俨然还希望无饭吃的因为怕雷打就不偷人东西，还以为一本孝经就可以治理天下，在上者那么糊涂，国家从哪里可望好起？
事实上国民毛病在旧观念不能应付新世界，因此一团糟。目前最需要的，还是应当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各方面共同努力，用一种新方法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需的新观念。使人人乐于为国家尽义务，且使每人皆可以有机会得到一个“人”的各种权利。合于“人权”的自私心扩张，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它实在是一切现代文明的种子。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能“自由思索，自由研究，自由创造”，自然比一个国家多数国民皆“蠢如鹿豕，愚妄迷信，毫无知识”靠君王恩赏神佛保佑过日子有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