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为生
一种前所未有的职业
张爱玲毕业后没有外出寻找工作，而是理所当然也不容置疑地选择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职业，一种划时代的职业，一种里程碑式的职业——如果要给它起个名，这便是：自由作家。用现在的眼光来说，也可以说是自由撰稿人。
一个时代的影子总是清晰地反映在人们的谋生方式中，比如古代的采诗官——每天的工作就是深入偏远乡村，摇着铃铛请人们出来吟唱歌谣，这是一份相当浪漫的职业，走村串乡不是为了贩卖小商品，而是收集歌谣。他往村口老槐树下的大石碾上那么潇洒地盘腿一坐，将手中铜铃叮叮当当那么一摇，男女老少会冒出一大帮，然后有人就会为了几文小钱唱上几首歌谣，被采诗官们记录到麻纸上，最后被带入宫中。这一份职业后来失传了，也可以说被淘汰了——据说《诗经》就是采诗官的劳动成果。比如张爱玲时代老上海有一种职业：粪霸——粪便在城市是无用的废物，在农耕时代的乡村，它被称为宝。粪霸控制着城市的粪便收集，张爱玲笔下的“黎明时的粪车”来收粪，每户人家每月收费2角。粪霸收集粪便后再兑水，然后以每车2元的价格装船卖到乡下，两头都盈利，这是暴利行业，大多为杜月笙、黄金荣等流氓大亨所垄断。同样，随着抽水马桶和下水管道等现代文明的市政建设，“粪霸”这样的职业便失去生存土壤，消失了。而像张爱玲这样以自由写作为生的全新的职业文人开始出现，它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现代文明，一个全新的世界，正在专制而愚昧的中国人面前徐徐拉开帷幕。
像张爱玲这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她去外面很难找到工作。当然她有文化，可以去公司做职员、去学校做老师，但是从她孤芳自赏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个性看，她到一个单位也绝对难以立足。她最好的最合适的职业，就是写作。当然，对于一个喜爱写作的人来说，能有闲情逸致自由自在地写作，那是多么幸福的事——首先它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所以从古到今，凡搞写作的文人大多清贫，因为以文为生很难给他带来富足，游山玩水、吟春悲秋，几首小诗、几篇短文，那是朋友间用来唱和的，是不可能带来利润的。当然也有“润笔费”之说，那只是少数人的特例，因为从社会层面上讲，没有机制让一种“卖文为生”的行为成为生活常态，所以也没有文化人想过以这种方式来谋生，他们大多奔仕途而去，落第之后便成为草民，渐渐泯灭于草莽。
但是到了老上海这个全新的时代，以文谋生则成为可能，这背景是一个高度发达体例完备的现代意义上的大都会，它在中国的长江入海口海市蜃楼般地崛起。在数千年梦魇中生活得太久的中国人，眼睛已经完全适应了黑暗，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像一缸老酱，将中国无数颗鲜活的心灵腌渍成老酱瓜。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中国人敬神祭祖的火药，轰开了那扇关闭太久的沉重国门，太平洋上的浩荡飓风呼啸而至——是民族的屈辱，也是再生的动力，是两种文化的嫁接，也是两种文明的交媾，仿佛天雷勾动地火，这一切就发生在脚下这片上海滩上。于是，宽敞马路开出来了，摩天大楼造起来了，中国人完全陌生的现代文明全方位地像海啸般扑来：电灯与电话、洋房与沙发、雪茄与香水、明星与舞女、爱司头与高跟鞋、百乐门与爵士乐、霓虹灯与留声机、跑马场与电影院、狐步舞与威士忌、时装剧与夏时制、电梯公寓和《大美晚报》、印度仆人和法国厨子、茅盾的《子夜》和鲁迅的杂文、好莱坞电影和巴黎流行色、勃朗宁手枪和法兰绒猎装、雪铁龙汽车和章回体小说、美女月份牌和美丽牌香烟、分红式保险和助学式贷款——面对这样一个五彩缤纷的全新时代，千奇百怪的新兴职业自然应运而生，张爱玲的自由写作只是其中之一。在这一份职业背后，是一个由现代科技所构成的阅读世界：世界上最先进的印刷技术，成千上万家报纸杂志，完备的邮政发行系统，大量的有知识储备的读者群体——当然，科技只是一种媒介，潜在的是民众巨大的阅读需求。因为置身这样的文明世界，对知识的需求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阅读兴趣，巨大的潜在市场诱惑着资金的投入，使得书报出版以一种空前膨胀的态势出现在上海滩，并将它从一个傍海的闭塞的农耕小城推向一个现代的、包容的国际大都会，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有史以来中国第一代自由撰稿人才应运而生——万事万物都是应运而生，而一旦逆运，便不可能出现、发生，这是天地定律。自然而然的，张爱玲适时地出现了，如同一弯新月，高高地悬挂在老上海的夜空——
第一代畅销书作家
中国第一代自由撰稿人在老上海出现，第一代畅销书作家也是在老上海出现，我手头没有资料证明张爱玲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自由撰稿人或第一位畅销书作家，但她起码置身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自由作家和畅销书作家——张爱玲们的出现，标志着古老的中国进入了全新的现代文明阶段，张爱玲所折射出的意义有时候要大于她的作品本身。石康说：“张爱玲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张爱玲是伟大的女性么？如果从这一角度来说，为什么她不是？以写作为生，以版税为生——她吃的就是第一只螃蟹。
印刷术很早就在中国出现，明清小说话本也早已在民间流通，但那多半是一些有闲阶层吃饱了撑得慌的活儿，写小说、搞戏班，收藏古书、设计园林——是他们喜爱的活儿。那个时候不可能出现畅销书作家，社会封闭如枯井，一本线装书、毛边书贵比黄金。再说羊肠小道山高路远，一辆牛拉破车吱吱呀呀，这都不可能催生一种畅销书业。更何况知识的垄断让读书成为极少数富家子弟的专利，遍地文盲让知识传播只存在于少数特权阶层。
老上海在大海之滨长江尽头崛起，如同一座灯塔，一个现代文明的都市，它显着的标志就是文化的普及，大量的公司职员、产业工人乃至众多市民，全都是文化群体，紧张工作之余，阅读是他们消遣的主要方式，大量为市民写作的作家便应运而生——他们主要为遍地开花的市民类小报写连载小说，很多怀抱梦想的各地文学青年纷纷如过江之鲫般进入北平、上海等浮华都市，如沈从文、张恨水等。沈从文初到北京很苦，租住在一个冷如冰窖的小屋子里，常常饭都没得吃，到慈善院偷几个包子，到图书馆蹭点白开水喝。他在上海亭子间卖文为生时，因为愁着下个月的生活费，一写就是一个通宵，写到鼻血大流也不能停歇。张恨水也在老上海居住过很多年，做过编辑，写过连载小说——和沈从文不同的是，他绝对是畅销书作家，甚至许多报纸就以他的连载小说作为卖点，多的时候他一天为七家报纸写连载，甚至有印刷工人连夜守在他家屋外等候，稿子一完工，马上接了就往印刷厂赶。次日一早，这些散发油墨香的报纸就出现在市民餐桌上。
张爱玲和张恨水一样是畅销书作家，她的《流言》和《传奇》当年在上海滩风行一时，据说小说集《传奇》上市仅四天就销售一空，工厂里工人只好连夜赶印。当时印刷图片的机器还用脚踏，无数工人拼命踩踏，脚都踏肿了。张爱玲看到满大街书店报摊上全是她的《传奇》，得意得飘飘欲仙，忍不住自己也跑到书摊上买一本，然后装作无意的样子问：“这本书卖得还好吗？”当年与她一样齐名的还有女作家苏青，苏青也是一个独立的女性，某次伸手找丈夫要钱家用时，丈夫抬手就给了她一巴掌：“你也是有文化的人，为什么你不能挣钱养活你自己？”苏青被逼无奈走上职业女性的道路——其实这份职业就是和张爱玲一样做职业作家，靠稿费为生。苏青出版过畅销书《结婚十年》，大量的性描写让无数读者趋之若鹜，这给苏青带来了滚滚财源。有一年过年，苏青手头拮据，怎么办？看到家中仍存有一批《结婚十年》，本来是作留存用的，手头没钱过年，便卖书。她当即叫来一辆黄包车，装了一车书送往大街小巷各处书报摊。当时正值雪后，天冷路滑，黄包车翻倒，“书又掉下来了，《结婚十年》龙凤帖式的封面纷纷滚在雪地里，真是一幅上品的图画。”这是她自己事后的回忆，尽管非常不易，但是职业作家就是靠一支笔养活着自己甚至孩子——而这些职业作家竟然都是女性，这就更加了不起。女人靠自己吃饭应当自豪，尽管有时候想起来有点心酸。苏青曾说：“我家里的钉子每一根都是自己钉的，可这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
1952年，张爱玲如黄鹤一般离开上海，政体的改变让自由作家绝迹了。一直到1980年代，社会开始逐步开放，一股老上海元气才慢慢得以贯通。这股强大气脉最终在上海新一代职业作家卫慧、棉棉身上复活，这样的时代开始接近老上海时代，尽管差距仍然很大，毕竟慢慢接近了接通了，所以卫慧与棉棉就成了新一代的张爱玲与苏青。
在时代的夹缝中
印刷技术的突飞猛进让我们告别农耕与蒙昧，进入一种神奇而文明的美丽新世界——老上海就是这“美丽新世界”给中国人品尝的一个甜头，一种念想。生活在老上海的人们是有福的，当然这里仅仅是指在文化阅读方面。那是一个崇尚阅读的时代，也是一个全民阅读刚刚来临的时代，人们在惊喜之余贪婪地阅读着，沉浸在一种新奇的快乐体验中。
在老上海时代，几乎只要是有文化的家庭，订阅报纸杂志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情，这在从前的中国是不可想象也是不可思议的。张爱玲和母亲抢着读老舍的连载小说《二马》，连坐马桶的时间也不肯错过，一边读，一边坐在马桶上咕咕笑。张爱玲急得不得了，就守在卫生间门前，也跟着笑，知道母亲是读到精彩段落了。她和她的那些表姐表妹们一见面就骂一个连载作家，因为他的小说实在太烂，但是一边骂一边读，否则昏昏沉沉的午后，那些漫漫无涯的光阴该如何打发？张爱玲在阅读了大量书籍报刊之后，很自然地就提笔写作，她想要她的文字也能成为书籍报刊被广泛大量地印刷。
现代文明进入中国是以“丧权辱国”为代价的，是以《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切入点的，中国人委曲求全忍气吞声，无可奈何地开出一条门缝让上海人称为小赤佬的洋鬼子进入。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条件，上海成为一个所谓的“孤岛”，“孤岛”的畸形繁荣让它成为后世中国人不可磨灭的摩登影像，张爱玲的霓裳倩影就在这一片华丽缤纷中闪亮登场——这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时刻”，也可以说它是最为平常的一个年代，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要我说来，张爱玲在香港出版的小说《秧歌》封面所有的年代都是特殊的，没有哪一个年代与另一个年代雷同，事实上每一代人都生活在时代的夹缝中。柯灵先生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点什么，当然毫不计较。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柯灵的分析很有道理，如果张爱玲早出道几年，也未必成为张爱玲，1930年代的文人龙腾虎跃龙飞凤舞，一个文学新人很难出现，即便出现，也难有一枝独秀的风采。而如果晚出生呢？上海已经解放，像张爱玲这样的遗老遗少根本就是扫进垃圾堆的货色，所以时代就给了张爱玲两三年时间，让她像一根豆芽在时代的夹缝中生长，就像她自己在《倾城之恋》中写的：“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他，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朝代的更迭、上海的陷落就这样成全了她，也造就了她的传奇。
张爱玲的传奇并没有延续下去，来到美国后，一度她也想东山再起，像从中国来到美国从事写作声名鹊起的大家林语堂那样，能写出轰传一时的名作《苏东坡》或《京华烟云》。她也曾努力过，写过反映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甚至为了写一部《少帅》跑去台湾采访，信心十足地要将它打造成《传奇》或《流言》式的畅销书。但是美好的梦想终究没有变成现实，随着赖雅一次一次中风，她甚至连最起码的采访都没有完成，放下手头的一切，一心一意照顾病中的赖雅。赖雅去世后的20年，她彻底告别世俗离群索居，过起了隐居生活，一贫如洗两袖清风——在那个遥远的国度，在那个东西方文化形成的“夹缝”里，她像一片飘零的叶子，只有等待枯蒌。她的一生一直苟延残喘地生活在时代的夹缝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时代的夹缝中。
爱情至上
易卜生的娜拉要出走
经济上的独立必然带来人格上的独立，或者说为谋求经济上的独立而苦心经营，其实就是为了人格上的平等与独立，这是作为一个现代人必有的意识或共识。社会的开放与包容，文化的繁荣与技术的进步，给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一代女性从身体到心灵的大梦初醒，便是从老上海这一代女人开始。所以我们看到1930年代，当深山里的女人像牲畜一样被任意买卖时，老上海的女人们却信奉爱情至上，稍不满意便像娜拉一样离家出走——在她们眼里，男人与女人是平等的，就像多年以后女诗人舒婷所吟咏的那样：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根，紧握在地下，
叶，相触在云里——
晚年的张茂渊与李开第在一起
女人的自立与自强便引发全身心的大解放，封闭了几千年的女人，从来都是男人的附庸，只有到了老上海这一代，才作为独立的人站在男人面前，用舒婷的话说，便是“作为一种树的形象与你站在一起”，能以“树的形象”站立在男人面前，站立在家庭之间，与老上海提供的文化氛围密切相关。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包括话剧，都在全方位地影响改变着人们根深蒂固的婚姻观念。当时有一部话剧叫《娜拉》，是易卜生的名剧，写一个女人从家庭出走的故事，这个相当有代表性的女人形象深得中国观众认同，此剧在上海演出轰动一时，并由此流传开来，很多二三线城市也纷纷上演文明戏《娜拉》。上海版的《娜拉》便是由江青主演。当然，她那时还叫蓝苹，是一个刚刚从青岛来上海不久的女生，也是一个从婚姻围城中出走的“娜拉”。可能正是有这份生活体验与内心渴望，所以蓝苹才将娜拉的形象演绎得栩栩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