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人王安1944年留学美国，1948年获哈佛大学应用物理学博士学位。1951年，30岁的王安发现磁场振动的原理可以应用在电脑中以贮存资料，利用这一原理，他发明了一种名叫“磁性脉冲控制仪”的初级计算机组件。这是一项重大发明，它使电脑的体积大大缩小，为今天的微电脑奠定了基础，从此王安在美国工业界名声大振。不久，王安将另一项重要发明“磁线记忆圈”的专利权卖给了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这项专利，为王安带来了50万美元的巨额收入。王安决定，以这笔钱为资本，自己开公司。于是，他离开哈佛大学，在波士顿市南郊他的私房里创办了电脑公司王安实验室。最初，实验室里只有王安一个人，他既是老板也是自己的伙计，第二年，他才雇用了一个每星期工作20小时的助手。
王安实验室创办的第一年，即盈利15000美元。随着业务的发展和资金的积累，王安于1964年，在离波士顿不远的杜恩泊市郊购地80余亩，建立了新厂。同年，他的“案头电子计算机”发明成功，立即轰动市场。由于企业的发展速度奇快，企业需要扩大规模，于是王安公开发行股票，以筹集企业发展所需资金。1967年，王安公司股票上市，股票的发行出乎意料的好，压倒了许多有名望的大企业和大公司，在证券市场上掀起了一阵空前的抢购狂潮。结果是，王安公司的资产价值在数日内达到了7900万美元，而拥有全部股份64％的王安，转眼间就成了拥有5000万美元的巨富。
可是，独资的王安实验室在改造为股份制的王安公司后，王安的管理和经营并没有向协同作战的方向改变，他仍然保持着单个人闯天下的经营方略。于是，王安公司在兴旺一阵后，迅速衰落，进入90年代，王安公司在美国电脑界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了。
釜安的发明创造和实验室都是单个人的事业，总的说来，规模狭小，经营重视的范围非常有限。可是，当王安实验室改造为股份公司后，王安公司就已经不再是单个人的事业了，王安公司是属于与人合伙的事业。但王安通过控股的方式实现了单个人的权力需求，却没有能使这个合伙的事业继续壮大，王安个人的事业也没有能因此而发达。王安试图以自己单个人的力量支撑起王安公司的发展，大有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气势，其勇可嘉，其志可喜。可是，规律是不可违背的，单个人的力量终有限度，因此王安公司就只有衰落的命运了。
同样是电脑公司，时代电脑公司的创建者周强在选择合伙时机上是相当成功的。
周强大学毕业后在机关里工作了三年，他发现自己在大学里学的计算机知识在工作上派不上用场，而自己又特别喜欢电脑设计。于是，有一天他决定下海办电脑公司，开发软件。周强创业是独立起步的，只有一万元的资本。经过两年的努力，周强的“摇滚”音乐软件受到了市场的巨大欢迎，他很快积累起了近百万元的资产。
但周强并不就此满足。他深知在电脑市场上，一步落后，就会败下阵来，因为一种软件上市后，盗版制品就会大肆泛滥，使正版制品受到巨大冲击。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决定扩大规模，更深层次开发“摇滚”系列软件。但是他尽其所有也凑不足所需资金。于是，他找到他的合伙人谢森。谢森是周强的大学同学，也是学电子的。他加盟公司后不仅给周强带来了资金，更重要的是给周强带来了经营观念：“电脑产业的灵魂是速度和服务”。周强接受了这一观点。在两个人共同配合和努力下，时代公司的资产上升到百万以上。他们不仅经营原有的“摇滚”系列，也经营财务、网络等方面的软件。仅仅过了一年时间，他们又找了一个合伙人，投资生产RCD机，沿用“摇滚”商标，并把公司改组成了股份制，很快获得了巨大成功。
正反两个例子已经使合伙时机选择的重要性昭然若揭。任何人在考虑合伙经营的时候都不能不考虑时机的问题。“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走错一步很可能会遗憾终生。
合伙人及合伙时机的选择固然重要，一旦合伙以后，合伙人之间的相处，保持恰当的合伙关系就成了当务之急。如果合伙人之间矛盾重重，各怀私心，不能坦诚相见，必然会使企业停滞不前，直至走向灭亡。就像风雨中的小船，如果船员之间缺乏应有的配合，各自为政，必然逃脱不了船倾人亡的命运。“情利分明，账目清好弟兄。”只有把“钱财账”和“人情账”分清，才能使合伙人相互团结，最大限度地发挥合伙企业的作用。
实例二：多练几套变钱大法
胡雪岩之所以信心十足，是因为他此时心中已有了自己的“成算”，这“成算”也就是所谓“借鸡生蛋”。所谓“借鸡生蛋”，就是拿了别人的银子，来做自己的生意。此时的胡雪岩想到了两条“借鸡生蛋”的方法。
胡雪岩经商，总是有一套非常实用的“变钱术”，不妨一看：
胡雪岩一开始就要办自己的钱庄，至少需要五万银子。
但是，此时的胡雪岩真正是身无分文。当初他做信和钱庄专管外出收账的“跑街”时，擅自做主，用自己收回来的一笔五百两银子的“死账”，资助王有龄进京捐官，把自己的饭碗都给砸了。同行同业虽然知道他聪明勤快，的确是一把钱庄好手，但擅自挪用钱庄的银子款子，在规矩极严的钱庄业是最为忌讳的，如此恶名一出，也就等于被开出此一行当，因而各家钱庄也都不敢雇用他，最后落得只能靠给人打零工糊口的地步。到他要自己开钱庄的时候，虽然王有龄已回浙江任海运局坐办，但除了让胡雪岩有了一点极其微弱的官场势力之外，银钱方面不仅没有办法帮他多少，事实上此时胡雪岩还要设法为王有龄筹措海运局漕米解运等公事运作所需的经费。
不管怎样，胡雪岩仍然要把自己的钱庄开起来。在他看来，眼前只要弄几千银子，先把场面撑起来，钱庄的本钱，不成问题。
一种方法是借用信和钱庄垫支给浙江海运局支付漕米的二十万银子。王有龄一上任，就遇到了解运漕米的麻烦，要顺利完成这一桩公事，需要二十万银子。胡雪岩与王有龄商议，建议让信和先垫支这二十万，由自己去和信和相商。
向海运局贷款，这在信和自然也是求之不得的。一来王有龄回到杭州，为胡雪岩洗刷了名声，信和“大伙”张胖子正巴结着胡雪岩，二来信和也正希望与海运局接上关系，这一方面是因为浙江海运局主管浙江漕米转运，是粮账公款使用的大户。清初沿袭明代旧例，南粮北运仍以京杭大运河河运为主，称为“漕运”。全漕之时，沿大运河北上的运粮船九十余帮，总数达四千六百余艘。到乾隆年间，运河淤积日益严重，加之漕弊也日趋严重，需要北运京城的粮食，每年都无法按期保质地完成，于是朝廷开始着手改漕运为海运。江浙漕粮改为海运，也就是将苏、松、太地区征收的漕粮交由海运局运往上海，然后由海道运往天津。由此，海运局也就接替了原来由各省粮道料理的漕运事宜。浙江每年要向京城供漕粮和专门用于二品以上官员俸禄和宫廷使用的白粳、白糯近百万石，全由海运局承运。对于信和钱庄来说，能为海运局代理公款往来，自然必有大赚。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海运局是官方机构，能够代理海运局公款汇划，在上海的同行中必然会被刮目相看。声誉信用就是票号钱庄的资本，某一笔生意能不能赚钱倒在其次了。有这两条，向信和商议借款，自然是一谈就成。本来海运局借支这二十万只是短期应急，但胡雪岩要办成长期，他预备移花接木，借信和的本钱，开自己的钱庄。
胡雪岩“借鸡生蛋”的第二种方法，则是一个更加长远的方法，那就是借助王有龄在浙江官场逐渐加强的势力，代理公库。胡雪岩料定王有龄不会长期待在浙江海运局坐办的位置上，一定会外放州县。各级政府机构之间自然有钱税征收、灾害赈济等各种名目的公款往来，比如各州县每年征收的钱粮，都必须在一定期限内解往省城即藩库。公款往来自然要有代理，胡雪岩未雨绸缪，要先一步将钱庄办起来，到时候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代理王有龄所任州县的公库。按照惯例，道库、县库公款往来不必计付利息，而款人钱庄，只要不误解送期限，自然也就可由钱庄自由支配。州县公款往来自然决不会是小数，大笔的款项，汇划到账的时限之内周转那么一次两次，就可以赚来大笔的利润。这等于白借公家的银子开自己的钱庄。他把自己的钱庄先开起来，现在虽然大体只是一个空架子，但一旦王有龄外放州县，州县公库一定由自己的钱庄来代理，那时解省公款源源而来，空的也就变成了实的。
就这样，胡雪岩先借王有龄的关系，从海运局公款中挪借了五千银子，在与王有龄商量开钱庄事宜的第二天，就着手延揽人才，租买铺面，把自己的钱庄轰轰烈烈地开起来了。
胡雪岩的经商要诀之一是，在许多时候，在不损害别人利益的前提下，玩一下变戏法，是许多从商者必须具备的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