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过去了，王谈已长成一个壮壮实实的18岁的小伙子。他悄悄买了一把制作精良、锋利无比的铁锸。一个种田的农民时常带着铁锸下地干活，这是十分自然的事，别人也没有特别留意。他早就熟知窦度出门经常坐船，而村东的大桥下是必经之地。他想，这地方比较偏僻，行人稀少。桥离水面不高，倘若趁仇人的小船通过桥洞之时，自己伏在桥上行事，居高临下，比较容易成功。他决定就这么干。
一天，他计算窦度快要回来之时，就躲进小河边的草丛中。远远果然望见窦度的船划过来了，他迅速跃上桥去，待船头刚一露出桥洞，瞄准窦度的头部，用尽平生力气将锸劈下，不偏不倚正中头顶。窦度几乎连喊叫都未出口，就倒在血泊之中，即刻毙命。
筹划8年，等待8年，大仇得报，王谈心中郁积多年的恶气出尽，他丝毫没有恐惧之感，如释重负般地拿着凶器，径直前往县城投案自首。
当时的吴兴太守孔严，出身会稽郡的名门望族，善于治理地方，颇得士民称颂。他管理百姓，尤其重视表彰忠孝。如余杭有个妇人，在大饥荒之年，卖掉自己的儿子，以养活丈夫的哥哥的儿子。又如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子都怀有身孕，弟弟远行尚未回家，本地遭逢荒年，势必不能保全两个孩子，兄嫂就抛弃自己的儿子而养活弟弟的儿子。孔太守对这类舍己为人的精神，都全力提倡和加以表扬。当王谈报仇杀人的案子送到郡里以后，孔太守审问几次，就被王谈小小年纪，立志复仇，苦待八年，终于成功的事迹感动了。他以为王谈不仅不是杀人凶犯，而是一个尊亲孝勇的血性君子。他即刻将王谈的孝勇事迹上报朝廷，为他请求宽宥，并得到了允准。
王谈对于孔严太守的宽宥和表彰，也深受感激。不久，孔严因病辞官回籍，病逝。他的三个儿子也在孙恩之乱中被杀。这时，王谈不忘旧恩，他移居会稽，为孔严父子修理坟墓，尽心尽力，当时人都盛赞他的高义。后来的吴兴太守孔，根据王谈的孝义行为，举他为孝廉。
《晋书·孝友传》
羊聃自寻绝路
泰山南城的羊氏，自羊祜之后，成了司马氏晋朝的达官贵戚。可到了东晋初年的羊聃，已是一代不如一代了。羊聃从小不好学，清楚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既凡庸鄙俗、而又养尊处优、飞扬跋扈的贵家子弟。当时有所谓“四伯”之称，人们以之比拟古代的“四凶”。这“四伯”就是：大鸿胪江泉，以能吃闻名，叫“谷伯”；豫章太守史畴，出奇的肥胖，叫“笨伯”；散骑郎张嶷，为人狡猾机诈，称“猾伯”；羊聃以狼戾凶狠。称“琐伯”。由此可见他的人品以及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了。
虽然羊聃平庸暴虐，但由于他出身名门望族，依然有官可做，并能轻而易举地就当了庐陵太守。当官以后，他那刚猛暴虐的脾气不仅没有改变，而且依仗他的姑奶奶是晋武帝司马炎的皇后，叔祖羊祜是开国大功臣，更加骄横恣肆。谁要对他有点嫌隙，就一定会遭到他的猛烈的报复，轻则惩罚摧辱，重则致之死地。
当时有个叫简良的人，不知怎么犯在他手里，他怀疑简良等人是强盗，可又没有抓住证据，却不经过调查审讯，马上捕杀二百多人，连婴孩也不放过。另外，又髡锁、徒谪一百多人。他的这一暴行激起了上下的公愤，征西将军庾亮只得将他逮捕，押送京师，详列其暴政向皇帝奏明。司法部门议罪后奏称，羊聃罪大恶极。按国家法律，应当弃市，但考虑到他是景献皇后的侄孙，请依“八议”中的“议亲”之条，予以宽宥。
成帝拿着请求宽恕羊聃的奏章说：“羊聃身为一个太守，却滥杀那么多无辜平民，这样的事，古往今来几曾见过?他可以宽宥，还有什么不可以宽宥的?象他这样的人，还谈得上什么‘八议’不‘八议’!姑念他是皇亲，不忍将他在市曹正法，让他在监狱里自尽吧!”
羊聃犯了重罪，引起了他的亲属的惶恐。他的哥哥的儿子羊贲，是明帝的女儿南郡公主的驸马,由于家族出了这样的重案,他上表请求解除婚姻。成帝对羊贲说：“有罪不相牵连，这是古今一贯的通则。羊聃犯了死罪，这与你当侄儿的羊贲有什么关系呢?你居然吓得要解除与公主的婚姻，这个请求不能准许。”
接着又有琅邪王太妃山氏亲自来到宫中叩见成帝，为她的舅舅羊聃恳求宽恕。琅邪王是成帝父亲明帝惟一的同母弟，已经去世十多年了。王妃山氏青年孀居，她既是羊聃的外甥女，也是成帝的亲婶婶。尤其重要的是，她曾抚育过幼小时的成帝，感情如同母子。她出面来替羊聃求情，成帝就不好说什么了。丞相王导只得对成帝说：“羊聃罪大恶极，不容宽恕，本当处以极刑。但山太妃顾念亲情，已经寝食不安，忧伤成病，这不能不慎重考虑。况且陛下曾经身受太妃抚育之恩，她的请求理应得到满足。”成帝也只好下诏说：“太妃的舅父，只剩羊聃一人，为了替他求情，出言哽咽，以至泣血，意切情深，痛彻骨髓。回忆朕幼年遭逢艰难之际，深蒙太妃抚育之恩。直与慈亲无异。倘若太妃难以忍受刺激，以致不测之变，朕的颜面将置于何地?如今之计，只有宽恕羊聃生命，以慰太妃的甥舅之情。”
就这样，羊聃被削职为民。但此时的羊聃早已惊吓成病，精神恍惚，经常看见简良等人前来索命，出狱不几日，就在极度痛苦中一命呜呼。
《晋书·羊曼传》
范坚维护国家法制
东晋成帝时，朝廷执掌司法的廷尉奏道，殿中有个长史叫邵广，盗窃了公库里的帐幔三张，约合布三十匹。被查获后，经法司审理，以为应当处以极刑。
邵广有两个儿子，大的叫鄙宗，13岁；小的叫邵云，11岁。这两个孩子十分孝顺，不忍父亲被杀，就手举黄幡，到朝堂击响“登闻鼓”，向官府乞求法外开恩，宁愿自己没身为小官奴，以赎取父亲的活命。
两个孩子的请求能否准允呢?政府官员进行了讨论。尚书郎朱暎认为，天下作父母的，有儿子的多，没有儿子的少，倘若这种替父顶罪的办法行开了，逐渐就会成为惯例或制度。如此一来，一些人犯了罪，又恐怕承受死刑的惩处，都让儿子去顶罪赎命，那么，国家的法制不就废驰了吗?牺牲了孩子，犯罪现象也制止不了，不能开这样一个门路。尚书右丞范坚，赞同朱暎的议论。
可是主持这一案件审理的部门，最后还是提出，将邵广判为钳徒(以铁束颈而为徒隶的囚犯)，两个儿子没入官中，这样既足以惩治罪犯，又能使百姓明白父子间的天伦关系，知道圣朝提倡仁孝、施恩于孝。因此，可以作为特例，将邵广的死罪减为五岁刑，两个儿子交付奚官为奴，可这种办法不作为可以援用的先例和永久制度。
范坚上疏反驳这种主张，他说：“自从远古淳朴的民风消失以后，就产生了刑罚惩治的制度。刑罚的使用，不止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少用甚至不用刑罚；死刑的判处，不止是为了杀人，而更重要的是为了少用甚至不用死刑。尽管国家有时也下令施恩赦罪，宽大处理，据情议狱，减缓死刑，可却没有因为一点小小的恻隐之心，就轻易取消典刑的。而且，这次既然允许了邵宗、邵云的请求，宽免了他们父亲的死刑，倘若以后出现与此类似的情况，但儿子没有提出舍己赎父要求的，这将置他们于何地呢?他们岂不会被人们视为没有人伦孝顺之心的禽兽了吗?主持这一案件的官员说，他们的主张是特意允许邵宗、邵云的请求，而不将这一处理办法订为永久制度。臣以为国家的方针制度，关系重大，些小之事尚且要谨慎对待，何况是国家法制，这是不能率易行事的。现在之所以宽宥邵广，是由于他的儿子的孝心感人，可是天下人都有爱父爱母之心，谁又比邵宗、邵云差呢?今天你既然允准了邵家兄弟的请求，倘若将来有人继起仿效，你准不准呢?难道后继者就不是陛下的百姓吗?难道他们就没有孝顺父母的诚心吗?所以。所谓‘特意允许’之说。不会有什么益处；而‘下不为例’必然会引起无穷的怨忿。这一处理办法，臣以为是施舍一个小小的恩典于今天，却留下千千万万的怨忿于以后，实在不可取。”成帝最终听从了范坚的意见，断然处死了邵广。
《晋书·范汪传》
庾纯怒斥贾充
西晋初年，贾充为司空、侍中、尚书令、车骑将军，总揽军政大权。但此人专以谄媚取容，依附司马氏得宠，为当时许多较为刚直守正的人视为奸佞。河南尹、关内侯庾纯，就是一个鄙视贾充的人。
贾充有一次宴请朝官，庾纯亦在被邀之列，但到得很晚，贾充说：“阁下平日走在别人前面，今天怎么落后了?”庾纯冷冷地说：“早起有个市井小无赖犯法的事缠身，因此来迟了。”这是讥刺贾充的话，因为据说贾充的先人曾是一个市井小民。庾纯这样说，是射出了一支冷箭。贾充心里清楚，嘴里不好说什么，心里已是怒火中烧。
一会儿，轮到庾纯敬酒，敬到贾充面前，贾充也有意顾左右而言他，不肯接饮。庾纯放下酒杯，指着贾充说道：“长者敬酒，你怎么敢这般无理!”贾充看了对方一眼，极其藐视地反唇相讥：“父亲老了，你贪恋荣禄，不回家奉养，还有什么脸面在这里说话!”庾纯大怒，骂了起来：“贾充!天下骚乱不安，都是你这祸国殃民之辈造成的!”贾充自认为位高望重，被庾纯指名道姓的指斥，也忍不住了，反问道：“我贾充辅助两代皇帝。荡平巴蜀等地，有什么罪过使得天下不安?”庾纯说：“高贵乡公哪里去了?”高贵乡公曹髦为了抵制司马氏篡权，奋起决斗，是贾充指使成济将他杀死。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历史问题，所以在座各官一听揭到这个老底，吓得连酒也吃不下去了。贾充的左右就想上前捉拿庾纯，幸亏被一些官员拦住，庾纯才得以离席而去。
贾充被骂，既惭愧，又恼恨，马上上表解职。当然是为了要挟晋武帝出面惩治庾纯。庾纯明白闯了大祸，也有些怕了，也主动上表辞官自劾，说自己饮酒过多，指名骂座,以下犯上，违犯法纪，请求免官、削爵、议罪。晋武帝为了安慰贾充，马上将庾纯免职，又命朝臣对庾纯父亲年老，不请求回家奉养一事，根据礼制和法典，议论其是非罪责。
太傅何曾、太尉荀岂页、骠骑将军齐王攸议论说：“凡是断定是非曲直，应当依据礼律。礼制规定，父亲年龄至80，身边得有一个儿子不能从政；至90，全家不得从政。查庾纯的父亲今年81岁。他六个儿子，有三个在家侍奉，因此庾父身边不缺儿子奉养。据此，庾纯不请求归家侍父，没有违背礼律的地方。司空贾充鉴于庾纯位居卿尹，期望他在孝义方面应当比普通人有更高要求，也是应该的。而庾纯酒醉荒唐。放肆愤怒，理应受到讥贬。”
司徒西曹掾刘斌、河南功曹史庞札等，也以为庾纯出仕不违礼法，无必归之理。他们还指出古今有不少父亲年老在家而儿子在外做官的例子，不能用另一种法理对待庾纯。
最后，晋武帝下诏，认为齐王攸、刘斌等人的议论在理。并说，当时免庾纯的官，是责备他酒醉误事，以为将来的醉戒。还特意指出，当时贾充也醉了，如其不醉，是不会在百客宴集之时，指斥庾纯不去官供养。又升任庾纯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
《晋书·庾纯传》
苻融究事断案
五胡十六国中的前秦，是氐族所建立的政权。符坚为帝时，统一了北方，是十六国中最强盛的国家。苻坚有个兄弟叫苻融，是他的得力助手，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人物。史书记载说苻融聪辩明慧，文武兼能，治理地方，领兵上阵，都有极不寻常的表现。
苻融特别善于断狱，观色察形，究事推理，他都高人一筹，无不曲尽情状。他担任司肃校尉时，曾侦破过很多疑难案件，使他管理的地方“盗贼止息，路不拾遗”。
京兆人董丰出外游学三年，回家后，同妻子一起到妻家看望，晚上睡觉时妻子被杀于床上。妻兄认定董丰是凶手，就将他扭送官府。董丰受不了严刑拷打，就招认杀妻。苻融审核这件案子时，发现根本没有有力证据。在缺乏材料、线索的情况下，他精心推理分析，紧紧抓住董丰偶然说出来的案发前后的心理状态，包括他说的卜筮、做梦的情况，研究董丰的惶惶不安，研究他们的夫妻关系，终于发现董妻与人有奸。奸夫暴露，案情也就迎刃而解。原来是奸夫奸妇合谋杀害董丰，黑夜慌乱中错杀了董妻。就这样，他平反了一桩冤案。
在他管辖冀州时，发生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案件。一个老太太在回家的路上被强盗抢去包袱，包袱里装有一些对她来说至关紧要的银钱。老太太呼天叫地，高喊捉贼。旁边走来一个年轻人，看见老太太伤心痛哭的样子，动了一点恻隐之心，就顺着老太太所指的方向，飞跑去追赶强盗。这小伙子健壮轻捷，不一会就追上了强盗。两人争夺包袱，扭打在一起。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强盗见跑不脱了，灵机一动，反咬一口，大骂对方是贼，说自己是见义勇为，追上来抓这个狗强盗的。两人互相指斥对方是强盗，旗鼓相当，闹得围观者莫名其妙。老太太跌跌撞撞地赶到后，人们向她是谁抢了她的东西，她只知道是贼，却分不清哪一个是抢她的贼，哪一个是帮她的好人。这也难怪，这时候天已黄昏，老太太眼睛不好使，况且全副心思都在那个包袱上，自然分不清个头、衣着年龄都差不多的两个人。
地方出了抢劫案，里甲不敢不管，他拉住两个年轻人说：“你们谁真谁假，我无法分清。没办法，只好委屈二位到衙门里去一趟，到那里，我交了差；你们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说罢，连老太太一起送到官衙去了。
苻融刚好巡视地方来到这里。事发的第二天上午，三个当事人被推到他面前。他听了情况禀报以后，又仔细端详了一好一坏、难分好坏的两个青年，想了一想，便对当地的官员们说：“谁好谁坏，尽管他们的脸上没有刻字，但也不难分辨。你们把这两个人带出去，让他们同时向凤阳门方向跑去，谁先跑出凤阳门的，就不是强盗。”官吏和衙役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审盗的，但又闻说这位亲贵满腹经伦，绝非等闲之辈，他既然如此说，就一定有好戏可看。因此，就照他指示执行。过一会，衙役将两人带回，胜者得意扬扬，败者垂头丧气。苻融指着跑得慢的人说：“你这个小毛贼，抢了东西，还敢诬枉好人。说，你是不是贼!”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只好招认。
左右官吏问苻融怎能用此妙法辨出真贼?苻融说：“其实很简单。强盗抢了包袱后，自然要拼命跑开；见义勇为的捉盗人在后面追，他起步晚，可还是追上了强盗，说明他跑步的速度比强盗快。因此，谁是盗人者，谁是捉盗人，让他们比赛比赛跑步，自然就真相大白了。”苻坚和前秦大小官员都佩服他的发奸摘伏的智慧，州郡有了难以决断的疑狱，都要请他指点和判断。
《晋书·载记·苻融传》
桓温灭蜀之战
公元346年，晋之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雍益梁司宁六州诸军事桓温趁蜀汉内乱兵弱，决定进军讨伐。
是年十一月。桓温率益州刺史周抚、南郡太守司马无忌向蜀地进军，江夏相袁乔率两千人为前锋。
第二年二月，桓温兵至青衣，汉主李势命令其督父、右卫将军李福，从兄、镇南将军李权负责防卫成都，又令前将军昝坚率兵从山阳出发至合水迎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