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法国还不存在德国的道德协会或意大利烧炭党那样庞大的地下组织，但各种渗透工作正在悄悄展开。在艾克斯诞生了苦古尔德社。在巴黎，除了类似的一些团体外，还有“ABC朋友社”。
“ABC朋友社”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这是一个以进行幼童教育为幌子，实际是训练成人的社团。
他们自称是ABC的朋友—Ahaiss6，指的是人民。他们的目标是让人民站起来。这是一—个双关语。人们不应对此加以嘲笑。双关语用于政治是严肃的事，例如Castratusadcastra曾使道德协会，德国的爱国青年组织，1808年成立。
纳尔塞斯成为军事统帅，又如BarharietBarherini，又如Fueros赠Fuegos，又如TuesPetrusetsuperhancpetram·，等等。
ABC朋友为数不多，是一种处于胚胎状态的地下组织。我们几乎可以说这是一个小集团，如果小集团也可以产生英雄人物的话。在巴黎大市场一带，他们有两处聚会场所，一处是叫做“科林斯”的酒店，这地方我们以后还会谈到；一处是“缪尚咖啡馆”，它位于圣米歇尔广场，现巳被拆毁。第一个聚会地点接近工人，第二个接近大学生。
“ABC朋友”经常在缪尚咖啡馆的一间后厅里秘密集会。
这个后厅与咖啡馆有一定的距离。他们出人要经过一条狭长的夹道，夹道有两扇窗、一道门，这是咖啡馆的后门，从后门出来，走过一道隐蔽的楼梯便到了格雷小街。他们在咖啡馆里抽烟，喝酒，玩耍，谈笑。在一般情况下，他们谈论时声音很高，而涉及某些问题时便压低了声音。墙上挂有一张共和时期法兰西旧地图，这一标志足巳使警探警觉了。
“ABC朋友”多是大学生，他们与某些工人交往甚密。下面是几个主要成员的名字，他们巳载人史册：安灼拉、公白飞、让·勃鲁维尔、弗以伊、古费拉克、巴阿雷、赖格尔、若李、格朗泰尔。
这些青年，友情使他们结成了一家人。除赖格尔外，其余的全出生在南方。
这是一些值得重视的人物。现在，他们巳在我们脑后的深渊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是，在我们讲述的这段悲壮故事尚未展开以前，在他们在一场壮烈斗争中死去之前，我们打出一束光线照一下，让读者看清这些年轻人的面目，也许是有益的。
安灼拉是这些人的首领。接下来我们就会清楚为什么他会成为首领。
他是一个有钱人家的独生子。
他是个有魅力的青年，是个美少年，宛若安提诺再世。然而，有时他会表现得十分粗野，凶猛吓人。他很有心计。当看到他的内心活动表现于他的眼神时，人们就会想到，这安灼拉，前生前世巳经经历过一场革命风暴了。就是说，那革命的传统他仿佛亲眼见过，并把它继承了下来。他通晓这一大事的所有细节。他庄重、勇敢。这在青年人身上是不多见的。他是首领，又是战士。眼下，他是民主斗士，又有高于同时代运动的目标。他目光深邃，眼睑微红，下唇肥厚，易于带出一种轻蔑的神情。他额头高高的，让人联想到地平线上的辽阔天空。他和世纪之交的那些年轻人一样，壮志凌云，浑身充满了青春活力。
他面色鲜润得像少女，但有时也显得苍白。他巳是22岁的成年人，却像一个17岁的孩子。他性情庄重，似乎不晓得女人为何物。他只对一事怀有热情一人权。他只对一事抱有决心一清障。如果他出现在阿梵丹山上，也许他就是格拉古；如果他出现在国民公会里，也许他就是圣鞠斯特。他几乎从不对玫瑰花望上一眼，也不听鸟儿歌唱，不晓得什么是春天；他和阿利斯托吉通一样，会在爱华德内那断了的喉头前不动声色。和阿尔莫迪乌斯愚一样，鲜花的用处只在于隐蔽利剑。别人任自欢笑，他独严厉一面。凡与共和愚阿利斯托吉通和阿尔莫迪乌斯都是公元前6世纪雅典人，曾合力杀死暴君伊巴尔克。
无关之事，他见到便避邪般把眼睛低下去。他是大理石自由女神塑像的情人。他语言枯燥，声音颤抖得像寺院中的歌声。他的举动常常显得突兀。哪一位多情的少女敢于走到他的身边都只会自讨没趣。如果康勃雷广场或圣让·德·博韦街上的漂亮女工见到他的脸，会以为是个逃学的中学生，看他的举止，又以为是个副官，再看到他那长长的头发、淡黄的睫毛、蓝色的眼睛、绯红的双颊、红润的嘴唇、洁白的牙齿，想在他面前卖弄一番的话，那么，她遭到的肯定是冷眼，并且，让她看清楚他们之间的那道鸿沟，让她明白，千万不可把以西结的二品天使和博马舍的风流天使混为一谈。
在这位革命化身的安灼拉身边，有一个哲学化身的公白飞。革命与哲学之间是有区别的。因为革命导致战斗，而哲学导致和平。公白飞补充并纠正着安灼拉。他个子不高，但却粗壮。他希望把思想的普遍原理灌输给人们。他说，“要革命，但不忘文明”，主张在山颠的四周展现广阔的碧空。因此，在公白飞的全部观点中，包含着易于让人理解的、有些是非常实际的因素。公白飞倡导的革命比安灼拉倡导的革命更易于让人接受。安灼拉宣扬的是神圣的权利，而公白飞宣扬的则是自然的权利。前者是罗伯斯庇尔的追随者，后者则追随着孔多塞。公白飞的生活更接近于民众。如果这两个人同时登上历史舞台，那么，一个将是义者，一个将是贤者；安灼拉多具阳刚之气，公白飞则带有人情味儿。这是他们的不同点。公白飞温和，安灼拉严厉。这温和的性格，出自他的清白天性。他爱“公民”这个词，但是更喜欢“人”这个词，他也许还乐意学西班牙人说：“homhre”。他涉猎广泛，看戏，听大众学术讲座，他从阿拉戈那里学习光的极化理论，听若非卢瓦·圣伊雷尔讲授关于管面部的心外动脉和管大脑的心内动脉双重作用的理论。他兴奋至极。他不仅关心时局的变化，也关心科学的发展，曾对圣西门和傅立叶进行过比较分析，研究过古埃及的文字，敲破鹅卵石推测过地质问题，凭记忆描绘飞蛾，他还指责过科学院词典中的法文差错，探讨了普伊赛古和德勒兹的着述。他不肯定什么，包括奇迹；也不否认什么，包括鬼怪。他浏览叶通报》集，喜欢思考。他宣称，未来将掌握在教师的手里，因此，他十分关注教育问题。他要求全社会齐心致力于知识水平、道德水准的提高，致力于科学的实用、思想的传播和智力的增长。他认为目前治学方法是贫乏的，两三个世纪以来，古典文学观念拙劣，官方学者在广布专横的教条，加上学究们的成见和旧习气，他担心，这一切最后会把学校变成培植牡蛎的污池。
他学识渊博，语言精粹，思维精密，多才多艺，钻劲十足，喜欢深思默虑，“甚至想人非非”一一他的同事如此评论他。铁路、外科手术的免痛法、暗室影像定影法、电报、气球定向飞行，等等，他对这些梦想皆深信不疑。而对于迷信、专制、成见等等，这些阻碍人类前进的种种堡垒，他都不放在眼里，认为总有那么一天，科学会把它们一扫而光。安灼拉是领袖，公白飞是导师。人们愿意跟随前一个战斗，也愿意跟随后一个前进。公白飞可不是不能战斗，遇到障碍他绝不退缩，会奋不顾身向它发起进攻。但是，一点一点地，通过原理的启导，通过法律的明文规定，让人类各自安于命运，这更合他的心意；他倾向于光的照耀，不倾向于火的燃烧。一场大火熊熊燃起，照亮半个天空，那当然很好，但是，要让天亮，何不等待日出呢？火山能够发光，但毕竟不如曙光好。公白飞喜欢纯洁的自然美，认为它胜于烈焰的辉煌。裹带烟尘的光明，用暴力赢来的进步，对一个温柔而严肃的心灵来说，只能得到一半的满足。他认为，仓促地让人民接受真理是不妥的。对九三年他颇感恐惧，可对后来出现的停滞不前他又深恶痛绝，他特别讨厌腐朽与死亡的气味。总体来说，泡沫与沼气相比，他更喜欢泡沫；急流与污池相比，他更喜欢急以西结，叶圣经窑旧约》中记载的四大先知的第三名，传说是叶以西结书》的作者。
普伊赛古和德勒兹，均为磁学专家。
流；尼亚加拉瀑布与隼山湖相比，他更喜欢尼亚加拉瀑布。总而言之，他既不赞成停滞不前，也不赞成操之过急。当他那些喧闹的朋友们骑士般地醉心于绝对真理、崇拜并号召进行壮丽的革命冒险时，公白飞却倾向于这样一种进步：它可能是冷清的，但是纯净的；是讲秩序的，但是无懈可击的；是冷静的，但是不可动摇的。他可以双膝着地，双手合十，企盼着未来带着它的纯真来到世间，企盼人民的真正变革不要受到任何的干扰。“凡善必须清白。”他不断地这样说。的确，如果革命的伟大就在于凝视着光彩夺目的理想，脚上带着血，带着火，穿越雷霆，向那目标飞去，那倒是美的，而这种进步的美，也是无可指责的。我们可以说，公白飞和安灼拉，一个代表着华盛顿，一个代表着丹东。他们都是天使，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是生着天鹅翅膀的天使，另一个是生着雄鹰翅膀的天使。
让·勃鲁维尔比起公白飞还要温和。他自称“热安”。他在读一本中世纪的小说，那内容是与他们进行的那次剧烈而深刻的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他一时忽发奇想，给自己起了这个名字。让·勃鲁维尔是个情种。他栽花，吹笛，作诗。他热爱人民，怜惜妇女，为儿童流泪，信未来如同信上帝，对革命有所指责，说革命不该革掉一个国王的头，不该革掉安德烈窑舍尼埃的脑袋。他说话的声音经常是娓娓动听的，但又会一下子变得刚劲起来。他文学造诣很深，可以说是一个东方通。他异常和善，诗写出来却是极其豪放的。他通晓多种外语，如意大利语、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等。由此，他能直接读到四个诗人的作品：但丁、尤维纳利斯、埃斯库罗斯和以赛亚。法国的作家中，他爱高乃依胜过拉辛，爱阿格里帕·多比涅胜过高乃依。他喜欢在长着燕麦和矢车菊的田野里散步。他对天上的浮云同世间的事变倾注了一样的热情。他的精神一面向着人，一面向着上帝。白天，他钻研学问，探讨社会问题，诸如工资问题、资本问题、信贷问题、婚姻问题、宗教问题、思想自由问题、爱的自由问题、教育问题、刑罚问题、贫困问题、结社问题、财产问题、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世上百姓们受蒙蔽的秘密等，没有什么是他不感兴趣的。到了深夜，他观察群星，观察那些巨大的天体。和安灼拉一样，他也是个有钱人家的独苗儿。他说起话来声音很轻，语调缓慢，俯首低眉，总是一副腼腆的笑模样。他举止拘谨，神态笨拙，脸会无缘无故地羞得通红。然而，他却是不屈不挠的。
弗以伊是个制扇工人，父母双亡，每天连三个法郎也赚不到。他心中只有“拯救世界”一个念头，这其中也包括教育自己。他说这也是一种拯救。他能读会写，全部知识都是自学来的。弗以伊性情豪放，有远大的抱负。他把人民认做父母。失去了双亲，对祖国便倾注了深情。他不愿让任何一个人失掉自己的祖国。他具有来自民间的那种对未来的锐利的洞察力，心中孕育着今天我们常说的“民族意识”。人们对历史的嘲弄成了他钻研历史的动力。他和其他年轻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别人关心的只是法国，他所关心的，除法国外，还有其他国家，希腊、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意大利……他不管场合适宜不适宜，总是顽强地不断地谈到它们。土耳其对克里特岛和塞萨利亚犯下的罪行，俄罗斯对华沙犯下的罪行，奥地利对威尼斯犯下的暴行，都使他感到无比愤怒。1772年的那次暴行尤其令他无法容忍。真理与愤慨结合产生的辩才是所向披靡的。他的辩才正是这样产生的。对1772年，他谈起来会滔滔不绝，说这是一个可耻的年份，说高尚勇敢的民族被叛变行为伤害了，说3国共谋瓜分波兰这丑恶的、巨大的阴谋种下了祸根，从那之后，又有好几个国家被吞食，它们的出生证被一笔勾销。这种种亡国的惨祸，统统是从1772年那个模子里复制出来的。现代社会的一切罪恶也都是由瓜分波兰演变而来的。对波兰的瓜分仿佛是一种定理，目前的一切政治暴行只是由它推演而来的。近百年来，一切暴君，一切叛逆，都毫无例外地在瓜分波兰的问题上表示了赞同，在那罪证上盖过印、签过字、画过押的。人们一旦调阅近代叛变案件的卷宗，最先碰到的便是这一件。维也纳会议便是参阅了这一罪行之后了结了自己的罪行的。1772年吹响了猎狗出动的喇叭，1815年响起了猎狗分赃的号角。这是弗以伊经常挂在嘴上的话。这位穷苦的工人自告奋勇充当了公理的保护人，而公理对他的报答则是使他变得伟大了。正义是永恒不变的。华沙不会永远隶属于鞑靼族，道理与日耳曼民族不可能永远控制威尼斯一样。君王们苦心挣扎，只能有损于自己的声誉。被淹没的国家迟早会重新浮出水面。希腊将再次成为希腊。意大利将再次成为意大利。正义对不公正事实的对抗是顽强地永存的。抢来一个民族的东西不会因为久占便取得其所有权。这种极端的欺诈行为是绝不会有任何前途的。一个国家不是一块手帕，对待它不能像对待一块手帕那样，去掉商标纸就认为是自己的了。
古费拉克的父亲是德·古费拉克先生。王朝复辟期间，资产阶级曾有过这样一种错误认识，那就是把一个“德”字看做贵族风范而唾弃之。我们知道，这个“德”字本没有什么特殊含义，可在叶密涅瓦》时代，资产阶级却对它看得很重，一定以去掉为妥。正因为如此，德窑肖弗兰先生、德·科马尔丹先生、德·拉斐德先生的“德”都去掉了。德·贡斯当·德·勒贝克先生则改称班加曼·贡斯当先生。古费拉克也不甘落后，也去掉了那个“德”字。
关于古费拉克，我们只能谈到这里为止，但需补上一句：他像多罗米埃。
古费拉克具有人们所说的那种青春美。他的青春活力如小猫般可爱，然而，这种状态难以持久。从两只脚上发展，他会变成资产阶级，从四个爪上发展，他便会变成一只雄猫。
这类活力在年年走出学校和年年应征人伍的青年中，几乎都是老套数，一代又一代地像接力棒那样传下来。正因为如此，凡在1828年听到古费拉克讲话的人，一定会以为自己是在1817年听到了多罗米埃的讲话。不过，古费拉克在为人方面与多罗米埃是不同的，他是一个诚实的孩子。从外貌表现出的聪明看，多罗米埃和他是相同的，可是，通过外貌往内里看，人们便发现他们是大不相同的。从内在观察，多罗米埃是一个检察官，古费拉克则是一个骑士。
安灼拉是领袖，公白飞是导师，古费拉克是中心。前两个人更多地发着光，古费拉克，则更多地发着热。他具备一个中心人物所应有的所有品质。
巴阿雷是1822年6月年轻的拉勒芒葬礼流血事件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