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技术水平最高的火箭，发射出去还能再飞回来，这种火箭叫“飞空砂筒”。这种火箭是把装上炸药和细砂的小筒子连在竹竿的一端，再用两个“起火”一类的东西一正一反地绑在竹竿上。点燃正向绑着的“起火”，整个筒子就会飞出去，当运行到敌人的上空时引火线点着炸药后小筒子就下落爆炸；同时，反向绑着的“起火”也被点着，使竹竿飞回原来的地方。
火炮小史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火炮的国家。
东汉时期，魏国曾发明过一种抛石的机械，它可以把石块抛出很远以杀伤敌人。这种抛石机就是最初的炮，“炮”就是“抛”的意思。军事家使用火药以后，人们在石炮的基础上，用火药代替石块发射出去，成了原始的火炮。
火炮的最初形式是火药箭，火药箭始于唐末宋初年间。即在箭头上附上火药，点燃后发射出去。我国历史上试制火炮的先驱者是l000年的唐福和1002年的石普，他们所制造的火箭、火球、火蒺藜，都是十分成功的。
1126年，人们又创造了类似火炮的“霹雳炮”和“震天雷”等武器。《金史》中曾有这样的记载：“火药发作，声如雷震，热力达半亩之上。人与牛皮皆碎迸无迹，甲铁皆透。”
世界上第一门金属炮出现在14世纪中叶的元朝。金属炮的发明和制造，中间经过了100多年的时间。由于火枪和突火枪的射程有限，人们想通过提高枪膛里的爆炸力，来延长其射程。但由于突火枪的枪管是由竹管做成的，火药装少了爆炸力太小，装多了又会炸伤自己人。到元朝，终于出现用铜或铁铸成的筒式火炮，这类炮统称“火铳”，又因为它威力大，被人尊称为“铁将军”。
最早的大炮
约在13世纪时，我国已经制造了金属身管的火铳，这是古代用火药发射铁弹丸的管形火器。一开始，它是“以巨竹为筒，内装火药弹丸”。到了元代时，管形火器开始用金属铸造了。原来用竹管做的火枪发展成金属做的火铳，原来用粗毛竹做的突火枪也发展成金属做的大型火铳。而且，当时的金属管形火器不但装火药，还装上铁弹丸或者石球。
元朝的管形火器起初是用铜铸造的。有一尊元代至顺三年（1332年）铸造的铜火铳，长35.5厘米，口径10.5厘米，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大炮。
到了14世纪，我国也开始用生铁来铸造火铳了。这不但说明当时我国制造武器的技术已经有高度的发展，也说明我国的冶金和铸造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
古代的战车
洞屋车：用于攻城的战车。南北朝时，侯景曾经用它和它的改进型尖头木驴攻克建康，上面抗矢石，下面可以挖掘破城。
偏箱车：明朝戚继光对抗北方游牧民族军队的战车，一侧的装甲可以作为初步的掩体。
春秋战车：中国古代的正式战车，成员包括一个使用长兵器的武士、一名射手和一名御手。
冲车：诸葛亮攻击陈仓的武器，也是历代进行攻城的时候使用的重要战车。在陈仓，被郝昭用绳连石磨压折。
巢车：古代的装甲侦察车，用于窥伺城中动静，带有可以升降的牛皮车厢，估计是唐代出现的。
正箱车：三面带有装甲，可以用于推出去进攻了。
塞门车：守城的武器，一旦城门被撞开，这就是活动的城门。
云梯车：云梯可不是一般电影上那样一个简单的梯子，它带有防盾、绞车、抓钩等多种专用攀城工具。
塞门刀车：加以改进的塞门车，这样对方很难攀援，形成活动的壁垒。
手榴弹的由来
手榴弹是用来投掷的小型炸弹，是现代战争中在迫近白刃格斗前使用的有力武器。许多人或许根本想不到，手榴弹起源于中国。
我国云南哀牢山的彝族人民，创造出极独特的“葫芦飞雷”，就是手榴弹的鼻祖，这种手榴弹是我国彝族人民在18世纪时在狩猎生产中发明的，它是在掏尽籽实的干葫芦里，放入火药和铅块、铁矿石碴或铁锅碎片等物，并在葫芦颈部塞入火草作为引火物。使用葫芦飞雷时，先把葫芦放在网兜中，点燃火草后，马上抛掷出去。等葫芦抛达目标，正好火草燃及火药，从而发生爆炸，使铅块、铁矿石碴或铁锅碎片等四处飞溅。葫芦飞雷杀伤力很大，在狩猎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时，彝族农民军便把“葫芦飞雷”，创造性地改成手投式，用来打击清军。这种火器，日俄战争时期才开始应用于国外。
地雷的由来
我国最早发明地雷是在宋朝。1130年，金兵攻打陕州，宋军使用的“火药炮”，就是铁壳地雷。最早的地雷表面平滑，爆炸时碎片少，后来发展成表面有触角的地雷，当时称“蒺藜炮”，起爆装置也是由“信香”、“火钵”发展起来的。
我国古代十大兵书
《孙子兵法》：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相传是由春秋末年着名军事家孙武所着，今存本13篇。
《孙膑兵法》：为战国时齐国孙膑所作，共39篇，图4卷，隋以前失传，1972年在山东临沂县西汉墓中重新发现其残简。
《吴子》：由吴起、魏文侯、魏武侯缉录，共48篇，今存“图国”、“料敌”等6篇，都系后人所撰。
《六韬》：传说为周代吕望（姜太公）所作，后经研究，认定为战国时的作品，现存6卷。
《尉缭子》：传说为战国尉缭所作，共31篇，今存5卷，共24篇。
《司马法》：战国时齐威王命大夫整理古司马兵法，共150篇，今存本仅5篇。
《太白阴经》：由唐代李筌撰写，共10卷，《四库全书》收录的8卷本是后人合作的。
《虎钤经》：是由宋代李许洞撰写，全书共20卷120篇。
《纪效新书》：由明代戚继光在东南沿海平倭时撰写，共18卷。
《练兵实纪》：由戚继光在蓟镇练兵时撰写，正集9卷，附集6卷，此书和《纪效新书》亦称戚氏兵书。
《孙子兵法》的作者是谁
《孙子兵法》是现存我国最早、也是最杰出的兵法，历来被称为“兵经”，誉为“百代谈兵之祖”。然而，关于它的作者是谁却长期存在着争论。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春秋战国时期有两个“孙子”——孙武和孙膑，他们各有兵法传世。但是，流传到现在的只有一部《孙子兵法》。司马迁认为《孙子兵法》的作者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将军孙武，这一看法也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赞同。
但是，有人根据《孙子兵法》阐述的许多是战国时代的情况，就认为此书源出于孙武，而完成于孙膑；有人则干脆主张，它是孙膑所作。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由于比《史记》早得多的《左传》中丝毫没有提及孙武，并且《孙子兵法》中提到了一些不是孙子时期所能出现的词和事，所以，《孙子兵法》的作者不是孙武，而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无名氏。
也有人认为《孙子兵法》是孙武和他的门徒共同创作的。
但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西汉墓葬中，同时发现了书写《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大批竹简。这一发现证实了《史记·孙子传》中两个孙子均着有兵法书的记载是真的，但是，仍有学者认为这不足以证明《孙子兵法》就是春秋末年的孙武所撰。
所以，历史的真相如何，目前还没有结论。
《六韬》讲些什么
《六韬》是中国古代着名兵书，旧题为姜太公所着，并且自始至终是以姜太公（吕望）与周文王、周武王问答的形式写成。但今本《六韬》可能是商周之际成书的作品，书中春秋战国的时代痕迹很多。该书分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6卷，共60篇。
《六韬》对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叙述颇详，它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唯有道者才可君临天下，施政唯有“爱民而已”，并认为用兵目的在于“除害安民，吊民伐罪”。
它认为将领要熟知敌情、友情、我情，对于不同的作战、不同的敌人、不同的地形，都要根据具体情形部署相应的阵势和采取不同的战法。在使用兵力上，主张“必有分合之变”，围城攻邑则要集结三军。在军队建设上，要求将领具备勇、智、仁、信、忠等德行，要求执行严格的战场纪律。
《六韬》还十分注重“寓兵于农”，耕战结合，加强战争后备力量的建设。
《六韬》对后世有重大影响，该书在中国军事学术史上具有较高的地位。
《三略》是什么样的兵书
《三略》也是中国古代着名兵书，又称《黄石公三略》、《黄石公记》。旧题下邳神人黄石公撰，今考证大概为秦、汉之间无名氏所作。所谓《三略》，意为上、中、下3卷韬略。“上略设礼赏，别奸雄，着成败。中略差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
该书是一部从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上论述战胜攻取的兵书。在政治上，它强调以“道”、“德”、“仁”、“义”、“礼”治国，要求明君得人心，选贤才，“主将之鼗，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在军事上，它认为从事战争要从保民的目的出发，“扶天下之危”，“除天下之忧”，“救天下之祸”，“以义除不义”。它还认为“将者，国之命也”，要求将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以身克人”，重赏勇士，严明号令，确保机密等等。
值得重视的是它对将帅、士兵和民众的各自作用作出了中肯的论述，指出“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
《三略》这些独具特色的论述，是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古代兵家精言妙语。
《吴子》的军事思想
《吴子》是我国着名军事家吴起的着作，它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战争理论、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方面的观点。
《吴子》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略指导思想，所谓“文德”，就是“道、义、礼、仁”，并以此治理军队和民众。所谓“武备”，就是“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室”，必须“招募良才，以备不虞”。可以看出，政治因素是被放在首位的。
在治军思想上，《吴子》主张兵不在多，“以治为胜”。治，就是建设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要求选募良才，重用勇士和志在杀敌立功的人作为军队的骨干，并充分发挥士卒各自的优长，分别章组训练，提高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将领必须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奖励有功者，勉励无功者。抚慰和慰问牺牲将士的家属，以恩结人心。选拔文武兼备、刚柔并用的人为将。
在作战指导上，《吴子》认为要根据敌人的情况，审时度势，分别轻重，采取不同的对策。此外，看准战机，猛攻敌之薄弱环节。另外，根据敌将的弱点设谋，即“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
《吴子》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思想，在历史上曾与《孙子》齐名，并称为“孙吴兵法”，为历代兵家所重视。
兵法三十六计有哪些
三十六计，作为兵法，共分六套，即胜战计、攻战计、敌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每套又各分为六计，每计基本上都是用成语典故命名，易懂易记。如果依序列出，它们是：
第一套胜战计：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声东击西。
第二套敌战计：无中生有，暗度陈仓，隔岸观火，笑里藏刀，李代桃僵，顺手牵羊。
第三套攻战计：打草惊蛇，借尸还魂，调虎离山，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擒贼擒王。
第四套混战计：釜底抽薪，浑水摸鱼，金蝉脱壳，关门捉贼，远交近攻，假道伐虢。
第五套并战计：偷梁换柱，指桑骂槐，假痴不癫，上屋抽梯，树上开花，反客为主。
第六套败战计：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走为上。
这三十六计，前三套为优势之计，后三套为劣势之计。
历史上的空城计
诸葛亮智摆空城计的故事流传千古而不衰，被无数人所津津乐道，但诸葛亮摆空城计的故事仅见于《三国演义》中，其真实性值得怀疑。而在历史上，真正摆过空城计的却不乏其人。
《资治通鉴》载：南北朝时，北魏大兵攻济南时，刘宋济南太守萧承之部下仅百人，他让部将大开城门，北魏人以为城中有伏兵，于是不敢攻城，解围而去。
《三十六计》载：北齐大臣祖珽任北徐州刺史时，南朝陈国出兵入侵。祖珽下令大开城门，让守城将士都走下城来静坐，大街小巷实行戒严。陈军到了城外，见只剩了一座空城，但又担心其中有诈，不敢马上攻城。到了晚上，祖珽忽然下令，全城百姓将士一起大喊大叫。陈兵惊恐异常，四散奔逃。
《新唐书》载：唐玄宗时，吐蕃进攻瓜州，守将王君焕战死，张守珪继为瓜州刺史，率部修复城墙，以抗吐蕃，城墙刚修好，吐蕃即挥军来攻，部下都很惊恐。张守珪却让人在城上摆下酒宴，与诸将饮酒作乐。吐蕃怀疑城中有伏兵，不敢攻城，只好撤退。
《宋朝事实类苑》载：北宋真宗时，戎人攻延州，当时正是上元节，太尉马知节于是在城内大张灯火，还下令大开城门，戎人不敢攻城，率众撤走。
《明史纪事本末》载：元末，朱元璋部将邓愈守徽州，苗帅杨完率兵来攻。当时城中守兵很少，邓愈于是激励将士，大开四门以待敌军，苗军恐有诈，不敢入城。
明朝时，采用空城计的事例更多。仅《明史》就提到王仪、马芳、张臣三例在战争中用空城计破敌的事。
以上都是严格意义上的空城退敌之计。但是，在兵法中作为败战计的空城计却并不限于守城。凡势虚者再显示其虚，使敌人难以揣摩，从而惊退敌军的情况也可称为空城计。这一类战例同样屡见不鲜。
如《史记》载：汉代将军李广与百余名骑兵出行时，与匈奴数千名骑兵遭遇，李广的百余名骑兵都很害怕，想要驱马返回。李广却让士兵全部下马，卸下马鞍，坐在地上休息。匈奴兵对他们的举动感到很奇怪，不敢进攻。半夜里，怀疑汉朝军队有埋伏，要趁夜色袭击他们，就都撤退了。
此外，唐朝名将郭子仪、元朝铁哥也采用过类似计策退敌。
三令五申的由来
“三令五申”即再三地命令告诫。
在古代，“三令五申”都是有确指的。宋代曾公亮撰写的《武经总要》就记载了“三令”与“五申”的具体内容。
所谓“三令”即是：一令观敌之谋，视道路之便，知生死之地；二令听金鼓，视旌旗，以齐其耳目；三令举斧钺，以宣其刑赏。所谓“五申”即是指：一申赏罚，以一其心；二申视分合，以一其途；三申画战阵旌旗；四申夜战听火鼓；五申听令不恭，视之以斧钺。
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所谓“三令五申”实际上就是将士在作战中应遵守的原则，将士要在旗、鼓的号令下，全神贯注，依令而行，违令者必受到严厉的惩罚。
“三军”的由来
我们现在所说的三军是指陆军、海军、空军，在古代也有“三军”，我们就经常在古典小说中看到“三军未动，粮草先行”的话，那么，这里的“三军”是指的什么呢？
在春秋时期，“三军”指“上军”、“中军”、“下军”，其中中军的地位较高，也更为骁勇善战。后来，随着时代的演进，上军、中军、下军又渐渐为前军、中军、后军所代替。等到了唐宋以后，这已经成为军队的一种固定建制。
古代时，“军”也是军队的章制单位。据《管子·小匡》记载：“万人为一军。”而实际上，古代一军的人数应是一万二千五百人。因此，“三军”合起来就是三万七千五百人。
此外，明代小说中所讲的“三军”则又多不同，朱国桢的《涌幢小品》记载：“三军者，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为一军。”这样的“三军”，原是战国时代秦国商鞅所规定的，包括前方作战、后方保卫城池的三方人员。
民兵溯源
民兵，也就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性的武装。在我国历史上，民兵最早见于宋朝。宋《王海·兵制》载：“庆历五年，丁度为兵录五篇，宋祁为之序曰：凡军有四：一曰禁兵，殿前马步三司隶焉；二曰厢兵，诸州隶焉；三曰役兵，郡有司隶焉；四曰民兵，农之健而村者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