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具体表现在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上，体现在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在当代中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是最根本的三大问题。这三大问题涉及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紧紧围绕这三大问题展开的，它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和丰富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这些认识已经深化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层面和核心内容。如习近平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表明我们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把握和运用水平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考察和衡量人类历史有两大基本尺度，一是生产力发展的尺度；二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尺度。而发展生产力，归根结底也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指出：“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因此，他们设想，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认为，这段话精辟地表达了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恩格斯又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因此，马克思主义说到底就是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根据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深刻理解和新的发展要求，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反映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灵魂。胡锦涛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我们党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还不可能完全具备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但社会主义社会是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在四川汶川强烈地震的救援过程中，党和政府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地震发生后，胡锦涛要求尽快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生命安全；温家宝总理立即赶赴灾区指挥救灾工作。胡锦涛在抗震救灾第一线强调，“抗震救灾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抢救人民群众生命是首要任务”。美国《洛杉矶时报》5月17日发表文章说：“中国领导人关心民众疾苦，重视民情，身体力行以贯彻以人为本精神。”《欧洲时报》5月20日的社论写道：中国领导层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在执政实践中渐渐凝聚了民众的共识，取得国人前所未有的高度信赖。
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和谐的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因此，构建和谐社会与共建和谐世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1803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发表《全世界和谐》一文。欧文将他设计的未来社会范式称为“新和谐公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和有关主张给予了肯定，明确提出：“提倡社会和谐”是“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目的是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建设这样的联合体，从微观方面讲，是培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从宏观方面来说，就是要共建充满自由的和谐世界。胡锦涛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第一次把“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一起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与奋斗目标的有机统一。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的讲坛上，郑重地提出共建和谐世界的问题。党的十七大进一步申明：“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就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同当代世界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内容，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深度。
从谱写新篇章走向科学理论体系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谱写新篇章到形成科学体系，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成功实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这个任务首先是由毛泽东提出来的。1956年4月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又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毛泽东领导我们党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并在革命胜利后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毛泽东思想。这是毛泽东伟大的历史贡献。他要求全党，“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他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提出了“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使命，但是，他没有能够完成这个“更伟大，更艰苦”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我国经验和研究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形成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个历史进程中，铭刻着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的历史贡献。
胡锦涛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总体上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之作，是奠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指明新时期党的思想路线，建构时代主题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一国两制”的理论，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形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承上启下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世情、国情、党情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顺应时代大潮，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基本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的理论成果。这个理论体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问题上，形成一系列独创性的重大理论观点，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个理论体系，内容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涵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等各个领域，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是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如此。它形成的时代背景，是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新特点的准确判断；其历史根据是对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其现实依据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生动实践和人民群众共同愿望的科学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根据新的实践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胡锦涛说得好：“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