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说的本土化，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的民族特点，在中国土壤上的应用与发展，着重说的是地域性问题；当代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应用与发展，着重说的是时代性问题。本土化与当代化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和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一次飞跃，顺应时代要求，成功地解决了本土化方面的问题。第二次飞跃，在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与当代化的高度统一，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
1938年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和历史使命。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反复强调，“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由此可见，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主要讲的是本土化问题。周恩来曾经说过：“毛主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在中国土壤上。”“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就是把普遍真理具体化，运用到中国的土壤上。”
毛泽东当然没有忘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际背景和时代特点。他深刻地认识到，“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深刻地分析过中国革命的时代特点，阐述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科学论断。但是，在革命战争环境中和教条主义盛行的条件下，毛泽东主要还是强调本土化。他反复告诫全党，“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在当时，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紧迫、最关键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与时俱进的历史进程。邓小平说过：“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这里说的“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既包含了本土化的内容，又凸显出时代特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的每一次结合，都是围绕那个时代中国重大历史课题展开的，在本质上都具有当代化的趋势。但是，真正实现本土化与当代化统一的历史进程是在邓小平领导下，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的。
邓小平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代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与当代化相结合。1978年底和1979年初，邓小平访问日本和美国，使他对“现代化”有了更深刻的感受与了解。在日本乘坐新干线后，他说，我知道什么叫现代化了。但是，在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呢？他认为，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同时，他又特别强调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将本土化与当代化很好地结合起来。他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上阐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说：“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这个论断突出了邓小平理论本土化与当代化相统一的品格。
本土化和当代化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显著标志和重要特点。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毛泽东思想是战争与革命时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和平与发展新时代的产物。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时代主题发生了根本性转换。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创立了他的时代理论，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邓小平的时代理论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化一个核心的理论问题。
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与当代化相结合，除了正确认识与判断当今时代主题和特征之外，最重要的任务是要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1983年邓小平发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号召。这“三个面向”反映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化问题的深邃思考，实际上指明了在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基本要求。他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他强调，“我们不仅着眼于本世纪，更多的是着眼于下一个世纪。”“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这些论述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与当代化相统一的深刻思想。在这个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一国两制”构想。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一系列的重要思想和基本观点，都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和当代化高度统一的结晶。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仍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但形势又有了很大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主要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科技革命迅猛前行和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顺应新形势的要求，江泽民以与时俱进的精神，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个新成果。当今，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共建和谐世界等一系列新理论，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和当代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历史演进中，我们不难看出，本土化与当代化相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发展的一把金钥匙。
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规律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规律，使之成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这个表述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和当代化相统一的基本内涵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达到新的理论境界。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胡锦涛要求全党，“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境界。”“要扎根于中国的土壤，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之中，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民族特色；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敏锐把握时代特征，准确反映时代要求，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能一劳永逸，“时代条件发生了变化，客观实际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思想认识就必须不断前进，不断根据新的实践进行新的理论探索和概括”。这表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和当代化相结合，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深刻理念和自觉行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巨大的历史性进步。
从基本原理的应用深入到理论本质的结合
从基本原理的应用深入到理论本质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另一个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人类解放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是围绕着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展开的。过去，我们在应用这些基本原理的过程中，也探求过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容，但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方面的局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体现在基本原理应用的层面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使我们逐步认识到这种历史局限性及其消极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领导全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中，着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邓小平多次提出“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这样根本性的问题，引导全党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他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后来他又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邓小平的论述，以朴实无华的语言道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就是在对马克思主义本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科学论断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