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住在这里的陈琮英，心里却难以平静。她思念跟着学校转移的女儿远志和远征，思念丈夫任弼时。党需要他，毛泽东、周恩来需要他，要他留在陕北转战。对此，她是高兴的。可是，丈夫的身体不好，早在两年前，经斯大林派来的米尔尼科夫医生检查，就发现有动脉血管硬化、糖尿病和脑供血不足等病灶，因此常常出现头疼，如今又是战事频繁，工作紧张，这就让她不能不时时挂着心。
几个月来，她听到了许多振奋人心的好消息。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的大捷……她欢悦而鼓舞。是啊，党中央是英明的，部队是勇敢的，胜利是辉煌的。她极力想象着任弼时和毛泽东、周恩来艰苦而忙碌的转战生活。她怎么也没有想象到，女儿们也到了丈夫身边。
几乎就是任弼时想到她的时候，她一觉醒来，看着睡得正熟的儿子，心中默默地说，不知道他的工作怎么样，身体怎么样了……
这些，任弼时当然都不知道，但他的心里很明确，对于全党全军来说，自己是毛泽东、周恩来的助手；而对于女儿，自己是爸爸，在妻子不在的情况下，还得充当妈妈的角色。这几个角色，他都得担当好。
任弼时这样想着，向山坡下边走去，来到了打谷场上。那天，军民们在这里举行了联欢会，庆祝蟠龙镇战役的胜利，毛泽东、周恩来和他都参加了。他们满面春风地坐在群众中，看了秧歌剧《军民合作捉特务》、《查路条》、《拉洋片》等节目。毛泽东说：
“听说胡宗南又举行了婚礼，咱们也为他祝贺祝贺。”
周恩来则说：
“胡宗南怕是顾不上了，他的一六七旅被我们全歼，连旅长都被活捉，蒋介石还不大骂他！”
任弼时插话说：
“咱们新华社的社论，还有《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等几篇评论，也够他受的。”
说着，他们笑了起来。那笑声，和台上的歌声会合在一起，久久地回荡着……
“司令员，这么晚了，你还没有休息呀！”
一个哨兵走过来说。
“有什么情况吗？”
任弼时问。
“没有什么情况。”
“那好，要提高警惕，咱们取得了胜利，可也不能麻痹噢！”
“是！司令员，请你放心休息吧！”
任弼时在往回走的路上，经过一家群众的窑洞，又想到现在正是春播时节，群众还有些什么困难吗？明天要抽空到群众中去了解一下，还应告诉机关和部队，要注意帮助一些缺乏牲畜和劳力的人家发展生产……
欢乐的遗憾
1949年的10月，已经进入秋季的北京西郊玉泉山，杨柳树叶发黄，枫树叶泛红，只有松柏树依然绿色如故。
10月1日清晨，远山的红叶，近处的果实，在绯红色的晨曦里，显示着绚丽的多姿多彩。几只无名的鸟儿，鸣出甜脆的乐音。
在玉泉山坡上休养所的一间权作病房的卧室里，任弼时早早地就起来了。他在门前踱步沉思了一会，然后回到屋里，对妻子和孩子们说：“你们快出来，去找医生和护士，咱们用松枝搭座牌楼。”陈琮英开始不明白丈夫的意思，问：“搭牌楼？搭牌楼干什么？”“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个大喜的日子，我不能去参加会，就在这里庆祝！”
看着丈夫这副高兴的模样，陈琮英的心里反而很难受。早在延安筹备党的“七大”期间，任弼时就时常感到头晕、耳鸣、心跳过速，视力也在减退。经过陕北转战，身体更弱了。进城以后，他的血压又增高了，高压常在220，但他仍然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一起，接见东北野战军、华北野战军及中央直属兵团等单位的高级干部，还负责准备召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大会，亲自审阅、修改团章等文件，以及出席大会的政治报告。
那天，陈琮英看到天气很好，让孩子们把不能穿的衣服拿出来，准备撕碎了做鞋子。这位童养媳和童工出身的女共产党员，仍然保持着她那勤劳朴实的品质，再加上受到丈夫思想作风的熏陶，凡是能够自己抽时间做的，她就自己动手，不花钱到街上去买。现在，她就想把一些破衣服利用起来，做几双布鞋。任弼时总是很喜欢穿她做的布鞋。
孩子们对此事感到新鲜好玩，就把各自的破旧衣服拿出交给妈妈。远征把学校发的一身小了的灰粗布衣也拿出来了。恰在这时，正修改在青年团代表会上政治报告的任弼时从房间里出来，从女儿手里接过衣服，翻来覆去看了一遍，又把衣服迭好，耐心地说：
“这么好的衣服怎么就不要了呢？我看还能穿一年。”
孩子们点了点头。
陈琮英也点了点头。
任弼时才没有再多说什么，就回到了写字台前，继续修改报告。
大会召开那天，他的身体已经十分不好了。陈琮英劝他休息休息，不要去作报告了，他说：
“在革命胜利发展的新形势下，建立青年团非常重要，这又是第一次会议，我还是去了的好。”
陈琮英完全理解丈夫。他很重视青年工作，热爱青年工作。二十多岁从苏联回来就在团中央工作。党的七大以后，他就提出了建立青年团的建议。在西柏坡的时候，他曾受中共中央委托，对中青委进行指导。他知道，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青年团，要克服很多困难，就亲自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参加重要的讨论，为大会审阅和修改主要的文件。现在会议召开了，他怎么能不去参加呢？不过，陈琮英还是有些担心。所以，当任弼时坐车离开家时，陈琮英的目光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外。
陈琮英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任弼时的身体确实已经不能承受在大会上作这样的长篇的政治报告了。在会上，他手拿稿纸，脸色就苍白得像秋天的白菜叶子，冷汗湿透脊背。他讲了第一部分就感到头晕、心悸和气喘，不得不由荣高棠代他宣读。但他又不愿中途退场，一直坚持到会议结束。
会后，傅连璋约请心脏病专家吴洁和眼科专家罗宗贤为任弼时会诊，建议他休养。可他直等到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才在伍云甫陪同下移住到玉泉山休养所。十多天后，竟出现了昏迷症状。毛泽东得知后，派人送来一缸红鱼，并致亲笔信：“弼时同志：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敬祝健康！”
他是累倒的啊！陈琮英心里常常这样想……
对任弼时的倡议，医生、护士和孩子们，都是积极的响应者，他们很快采来松枝，找到多种材料。任弼时和大家一齐动手，用了很长的时间，在院里搭起了一座松枝牌楼，还做了红灯挂在两边。青翠的牌楼，红艳的灯笼，相互辉映，加重了节日的气氛。任弼时擦擦额头的汗水，退后几步，两手插腰，远远地看着，满意地说：
“这才像个过节的样子！”
陈琮英走过来说：
“到屋里去歇一会吧，你太累了！”
“对，弼时同志该休息了。”
医生和护士们也在旁边劝说。
“好！我休息，我休息一会。”
任弼时满口答应着，回到了屋里。可是他不愿躺在床上，也不愿合一会眼。
下午，远志和远征去参加开国大典了，任弼时就把收音机打开，静静地等待着他盼望的时辰。
“你躺一会吧！”
陈琮英柔声地说。
“躺不住嘛。心里激动呀！你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何赏不是这样。陈琮英心里说。但她极力使自己冷静，也劝丈夫冷静。因为过分的激动，对他的心脏是不利的。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和平时的速度一样，但任弼时总感到很慢。他一会儿看看手表，一会儿把收音机摆摆正。那种急不可待的心情，从脸上，从眼睛里，从动作上，全都表现了出来。
突然，收音机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任弼时对坐在旁边的陈琮英说：
“主席、少奇、恩来、总司令他们上天安门了！”
陈琮英听到丈夫兴奋的语言，看到丈夫喜悦的面孔，心里在为丈夫抱憾。此刻，他本来应该站在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上，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站在一起，接受人民群众的欢呼和致意，但病魔，夺去了他的这个权利。
想到这些，陈琮英的眼睛湿润了，看着丈夫。他是以病弱之躯为建立新中国而拚命啊！可是新中国成立的大典，他却因身体不好而不能参加！
可任弼时却很坦然。他的眼神兴奋，他的脸色平静，没有一点怨尤之色。
陈琮英不由得问：
“你不能参加会，觉得遗憾吗？”
任弼时摇摇头，笑了：
“我参加革命，流血奋斗，是为了祖国的解放，人民的解放，本来就没有打算得到个人的什么东西呀！”
深深了解丈夫的陈琮英相信这话。来到北京后，他们搬到景山东街的一所院子。院子很小很旧，而且又临着大街，车马喧闹，人声不断。这样的地方，且不说安全了，就是对于任弼时的身体，也显然是不合适的。负责管理领导生活的机关同志另选了一个比较适宜的房子，建议他搬过去了，他说：
“那所房子里住着一个机关，而我是一家人，怎么能因一家人牵动一个机关呢？”
人们没办法，他们知道说服不了任弼时，又建议帮他买一个合适些的房子，他又说：
“买房子要花钱，还是住这个房子吧。”
当对这小院进行了必要的修缮，任弼时知道后，不太满意地说：
“花钱太多了！”
任弼时这样做，陈琮英非常赞同，二十多年的时间，她已经熟悉自己的丈夫是个怕麻烦大家，怕花钱多的人。早在西柏坡准备进城的时候，他就在思考，革命胜利了，千百万人民群众期待的眼睛在看着自己，看着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下的军队和干部，我们怎样才能不使这些期待的目光失望呢！决不能让个别不良行为来玷污共产党的伟大和光荣。他也曾把这些想法向亲爱的妻子说过。当时的陈琮英还不完全明白任弼时的用意。直到后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讲了话，她才看到了任弼时那颗心，想得多么远，多么深。
进城以后，任弼时还多次向陈琮英和身边的同志说过，凡事不能超过制度，我们一丝一毫也不能特殊。平时领东西，他总要问，是公家按规定发的，还是特别要求的。如果按规定发的，他就不说话了，如果是特别要的，他就很不满意，耐心批评后，还让把东西送回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收音机里传出毛泽东浓重的湘潭口音，接着是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任弼时的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
陈琮英看到，丈夫的眼睛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是啊，他为之奋斗的目标终于实现了。他不就是为此才积劳成疾的吗？
在这一瞬间，陈琮英想得很多。她想到了安庆和上海的监狱，想了长征路上的野草，想到了陕北的窑洞，想到了西柏坡的那间又矮又小的泥土平房，向南的窗子很小。窗外，有红的、黄的、白的野花。几只蜜蜂，在忙碌地采花，辛勤地酿蜜。八月酷暑的阳光，犹如撒着火焰一样，烘烤得泥土小屋里又闷又热，像个小蒸笼。中午时分，更是热得难耐。
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地方，任弼时的血压很高，头昏眼花，可是仍然熬夜，整夜整夜地工作，白天找人谈话，夜里开会。天又很热，睡不好觉，躺下不一会儿就热醒了，浑身汗水淋淋，像刚从水里出来一样。每天这时，他就用凉水擦一擦脸上和身上，继续看文件，写材料，或者找人来谈工作，讨论问题。她怕他长期这样下去受不了，就劝他休息，他却说：
“现在，临近全国胜利了，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有多少事情要做啊！我要尽量多做工作，以减轻其他领导人的负担。”
为了建立新中国，他除了参与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还受党中央委托，指导中央青委创办中央团校和《中国青年》半月刊。他经常和中青委的同志商讨团校和《中国青年》的问题，从出版方针到第一期的全部稿件，包括一些小文章和短通讯，他都仔细审阅，亲自修改。他还和妇委的帅孟奇等人具体研究全国第一次妇代会的筹备工作，帮助她们起草和修改决议，制定婚姻法草案。工作太多了，繁重的工作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他仍以带病的身体，承担着繁重的工作。
由于没日没夜地工作，他感到有些头晕，沉默寡言。陈琮英和警卫人员赶忙去请医生。医生来了，经过检查，发现血压很高，要求他休息，他却淡淡一笑，说：
“现在是什么时候，怎么能休息呢？不要紧，没什么。你们都去吧，我坐一会就好了。”……
开国的盛典在继续进行。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任弼时一直坐在休养所的廊下，对着收音机，凝神地啼听。当乐队奏《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他神情严肃地唱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怒吼，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进！……在此之前，任弼时已经知道《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医生看他太劳累了，上前劝说道：“弼时同志，您该休息了！”陈琮英也插话劝说：“大会已经结束了，你就休息一会吧。”
任弼时同意了，恋恋不舍地关上了收音机。
回到屋里，任弼时并没有休息，而是坐到钢琴前，弹奏起《我们工人有力量》、《您是灯塔》。
弹钢琴似乎还不能完全表达他此时的心情，于是离开钢琴，坐到桌前，铺开宣纸，挥笔书写《木兰辞》……
晚饭后，去参加开国大典的远志和远征回来了，任弼时见到她们就说：
“来！快来给我讲讲你们见到的盛况。”
“人可多了，人山海人海，看也看不到边。”
远征边说边比划，激动不已：
“毛伯伯一按电钮，就升起了一面红旗，上面有五颗星。”
远志接着说。
“毛伯伯讲的什么话，你们记住了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远征把毛泽东的话重复了一遍。
任弼时看到女儿们红扑扑的面孔，深情地说：
“是啊！我们的新中国建立了。这胜利的得来是不容易的，是千百万人用血汗换来的，其中有像你们这么大甚至比你们还要小的孩子。你们要珍惜这胜利，要保卫这胜利啊！”
任弼时的话，又触动了陈琮英一颗母亲的心。她又想到了留在老乡家的儿子湘赣。江西解放后，她曾专程到那里去寻找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她跑遍了整个湘赣边区，但是没有找到。此刻，在欢庆胜利的时候，特别是任弼时说到这胜利的得来是千百万人用血汗换来的，其中也包括小孩子，又引起了她的思念，不由得抹了抹眼睛，最后还是控制住了，没让泪水流出来。
丈夫猜到妻子心中想的什么。任弼时安慰说：
“不要难过了，为了新中国，我们失去了多少同志，又有多少同志失去了亲人！”
见到妈妈这样，远志知道妈妈又在想那个没有见过面的弟弟了，就想把话题岔开，便说：“今天晚上还有焰火呢！”尽管任弼时早已知道这消息，但还是高兴地说：“是吗？那咱们去看看！”说着，他站起身就向外走。陈琮英顾不上再想别的，远志和远征连饭也不想吃了，都跟着任弼时来到山上的一棵松树下，翘首东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