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祖国没有拒绝他这个儿子一样，中国共产党也热情地欢迎他这个年过半百的人加入到自己的行列里来。这一年的最后一天，由王震、徐立清介绍，包尔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未经候补期而成为正式党员。当在党旗下举起右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时候，包尔汉想起了被盛世才杀害的陈潭秋、毛泽民等优秀共产党员，想起了俞秀松对他的帮助和引导，心中激动万分。他感到自己的全部工作乃至整个生命，都同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决心为祖国的繁荣、统一和富强而工作。也就是从那时起，不论在新疆，也不论是在北京；不论是在国内，也不论是在出访世界各地，他都全心全力地跟随共产党的召唤而竭尽忠诚，即使现在，他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后悔。
包尔汉的目光从女儿身上转到妻子身上，看到拉希达一脸忧虑的神色。这位贤良的妻子，慈爱的妈妈啊，此刻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劝说丈夫呢？还是劝说女儿？她知道，女儿这个掌上明珠，在外边肯定受到不少白眼和歧视，心里憋得慌啊！丈夫是她信赖的人，白天被学生们折腾得心里也不舒畅。她担负过许多领导工作，处理过许多棘手的问题，都很精明果断，可如今摆在她面前的现实，真使她作难呀！
包尔汉想的却不是这些。他看着妻子，心里感到对不起她。三十多年前，她和自己结婚时，就是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教师。1949年底，也就是自己入党的时候，她本来也是准备被发展为党员的，可是因为她到北京来参加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不在新疆而错过机会，一直拖了下来。说实在话，对于妻子的入党问题，他总觉得是组织上考虑的问题，自己出于避嫌而没有给予更多的关心，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至今她仍然还在党的大门之外。虽然不入党也照样为党工作，但他作为丈夫，还是感到内疚。眼下，不但妻子的入党不可能，女儿的入党也受到了影响。对不住她们呀！但处在这种境况下的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温和地对伊丽苏娅说：
“有些事情相当复杂，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你可以相信我，我没有做过损害党和祖国利益的事情。”
他说得那么坦然，那么自信，没有一点儿吞吞吐吐。伊丽苏娅望着爸爸的面孔，心里没有了主意：是相信爸爸的呢？还是相信那些人呢？
包尔汉好像看透了女儿的心思，缓缓地说道：
“当然，你要相信党的，不过也要相信爸爸。党和我之间并没有矛盾。现在也许说不清楚，以后你能够明白的。”
伊丽苏娅站在那里，涨红着脸，没有再说什么。当然，姑娘的心一下子还难以转过弯来。
夜很深了，小院里非常寂静。远远传来蟋蟀曜曜的叫声，蝉儿吱吱的鸣响。天幕上，一片浮云遮住了闪烁的星星和月亮。
跪在煤渣上的老人
这天清晨，包尔汉仍然起得很早。多年来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不管晚上睡得多晚，第二天总是天不亮就起来，在院里边散步边听广播，同时也思考问题。现在他虽然不工作了，习惯还是难以改变。
他慢慢地走着。曙色撒满庭院，花儿送来清香，风儿凉爽宜人。广播里正播送着学生们串连造反的消息。这些“红卫兵”到底算是什么样的组织呢，竟被誉为“革命的闯将”，受到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十多天前，不就是那些红卫兵吗？闯进他的院子，逼着他交代“里通外国的罪行”。何罪之有？完全是没有根据的诬陷和编造嘛，这样的做法也能叫革命！那不是什么都搞错了吗？对此，包尔汉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
十多天了，那些学生没有再来。院子里虽然很宁静，但老人的心里却想得很多。他想到广播中的那些话，他想到报纸上的那些消息，心里有着难以排解的忧虑，脚步也就觉得十分沉重。
有几个人向院内走来，臂上戴着红袖标。一看到他们，包尔汉就猜到可能又是来揪斗他的。从那天的揪斗，从报纸和广播上的消息分析，这样的做法是大势所趋。在革命的对象里，当然也包括他。所以，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他都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包尔汉没有猜错。那几个人走到他面前，大声喝道：
“包尔汉，快跟我们去参加批判会！”
跟你们去参加批判会？你们是哪里的？为什么要我去？他刚想这样发问，抬头看见来人的胸前戴的是“中央民族学院”的校徽，便把到了舌尖的问话又咽了回去。来意自明，还用得着问吗？他看了看他们，说：
“好吧，让我去穿上衣服。”
包尔汉回到房内，穿好衣服，将衣角拉拉平，又戴上那顶小花帽，转身便往外走。他的夫人拉希达追上来说：
“你还没有吃饭呢，吃点东西再去吧？”
他没有停脚，也没有回答妻子的话，还是一个劲地往外走，步子迈得很大，踩得地面咚咚响。一直跟在包尔汉身后的那个人，转回头来没好气地说：
“一顿饭不吃不要紧，饿不死的！如果饿死倒好了，少一个牛鬼蛇神！”
看着包尔汉朝门外走去的背影，拉希达长叹一口气，摇摇头。你这个人哪，太老实了，你为什么要跟他们去呢？
是啊，后来有人总结出这样一句话：坏人所以猖狂，是因为好人太老实。不错，在正常情况下，这话是对的。好人齐心起来，就能制止坏人的胡作非为。可那是个非常的年月，广播里、报纸上整天讲的都是“造反有理”，都是“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包尔汉虽然不完全理解这些话，但他却想努力去适应那个形势——这，就是当时不少老同志的思想。
包尔汉出了院门，被推上学生们开来的汽车，到了中央民族学院。
坐落于北京西郊的中央民族学院，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它不但是一所高等学府，而且环境幽美，建筑独特。来自全国各个少数民族的儿女，在这里刻苦学习、钻研，掌握了丰富的政治、文化和科学知识，增长才干，然后再回到养育他们的故乡，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当那场突然的风暴席卷中华大地的时候，这里也不是无风的港湾。在它的绿树楼房间，在它的各色穿戴的学生之中，也刮进了灰沙尘埃。一些学生串联了民族研究所等单位，决定召开批斗包尔汉的大会。
包尔汉是一位很有名的人物，尤其是在这个以各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中央民族学院。因为有名，就更引人关注。所以，听说要批判包尔汉，学生和一些教职员工早早就来到会场，站在台子前面的场地上，当然并不像会议组织者说的那样，“人们是怀着对包尔汉的刻骨仇恨”来参加会的。相当多的人是要来看看包尔汉的。因此，在批斗会开始之前，场地里有交头接耳的小声议论：
“为什么要斗他呢？”
“那怎么不能斗？”
“他不是不当政协副主席了吗？算什么当权派？”
“要他算就算呗。”
“他真的里通外国吗？”
“谁知道啊！”
忽然，台上有个人领头喊起了口号，台下的人参差不齐地跟着喊起来：
“坚决批倒批臭里通外国分子包尔汉！”
包尔汉出现在台上。虽然时值暑天，他穿得仍很整齐，笔挺的中山装，裤子上有着明显的折线，头上的绣花小帽戴得端端正正，脚上的皮鞋擦得油亮。他是个爱整洁的人，在公开场合从不衣冠不整。今天这样的场合也不例外。
会场上，所有人的目光，唰的一下子集中到台上，集中到包尔汉的身上。
不过，台上的包尔汉的形象并不伟大，因为他被扭曲了。两个健壮的年轻人，一人扭住包尔汉的一只胳膊，用力向后掀起，另一只手按着头部，使这个老人的腰弯着，头往下垂。挂在脖子上的黑牌子，朝下搭拉着……在向毛泽东像鞠躬的瞬间，包尔汉的目光通过按着他的两条粗壮的胳膊，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毛泽东。那是他尊敬的面孔，那是他尊敬的人。“……您开辟了通往真理、自由、劳动者解放和幸福的道路……我是一颗由您的光辉照亮了的星……”对于毛泽东这个名字，他听说得很早，但了解毛泽东的思想甚少，是俞秀松最先向他讲了毛泽东领导的红军的事迹，深深引起了他的尊敬，所以，在盛世才的监狱中，他偷偷写下了这样歌颂毛泽东的诗句。
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却是在1950年5月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开始前一天的宴会上。那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邀他在一桌入席。宴会散席后，毛泽东又拉着他的手到休息室里谈话，赞扬他为革命做了很多贡献。会议期间，他还应邀到毛泽东家里做客。1952年又见到毛泽东时，他提到写了一篇《论阿古柏政权》的历史论文，批判了阿古柏政权的反动性，肯定了左宗棠消灭阿古柏政权的历史作用。毛泽东对此很感兴趣，要他把这篇文章拿给他看一下。后来，毛泽东看了这篇论文，对他说：“拜读了你的大作。写得很好嘛！你的观点我是赞成的，但是，有些人不一定会同意。”……想到这些，他在心里默默地说：“毛主席，我多次见到过你，多次直接聆听过你的教诲，对于提高我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现在能见到你就好了……”
8月的太阳，如一个巨大的火球，高悬在蓝天上，把万缕炽热的火焰撒下来，炙烤着房屋、树木和人们。无遮无盖的操场上，像个蒸笼，烘得人们浑身汗淋淋的。包尔汉更是如此。他站在那里，头不能抬，腰不能直，身上的汗水，早湿透了内衣，额头上的汗珠滴滴嗒嗒地往下掉。任凭别人如何批判，他总是一句话也不说。因为真话没法说，假话不能说。他打定了一个主意，随他们批去吧，自己辩解也没有用，只能招来更严厉的呵斥，反正有理不在声高，编造的谎言，推不倒严峻的事实，让事实去说话吧，现在说不了，就等以后再说，总会有那一天的。
也许正因为包尔汉始终不说话，那些人无计可施，叫嚷得更凶了，有人高声说：
“包尔汉是个老顽固，他这是用不说话来进行对抗，我们决不能放过他！”
另一个人立即跟了上来：
“对，要打掉他的气焰！”
“别让他太舒服了，叫他跪下！”
好像响应这句话似的，一直站在包尔汉身边的两个人，更使劲向下按他的头，显然要他跪下。
“等一等！”
刚才叫喊要包尔汉跪下的那个人，边说边向场外跑。人们都愣了，弄不清怎么回事，更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向外跑，那两个想按包尔汉跪下的人，也停住了手。
不一会，那个人就回来了，并且端来了一簸箕煤渣，急急忙忙跳到台上，倒在包尔汉面前的地上。那灰褐色的煤渣，伸出尖尖的刺，仿佛狰狞的獠牙，不规则地排列着。包尔汉看到煤渣，心里猛地一惊。
没容包尔汉多想，那两个壮汉便按住他的两肩，用脚使劲蹬他膝盖的后部胭窝处。扑通一声，他的双膝跪在了煤渣上。顿时，他觉得膝盖部位一阵疼痛，如同一根根钢针扎着，直往肌肉里刺去，额头上的汗珠，比刚才更多，滴落得更快。但他使劲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出声，连眉头也不皱一下。
“包尔汉，你要老实交代你里通外国的滔天罪行！”
一个声音传来。接着，又是另一个声音：
“什么里通外国？他根本就不是中国人！”
如果说那些煤渣刺痛的是包尔汉的肌骨，那么这句话，则深深刺进了他的心，流出的是滴滴鲜血。
中国，我们伟大的悠久的祖国，有多少人是为她的儿女而自豪。对于一个华夏子孙来说，最大的侮辱莫过于说他不是中国人。此刻，包尔汉的心情就是这样。他感到再也不能容忍了，他在心里大声说：
“我是中国人！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是的，我虽然出生在俄国喀山省特铁什县境内一个偏僻的小村里，在那里生活了十多个年头。但我的根在中国，在中国新疆的阿克苏。我的爷爷的爷爷帕拉提，因为不满于巴依（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聚众奋起反抗，遭到清朝军队的镇压，不得不带领全家和二十多户村民逃往俄国。帕拉提在半路上就死去了。俄国官吏把这些逃难的人送到特铁什县开荒伐木，这些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受苦人，日夜怀念他们的故乡，把他们居住的村子叫做“森林阿克苏”，以表示对故土的深切眷恋之情，同时一代传一代，牢记在大人和孩子的心里。
在一个明媚的春天，野花盛开，蜂蝶蹁跹，鸟儿鸣唱，十二三岁的我，被这美景迷住了。爷爷郭拜都拉大概怕我被那异乡的景色陶醉而忘记了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乡，就拉着我的小手，登上了自家土屋的屋顶。这位当了多年伏尔加河纤夫的老人，佝偻着身子，颤巍巍的手指着东方，深情地对我说：“孩子，要记住，我们的故乡是在遥远的中国，那里有一条大河叫阿克苏河，那才是真正的阿克苏呢。”就是那次，爷爷讲述了我们的祖辈前往俄国的经过，亲昵地抚摸着我的头说：要上学读书，长大了要回到祖国，回到故乡去，看望那里的山河土地，祭奠祖先的亡灵……
从那时起，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就牢牢地锲进了一个不可动摇的观念：我是中国人！我要学好本领，回到我的祖国去！所以，当1911年在高尔基的故乡尼日尼听到司马义哈吉有好几个洋行，有几个还在中国，需要能干的年轻人到那里去工作时，他立即产生了回祖国去的念头。于是，他辞去了原来干得很满意的职业，到了司马义哈吉的洋行，回到了新疆……怎么说我不是中国人呢？
想到这些，包尔汉使劲顶开那两只手，昂起头来，提高嗓门说：
“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这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发自心底的宣告！倾尽全部感情的呐喊！他要抖净泼在他身上的污水，他什么屈辱都能容忍，就是不能容说他不是中国人！他热受他的祖国，尽管须发已经斑白，但仍有着一颗挚爱于祖国的赤子之心！
然而，“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能点得着火。”（闻一多诗）当包尔汉说出“我是中国人”这5个字时，全场开始是一片静寂，因为不管怎么批他斗他，他始终不说话。这突然出口的一句话，仿佛震慑了那腾腾的凶焰，令人吃惊，令人一时间不知怎样说话才好。
然而，这寂静并没有持续多久，当那些自认为“最革命”的人清醒过来以后，就是一阵狂喊乱叫：
“不准包尔汉狡辩！”……
站在旁边的那两个壮汉，赶忙伸过手去，猛地按下包尔汉的头，他的身子向下一沉，膝盖下煤渣的尖刺，更深地扎进皮肉。他跪在那里，咬紧牙关，没有吭一声。可是，那两条腿却一个劲地在发抖，发抖……
二、刀子、绳子、八分钱
车轮碾痛滴血的心
火车缓缓驶出北京站，越开越快。车轮轧在钢轨上，碾出咯哒咯哒有规律的响声。
在这列火车上的一间列车员室里，坐着包尔汉和他的夫人拉希达。门口，站着两个名为护送实际上是押送的人。
几天前，新疆的一些人把“勒令”送到了北京，要包尔汉立即回到新疆去接受群众的批斗，并且要他的全家都回去。有关部门经过研究，决定只让包尔汉一个人回新疆。应该说，这个决定的用意是好的，免得他的妻子儿女遭到更多的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