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使李贞感到遗憾的是，她被调任为湘赣省委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在此之前，她虽然没有能够到湘东独立师去，但却当了平江县委的军事部长兼妇委书记，主要干的还是军事工作，现在专做妇女工作，离军事更远了。
为了加强湘赣边界斗争的领导，中共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成立湘赣省委，由王首道担任省委书记，不久又建立了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袁德生任主席，张启龙任副主席，在省委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发展党、团、工会、共青团、妇女、少先队等组织，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李贞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调到省委专做妇女工作的。
湘赣省委设在永新县城内的肖家祠堂里，省苏维埃就设在隔壁的盛家院子。这是一座山区中的县城，禾川河穿城而过。李贞一来到这里，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不但要到各地去发动和组织群众，还要参加会议。对于到群众中去，李贞很熟悉，如同鱼儿游在水中，自由自在，可对于开会、坐机关，她就不习惯了，有时甚至有些烦躁。她常想，我最不愿意干的就是机关工作了，可现在偏偏干上了这个。
早在参加秋收起义之后，党的领导人找她谈话，开门见山地说：“李贞同志，组织上准备给你换一个新的工作。”
“什么工作？”李贞迫不及待地问。
“去学习！”领导人说。
在那一瞬间，李贞想到过很多工作，可就是没有想到过去学习，便问：“到哪里去学习？”
领导人说：“到苏联。”
“学习回来干什么？”李贞问。
“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做地下工作。”领导人说。
李贞没想到学习的困难，而想到的是到党中央机关做地下工作，连连摇手说：“不行不行！”
领导人有些不解，不少工农出身的同志，都希望得到学习的机会，尤其是去苏联学习，李贞却不愿去，就问：“为什么？”
“做地下工作要有文化，我的文化、口音和动作都不行，不适合做那样的工作。”李贞说。
领导人不大相信，就找来一件旗袍，让李贞穿上试试。因为到上海那样的地方做地下工作，是需要掩护的，女同志首先得穿旗袍。
李贞接过旗袍，到另一间屋里去换上，感到浑身不自在，好像不是她自己了。她穿着旗袍重新走进屋子，跨门槛时迈的步子太大，哧啦一声，把旗袍的下摆扯开了。她满不在乎地笑着说：“你看不行吧！我这个人从小就没穿过这个。”
领导人哈哈大笑一阵，就不再提去学习的事了……
事情已经过了好几年，此时李贞想起来自己也觉得好笑。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她喜欢大步走路，风风火火干事，现在竟然要做妇女工作。尽管她自己也是女的，可还是认为妇女工作是婆婆妈妈的事情，琐碎而又麻烦。
不过，李贞毕竟是李贞。她一旦接受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就会用全部精力去干好。她根据省第一次党代会的决议，积极主动地开展妇女工作。过去这里对妇女工作比较忽视，婚姻问题无人管理，而这又是发动和组织妇女的一个重要问题。李贞便深入到群众中去，努力纠正干涉妇女婚姻自由的现象，妇女们很快就发动起来了。在此基础，她又协助省委制定了妇女代表大会暂时组织法，规定每10至20名妇女选一位代表组成乡妇女代表会，各乡50至100名妇女选1名代表组成区妇女代表大会，每200到500名妇女选1名代表组成县妇女代表大会。这样一来，就建起了各级妇女组织。这些妇女组织在各级妇委会和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反对旧礼教，反对童养媳制度，使广大妇女亲眼看到革命为她们带来的好处，从而更积极地投身于革命之中。
妇女们一旦发动起来，就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她们慰劳红军，发动参军参战，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在实际工作中，李贞看到了这一点。莲花县的妇女把煮的粥、泡的菜、种的菜、砍的柴，送到红军驻地，还帮助红军战士们缝洗衣服；永新的妇女自动送布鞋、草鞋、茶水、花生给红军。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医院附近的妇女，在敌人进攻时协助医院转移伤员；几乎所有的妇女都为红军家属代耕代种，解决多种困难，使红军战士减少了家庭拖累的后顾之忧，在前线作战更勇敢。
在永兴县，李贞专门看望了张吉兰。张吉兰的父亲是大革命高潮时参加农会后被杀害的烈士。湘赣省委成立并领导武装斗争时，她和丈夫一起参加了革命。她丈夫上前线打仗，她则在后方发动妇女参加赤卫队，开展武装斗争，还一针一线不分昼夜地赶做红军鞋。
做鞋难，送鞋更难。一次，天还没亮，张吉兰就和几个妇女担起做好的鞋上了路。这时，正好狂风大作，暴雨如注，张吉兰和女友们挑着100多斤重的鞋子，顶着暴风雨，踏着荆棘爬山。在半山腰，她一脚没蹬牢滚了下去，重重摔到山沟里。她站起来，咬咬牙，继续往上爬，顾不得鞋子掉了，脚上鲜血直流，染红踏过的石头。伙伴们劝说道：“吉兰，把筐里的鞋拿一双穿吧，慰劳红军的鞋，你这个赤卫队员穿一双也不算啥，先慰问你一下也是理所当然的。你可不能再打赤脚了！”
张吉兰没有接受，说：“真正苦的不是我们，是红军。我的脚上打10个血泡，手上划100道口子，能在家养几天，可是红军战士天天都要翻山越岭呀！”
李贞听说这些事，非常感动，她握住张吉兰的手说：“你是我们苏区妇女的好榜样！。”
“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不光我一个。”张吉兰说：“让前线的同志穿得暖、吃得饱，我们这些做后方工作的人才能心安啊！”
她说得多么好啊！李贞看着张吉兰，心里这样想。她没有什么文化，讲不出高深的道理，但她朴素的话语里，包容着一颗真诚的心。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妇女的支持，红军才能受到鼓舞，士气旺盛，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巩固和发展了革命的根据地。
望着周围的群山，想着妇女工作的大好局面，李贞感到了自己工作的价值，心里默默地说：“我一定要把妇女工作做得更好！”
不幸时流下了泪水
就在李贞全身心投入妇女工作的时候，一个不幸突然降临到她的头上，使她陷入了极大的感情烦恼。
其实，李贞的烦恼已不止一天了。在打了许多胜仗、苏区不断扩大、人民群众拥护的情况下，省委和省政府根据上面的布置，开展了“肃反”运动。大批领导干部被打成所谓“AB团反革命分子”，还专门成立“肃反”机关对其进行审查，而这种审查用的又是逼供信的办法，致使不少优秀干部遭到错误打击，甚至杀害。这样做的结果，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连群众也害怕逃跑了。即使如此，省委还被指责为“严重的右倾”，李贞对此不理解，她问过张启龙，张启龙不好讲什么，只是说：“会好的。”
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这种局面不但没有得到纠正，反而越发展越厉害。主持“肃反”工作的省总工会委员长刘士杰捉的人越来越多，连一批省委亲自培养起来的当地干部和两批工人纠察队也打成AB团。省委不同意这样做，对此进行了批评。当要逮捕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时，王首道、张启龙、王震、甘泗淇都认为袁德生是安源工人，是开辟湘赣根据地的负责人之一，反对逮捕他。刘士杰就到中央去汇报，博古等人就说省委是右倾，撤消了王首道、张启龙的职务，以请袁德生到保卫局去吃饭的名义，将其逮捕关押，对外说是调到中央工作去了，还有不少领导干部也被抓起来了。现在，王首道被撤消了省委书记的职务，军区总指挥张启龙被送到保卫局，准备法办……
对这两个人，李贞是十分了解的，几乎从她参加革命时起，就认识了张启龙，而且成为她的入党介绍人，也许正因敬重他，信赖他，在和古家断绝关系后就和他结了婚。王首道，则是她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第一个直接领导者。这样的一些人，会成为反革命吗？李贞迷茫了。
张启龙被关进保卫局后，李贞曾去看望过，问他是怎么回事，可他什么也不讲。她流泪问：“应该怎么办？”
“情况可能会更坏，你要有思想准备。”张启龙说完后，又紧紧地闭着嘴唇。
面对这样的事实，李贞的理智与情感发生了矛盾。她相信张启龙，但又不敢怀疑党的政策。作为妻子和党员，她感到难以抉择。就去向人打听，终于了解到张启龙的“罪状”；一是释放了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长；二是态度不好。
对于释放国民党军队一个团长的事，李贞听说过。那是一次战斗中，俘虏了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长，作为军区的总指挥，张启龙按照红军对待俘虏的政策，讲了革命道理，提出一些条件，那个团长都答应了，最后才以交换为条件将他释放的。这是为了瓦解敌军，怎么成了“罪状”呢？
张启龙的性格比较倔强，李贞更是知道的。特别是他认准了的事，谁也难以说服，他当然更不会承认强加给他的所谓“罪状”，何况，他对“肃反”的扩大化早就有看法了，作为共产党员，一个领导人，不同意一些做法也不允许吗？
从一开始，李贞就听说，对张启龙要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如今又送到保卫局法办。保卫局可不是一个一般的单位，它可以任意处决“罪犯”，进去的人都是凶多吉少。李贞时刻为张启龙的安危担心。她想，要能像上次那样救他出来该多好啊！可惜不能，那次是在敌人的团防局，这次是省委的保卫局，完全不同的两个地方啊！
李贞想到的那一次，是第一次攻打张家坊团防局后。一天晚上，王首道、张启龙几个人在李贞家里开会，都为缺枪发愁。张启龙说：“我从江西过来，知道排埠那边买枪容易，只要用光洋就能买到。”
王首道说：“我们哪里来光洋？”
“我在江西养病时，到黄茅做了调查，知道哪家土豪有多少钱。我们先去打土豪，搞到钱去排埠买枪。30块光洋一杆枪，有了枪就可以打团防局了。”
人们都说这是个好办法，当即定了下来，第二天一早，张启龙和汤祥兆从施大屋出发打前站，先到金钟湖等其他人。
不想他们两人在观音堂遇到团防局的人，其中一个认出了张启龙，便把他抓进了团防局。
开始，张启龙被带到观音堂小团总林绍兴的家里，林绍兴和张启龙在永和区教务委员会同过事，林绍兴便问：“你怎么被捉到这里来了？”
张启龙说：“我没有犯法，现在请你帮我办3件事：一是赶快给我的朋友王采田送信，说我被抓了；二是借两百块大洋钱赎我出去，将来我负责还你；三是叫他们不要打我。”
林绍兴这个熟人，不但不帮忙，反而将张启龙留在团防局，并派人向上作了报告，上面来人要将张启龙带到总团防局去。
王首道听到这个消息，马上组织拦路抢劫，可是拦到的却不是张启龙，担心他出了意外，就派李贞带一个队员到观音堂去侦察，证实张启龙还在观音堂，就于当天深夜带领游击队出其不意地扑了过去。
趁着夜深，游击队来到观音堂街口，吹响从小学校借的两把铜号，边呐喊冲杀边开枪。敌人摸不清底细，以为是红军来了，便仓皇四处逃命。
游击队员们冲进团防局，却找不见张启龙。王首道让人守在街口查找，李贞带头高声叫喊：“张启龙！张启龙！”
最后，人们在一间牢房里找到张启龙，将他救了出来……
李贞想到这些，不由得心里喊道：“张启龙！张启龙！”却没有得到回应。
不几天，一封离婚的信落在了李贞的手上，她不同意，可组织上却批准她和张启龙离婚。这是组织的决定，她只有服从的份儿。
李贞流泪了！这位坚强的女共产党员，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情况下，都没有流过泪，此时却哭了，哭得很痛心……
四、媒人，深夜来访
同心，同学
1933年的秋天，沐浴无边的金风，顶着灿烂的阳光，李贞来到了瑞金。
瑞金，是李贞早就听说的地方。这里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是红色的首都。她所在的湘赣省，就属于这里领导。有多少次，从这里发出的命令和指示，变成他们的行动；他们所做的一切，也都向这里报告，有一些领导人，也是从这里派去的。对这里，李贞有一种神秘感和神圣感，能到这里来学习，她心中还是高兴的。
最初接到省委关于让她到瑞金中央党校学习的命令时，李贞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样的滋味。她希望有这样的机会。从小就当童养媳，没有上过学，开始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后来参加革命，不管是在游击队还是在省委，想学习没有时间，而工作实践又使她感到文化的重要。现在能脱离工作专门来学习，是一件多么好的事！
李贞还有一个说不出的想法，那就是“肃反”扩大化在心头和情感上留下的创伤。在理智上、行动上，她能忍受这种创伤，努力做好担负的工作，有时甚至是用工作排解苦恼；但在感情上，常常难以控制。离开这里一段时间，分散一下注意力，可能会更好一些。所以，听说到中央党校学习，她什么话也没说，就连夜准备，渡过赣江，来到了瑞金的中央党校。
中央党校，即是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开始时的校长是毛泽东，这时已改由张闻天兼任。学校设有高级班和青年班，李贞被分在高级班里。和她一起在这个班的，还有贺怡。
开学了。来自各单位的学员们，像小学生一样，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之中，讲课的教员，都是一些领导人，如董必武、徐特立、邓颖超、杨尚昆等。李贞和其他人一起，认真地听讲。有些她听得懂，有的则不大懂，课后就向贺怡等同学请教。
这一天，毛泽东来了，他也是来讲课的。几年前，在萍乡的群众大会上，在醴陵召开的湘东特委会上，李贞见过毛泽东，所以这次见他来讲课感到很亲切。她看到，和几年前相比，毛泽东还是那么瘦，头发还是那么长，讲起话来，还是不时打着手势。这一次，毛泽东既没讲党的建设，也没有讲军事斗争，而是讲的调查研究和经济工作。
李贞听着，既觉得讲得通俗易懂，又觉得不大理解，她当然不知道，两年前毛泽东被撤消党内的领导职务，一年前，又被撤消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此时只是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搞的是农村建设工作，除此之外，他不好讲别的。
毛泽东讲完课后，专门看望了贺怡，询问了生活和学习的情况，当听说李贞是湘赣省委送来的，便问起了湘赣的一些人和情况，李贞一一回答了。毛泽东只是听，什么也没有说，听完就走了。
贺怡是贺子珍的妹妹，是毛泽覃的妻子。因为他们就是永新县城的人，因此，李贞不但知道他们和毛泽东的关系，还知道贺子珍、贺怡家的不少事情，诸如贺子珍和她的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怎样闹学潮，怎样被父母锁在楼上，怎样从天窗里逃出参加革命活动，成为永新县的第一任妇女部长，毛泽东走后，李贞和贺怡说起话来。
她们正说着话，有人喊道：“开饭了！”
学生们都向伙房走去。他们早就饿了。原先，每人每天的定量是一斤粮食，这数量本来就不够，可是前线粮食紧张，学校就号召大家节约粮食支援前线，这样就更不够吃了。做干饭时，就用蒲草编成饭包子蒸饭，每人一份，学员们称之为“小包饭”，每包只有几两米，怎能吃饱呢？因此不到时间就饿了，一听说开饭，便都朝伙房拥去。
李贞和贺怡领回她们各人的“小包饭”，在一棵树底下坐下来，她们还没有开始吃，有的饭量大的男同学就狼吞虎咽地吃完了，对着蒲草包出神。
看到这情景，李贞碰了碰贺怡，说：“走，给他们一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