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650－721），武则天、中宗、玄宗时宰相。本名元宗。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人。其父姚懿在贞观年间曾任州都督。姚崇一生三次出任宰相，共居相位10余年。他挽救危局，整顿吏治，振兴经济，对开创开元之治、使唐朝重新走上繁荣和兴盛之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人称“救时宰相。”
才能卓越破格重用
姚崇自幼便勤奋好学，敏而好问。成年之后为人正直爽快，崇尚节操。后以科举入仕，始授濮州司仓参军，后又任司刑丞。因他执法公正，作风端正特别受上司器重，所以连续晋升。到武则天时，姚崇已官至夏官（即兵部）郎中。此时，东北有契丹族不断侵扰边境，武则天一再派大兵抵御，因此兵部的事务特别繁忙，姚崇的才干在此时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那些纷繁复杂的事务，到了他的手里，都处理得干净利索，井然有序。兵部是中央机关，皇帝自然对里面的事情知道得一清二楚。爱才的武则天对姚崇的才干很是赏识，立即就提拔他为兵部侍郎。皇上如此的赏识与信任，怎能让姚崇不感动！武则天赋予他的重任，对姚崇而言，不仅是一种鼓励，同时也是一种锻炼，越难处理的问题越能使他的才能得以提高。
早年，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曾重用酷吏，奖励告密，以打击与自己唱反调的朝中大臣。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朝中大臣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姚崇当政以后，力图改变这种现状。神功元年（697），武则天对大臣们说：“以前周兴、来俊臣审理案件，多涉及朝廷大臣，说是他们反叛；国家法律摆在这里，我怎么能够违反呢？其中有的我也怀疑有冤枉，是滥用刑罚造成的，就派近臣到监狱中去审问，及得到他们手写的状纸，都是自己承认有罪，我就不怀疑了。但自从周、来二人死后，就很少再听到谋反的事了，这是不是意味着以前被杀的人中，是不是有冤枉了的呢？”姚崇曾在刑部任职，故对这方面情况比较熟悉；对武则天本人他也比较了解，知道她也重用过一些坏人，滥杀无辜，然尚未完全被坏人控制，也任用一些正派人主管刑法，并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听得进不同的意见。他针对武则天提的问题，直率而又诚恳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恳求陛下，今后要是收到告状，只是把它收存起来，不要去追究就是了。假若以后发现证据，真的有人谋反，我甘愿承受知而不告之罪。”对此武则天表现得很高兴，并赐给他银千两。至此，姚崇与武则天的相知又更进一步。
过了一年，姚崇升任宰相。并在出任宰相的时候，往往兼任兵部尚书，所以对兵部的职掌非常熟悉；举凡边防哨卡，军营分布，士兵情况，兵器储备，他都烂熟于心。玄宗初年，作为宰相，他带头裁减冗员，整顿制度，任用官吏，注重才能，使得以皇帝为首的大唐封建国家职责分明，指挥灵敏。他与庐怀慎同作宰相时，请假十多天，政事积压很多，姚崇假满上班，很快裁决了积压下来的政事。然而，正因为姚崇为人正直，不畏权势，得罪了骄横跋扈、横行不法的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被调出京城，任灵武道大总管。临行前，武则天要他推荐一位宰相，他推荐了张柬之。此前狄仁杰曾两次向武则天推荐张柬之，张柬之每被推荐一次，就升一次官，但一直未登上宰相的宝座。这一次姚崇再次推荐，张柬之很快就走上了宰相的职位，而此时张柬之已是80高龄。
诛杀二张远祸全身
张柬之做宰相后，亦对张氏兄弟的横行不法深感不安。朝臣们多次上书，要求惩治二张，但因为武则天袒护，始终在宫中逍遥法外。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重，张柬之认为此时正是诛杀张氏二兄弟的天赐良机。正好姚崇从驻地灵武回京，经过姚崇与张柬之等密谋，率500羽林兵，直接进入玄武门，杀死了这两个淫夫恶棍。随后，又对武则天施加压力，迫使武则天将帝位让给太子李显。
李显复位后，以姚崇、张柬之为宰相，因姚崇有功，加封他为梁县侯，食邑200户。后武则天迁居洛阳上阳宫，已即位的中宗李显带领文武百官至上阳宫问候起居。王公群臣相互庆贺，唯独姚崇呜咽流泪。张柬之对姚崇说：“今日岂公流泣之时，恐公祸由此始。”姚崇说：“我侍奉则天皇帝的时间已经很久了，现在要与她辞别，不禁悲从中来。日前助你诛杀奸邪小人，此乃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中宗李显听到姚崇的这些话，心中非常不悦，故没过几日便将姚崇调离京城，出任亳州刺史。其实，姚崇的悲泣决不是留恋君臣的私情，他看到张易之兄弟虽已被杀，武则天虽已让位给太子，中宗虽然已登上皇帝宝座，但武氏家族的势力很大，将来一定会有一场激烈的斗争，他不愿遭到武氏势力的暗算，因而才演出了这一出感人涕下的戏，以淡出激烈而黑暗的朝廷纷争。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年，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在中宗的支持下，削了张柬之等5人的实权，后在流放中被害。而姚崇却幸免于难。
姚崇罢相后，先后在亳州、宋州、常州等地当剌史，远离了京城，远离了是非之地。这时朝廷已为武三思和韦后所掌握，武三思渴望他们武氏重掌政权，韦后希望能够效仿武则天也当女皇帝，而中宗只是傀儡。太子李重俊对武、韦早已积恨在心，于景龙元年（707）七月，矫诏发羽林军，杀死武三思及党羽10余人，昏庸的中宗在韦后和女儿安乐公主的包围、逼迫下，发兵杀了太子李重俊。韦后和安乐公主野心越来越大，两人合谋，毒死了中宗。朝中大权完全掌握在她们手中。可是，好梦不长。李隆基策动禁军又一次发动政变，杀死韦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相王李旦在儿子李隆基和妹妹太平公主的支持下，恢复帝位，立三子李隆基为太子。景云元年（710）六月，拜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第二次当了宰相。
三度为相兴利除弊
睿宗李旦登基之后，却依然没有完全摆脱受制于人的情况，这次干预朝政的却是武则天的亲生女儿、睿宗的妹妹太平公主。她也想走其母武则天的道路。为了预防太平公主发动政变，威胁到太子的地位，姚崇和宋联名上奏，建议将太平公主安置在东都洛阳，其余掌握兵权的诸王派往各州当刺史。谁知单纯而昏庸的睿宗竟将姚、宋的想法毫不隐瞒地告诉了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大怒，李隆基也慌了手脚。为稳住太平公主以防突发事件，李隆基指控姚崇等挑拨皇上兄妹关系，应加严惩。于是，姚崇被贬为申州刺史，后又任扬州刺史、淮南按察史。在地方官任上，姚崇为官清廉公正，颇受百姓爱戴。
这一切都被英明神武的玄宗看在眼里。因此，唐玄宗李隆基继位后，决定再次起用姚崇为相。先天二年（713），玄宗在新来驿讲武期间，秘密召见了姚崇，并听取了他对目前时事朝政的看法及建议。姚崇针对武则天以来的弊政和历史教训，提出十条挽救政治衰败的革新主张。玄宗听后，精神为之大振。他对姚崇的这些主张一一采纳，并且当时就拜其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姚崇第三次出任宰相，得到了玄宗的充分信任。借此机会，他实施了一系列改革。
姚崇从整顿吏治入手。自武后统治以来，皇亲国戚多居省以上要职，各个封王又多掌握朝中禁军，手握兵权。为了争权夺利，他们勾结朝官，迭相为乱，一时间，政治被他们整得混乱不堪，政局动荡不安。短短的八、九年间，接连发生了五次政变。为了防止这种情况下的发生，姚崇协助玄宗，于开元二年将诸王改任外州刺史，并规定诸王“不任以职事”，“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这样，诸王便等于只享有尊荣，即地位与利益，但没有了兵权，从而亦失去了犯上作乱、胡乱征伐的基础。
姚崇还规谏唐玄宗，“戚属不任台省”。所以，开元初没有大封戚属。王皇后之父王仁皎，仅历任将作大监、太仆卿等职，史称“仁皎不预朝政”。姚崇还设法抑制功臣的权势，把一些官高势盛、居功自傲的功臣贬到地方做州刺史。这些措施如同釜底抽薪一样，消除了中央政局动乱的隐患，结束了多年来动荡不安的局面，使得社会经济发展，百姓安居乐业，因此，姚崇被人们称为“救时之相”。
在任用人才方面，姚崇要求德才并重。他推荐的广州都督宋，刚正不阿，为官清廉，是唐代的四大贤相之一。姚崇大力整顿吏治，严格诠选制度，罢免了以前的“斜封官”。因其由皇帝直接颁下敕书，用斜封交付中书省执行，故称为“斜封官”。
任人唯贤、量材录用，是姚崇吏治的主要做法。开元二年，申王李成义未经有关部门，私自奏请玄宗，把府中的阎楚珪由录事提拔为参军，这次授官属于私自请托，并没有经过吏部的审核。因此，虽然玄宗已表示同意，但姚崇上疏反对。他说：“臣窃以量材授官，当归有司，若缘亲故之思，得以官爵为惠，踵习近事，实紊纪纲”。由于姚崇据理力争，玄宗才收回敕命。
抑佛灭蝗辞相病终
唐代时期，佛道两教极为盛行。上自皇帝、皇后，达官贵人，下至豪绅富户，都利用宗教捞好处。特别是武则天统治以后，每年花在建佛寺、道观上的钱财就不计其数。同时，建造这些建筑又占用大量土地，无形之中霸占了许多耕地。而由于这些寺院享有特权，不向国家交纳赋税和服役。所以，许多无业流民都纷纷出家为僧，成为了不用纳税的被供养者。由于“度人为僧无穷，免租庸者达数十万”，造成国家财政日益枯竭。开元二年（714），姚崇上疏玄宗，请求裁减和尚。他说：“但使苍生安乐，即是福身；何用妄度奸人，使坏正法。历史事实说明，只知信佛，最后身死国亡。”玄宗采纳了这一建议，下令裁僧尼3万人，令他们还俗从事生产。玄宗还下令，禁止百官和僧尼道士往来，禁止铸造佛像，传写经书，禁止建造佛寺。修缮佛寺，也要报请批准。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耕地免被肆意占用，生产劳动的人员也有所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具有良好的作用。
开元三年，一场天灾给山东（今太行山以东地区）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漫天飞舞的蝗虫犹如洪水猛兽吞噬了大片的庄稼青苗，甚至连田头的草木都不放过。当时，人们认为这是“天灾”，奈何不得，怕捕杀蝗虫会招致更大的灾祸，只能整日焚香祷告，祈求老天开恩。满朝文武也是一筹莫展。这时，姚崇又勇敢地站了出来。他建议派出御史分道杀蝗，并且提出了捕杀蝗虫的好办法。没想到，他的建议竟引起了朝廷和地方官的一片反对，他们都一致认为此非人力可为，就连玄宗也是举棋不定。姚崇以历史上曾出现的两次蝗灾为例，说明灭蝗“事系安危”，必须马上动手。那些反对者又提出种种问题借以刁难、推辞。姚崇反驳说：“如今蝗虫布满山东，黄河南北的百姓都流亡他方，咱们哪能坐视不救呢？即使一下子除不尽，也比让它成灾强。再说，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一定会战胜天灾！”他向玄宗保证除蝗一定成功，否则，甘愿一人承担责任，丢官弃爵也在所不惜。一番肺腑忠言，一身凛然正气，终于使玄宗坚定了决心，下令：“灭蝗的事，我已决定，再敢说三道四者处以死刑。”
一场人类斗争自然的“捕蝗之战”拉开了。姚崇为那些特派御史起名为“捕蝗使”，命其分赴各地，促令灭蝗。这些使者还带去了姚崇捕杀蝗虫的巧妙方法：利用蝗虫喜光的特点，晚上他们在地边点火堆，火堆旁挖坑，将招引过来的蝗虫捕捉后边烧边埋。山东大地那段时间出现奇景，晚上经常火光通明，浓烟弥漫，还夹杂人们喜悦的欢呼声。在人们的奋力捕杀之下，一场灾难，就这样免除了。
开元四年（716），姚崇辞去宰相职务，被授于开府仪同之司，但有关军国大事，玄宗还是常常听取他的看法及意见。开元五年（717）春，玄宗即将巡幸东都洛阳，太庙突然倒塌。玄宗询问身边大臣，大臣回答说：“陛下服丧未满三年，巡幸东都不合天意。”因为睿宗是开元四年病死的。玄宗召姚崇询问此事，姚崇回答说：“太庙大殿乃前秦符坚所建，年久失修，木质腐朽，皆是自然之事，倒塌即是情理之中。陛下不必为之烦心。但倒塌之日与行期相合，只是巧遇。”姚崇劝玄宗，巡幸东都已准备就绪，不可误期，太庙修复重建就可，玄宗听从了姚崇的意见。
开元九年（721）九月，姚崇病逝，终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