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家纪念碑
大凡名人的碑，与死者生前的职业或者成就往往都有内在的联系。著名音乐家的碑通常与乐器、音符有关，中外均是如此。
我国国歌的曲作者聂耳（1912—1935年），原名聂守信，字子义，从小爱好音乐创作，擅长小提琴。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为逃避国民党的追捕而逃亡日本。同年7月17日，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浩海滨游泳时溺水而死。聂耳生前创作的《毕业歌》、《大路歌》、《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等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浓郁的民族特色，深受国人喜爱。因此，聂耳逝世后，人们在他的家乡昆明西山滇池旁建了一座颇具匠心的坟墓——造型犹如一把小提琴。墓穴就位于琴盘上的发音孔处。墓道为琴颈，设有7个花台，象征7个音阶；墓道上还有24级台阶，象征轰耳只活了24岁。晶莹的黑色墓碑在琴盘顶部，正面横书“人民音乐家聂耳”7个大字，背面是郭沫若的题词：“闻其声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然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乎巍巍然，与其国歌并寿而永垂不朽。”
苏联歌曲《喀秋莎》50年代流行于我国。歌词大意是：“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漫的轻纱。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象明媚的春光。姑娘唱着美妙的歌曲，她在歌唱草原的雄鹰，她在歌唱心爱的人儿，喀秋莎的爱情永远属于他。”这首歌写于1938年，词作者是伊萨科夫斯基。1941年，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妇女扪唱着这首歌，依依送别亲人上战场；士兵们唱着这首歌，以抒发他们怀念家乡的深情。这首歌很快风靡全苏联。因此，1942年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第一次使用火箭炮时，就把这种威力很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火箭炮命名为“喀秋莎”。为表彰伊萨科夫斯基的这一卓著贡献，伊萨科夫斯基家乡的人民自愿出资建起了一座丰碑。碑为一球形巨石，石上嵌一块金属牌子，上刻《喀秋莎》前两句歌词。石旁是一座造型为竖琴的木杆。这一座奇特的碑，大概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为一个音乐家的一首歌曲而建筑的纪念物。
著名的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的墓碑更是别具一格。西贝柳斯）1865—1957年）是芬兰人民的骄傲。他的一生创作了100多部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有艺术独创性的好作品，特别是帝俄统治时期，他的交响诗《库勒伏》等音乐更是脍炙人口，有力地鼓舞了芬兰人民反对侵略者的斗争。所以，芬兰政府在首都赫尔辛基替他建造了一组纪念碑：前面是大理石的西贝柳斯头部巨雕，稍后是由数百根长短不一的不锈钢圆管组成的一架大型“管风琴”。当微风吹入或用手轻轻叩击钢管时，“管风琴”就会发出悠扬动听的音响。此情此景，不禁使人浮想联翩：西贝柳斯似乎依然在创作着，用他的音乐欢迎着远方的客人。
而德国现代著名钢琴演奏家勃拉姆斯的大理石墓碑上仅刻了一个圆圈——休止符。这是遵照勃拉姆斯的遗嘱而如此镌刻的。勃拉姆斯在弥留之际还曾安祥地嘱咐他的学生：他逝世后，不要发表“公式化的悼词”，葬礼不要刻意追求形式，不要一味讲究豪华。这充分体现了一个音乐大师的豁达胸怀。墓碑上的那个圆圈，既是乐章中的休止符，又意味着生命到此嘎然而止。只不过这个圆圈被勃拉姆斯的学生镀成了金色，它象征勃拉姆斯已走完了人生旅途，到达了一个辉煌的终点。
尊师碑
世间流传着很多动人的尊师篇章，这里记叙的仅是镌刻在墓碑上的几则小故事。
我国近代改良主义者、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康有为1927年3月3日凌晨5时30分逝世，葬于浙江省崂山县李林之南枣儿山，现已移葬到青岛市郊浮山南麓。墓两侧是6株高大的龙柏，象征着在戊戌变法中献身的“六君子”。墓前竖着一块两米多高的石碑，碑正面的“康有为先生之墓”7个大字和背面的碑文，均为正楷金字，是著名画家刘海粟所撰。刘海粟20年代在上海曾被康有为收为弟子，所以，他在碑文里这样深情地写道：“公生南海，归之黄海；吾从公兮上海，吾铭公兮历桑海；文章功业，彪炳千载。”康有为是广东南海县人，人又称“康南海”，青岛位于黄海之滨，这就是首句“公生南海，归于黄海”的意思。第二句讲的就是指刘海粟拜康有为为师一事。写这篇碑文时，刘海粟已90高龄，恭敬之情真可谓溢于文外。
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梆社，并且第一个把西洋油画和音乐传到中国的是著名学者李叔同。李叔同（1880—1942年），名文涛，别号息霜。李叔同是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他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因看破“红尘”，于1918年到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李叔同的为人为文，给他的弟子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所以，他1942年10月13日在福建泉州圆寂后，弟子们在泉州清源山上替他建造了一座奇特的墓碑。碑是白色花岗石的，形状好似北京天坛。正面刻有李叔同的遗像，一侧刻他赠弟子们的遗偈：“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无言。花枝春满，天心月圆。”
说起李叔同的这幅遗像，还有个十分感人的故事：在李叔同众多的徒弟中，有一个就是后来成为著名教育家、漫画家的丰子恺。丰子恺听到老师辞世的消息，哀痛不已，整日以泪洗面。于是，他把悲伤的泪水聚集起来，用之研墨，精心绘制了这幅画像。
一代伟人毛泽东一生中只为一个普通人写过碑文，获此殊荣的是毛泽东的国文老师、湘西保靖县葫芦寨的袁吉六先生。1913年，袁吉六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任教，毛泽东是他教的预科第一班学生。第四师范合并到湖南省第一师范，袁吉六又是毛泽东所在的第八班的国文教师，直到1918年毕业，为师达5年之久。毛泽东1936年在延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一次交谈中这样说起自己的老师：“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取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袁吉六于1932年4月卒于湖南新化县戴家凼“山斋”。1950年10月11日，毛泽东写信给原湖南省省长王首道，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酌给津贴米若千供养袁吉六先生的夫人戴常贞。1952年，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拨冗挤繁，亲笔恭书了“袁吉六先生之墓”，以此缅怀老师，表达自己的尊崇和哀思。此碑现立于湘西保靖县城北袁吉六先生纪念亭内？
爱情碑
“痛苦的死亡不能将爱情割断”，这是德国著名军事家、《战争论》作者克劳塞维茨刻在他夫人玛丽墓碑上的一句话。像这样的爱情碑我国古代和现代都有。
宋朝著名女词人朱淑真的丈夫是个商人。“商人重利轻别离”，自从结婚以后，二人经常天各一方。这对感情细腻而丰富的女词人来说，简直是度日如年，心中无限愁苦。一次，她给丈夫寄了一封奇特的信，信中画了许多圆圈，并附了一首《圈儿词》：“相思欲寄无从寄，画个圈儿替。话在圈儿外，心在圈儿里。单圈是我，双圈是你。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月缺了会圆，月圆了会缺。我密密加圈，你密密知我意。还有那说不尽的相思情，一路圈儿圈到底。”朱淑真死后，后人根据这首词的含义，在她的墓碑上刻了两个月牙形的图案和个数不等的一行行圆圈，并把这首感人至深的《圈儿词》也刻在碑上，使得这个动人离奇的爱情故事永远在人世间流传着。
我党早期革命活动家高君宇的墓碑，现立在北京陶然亭公园畔葫芦小岛北部的锦秋墩。这是因为他生前曾说过：“军阀把北京搞得乌烟瘴气，只有荒僻的陶然亭干净。”高君宇一生为革命东奔西走，积劳成疾，1925年逝世，只活了短短的28年。他曾与当时著名女诗人石评梅相爱，二人冲破封建伦理的束缚，多次来陶然亭约会。因此，对高君宇的死，石评梅十分悲痛。她替高君宇立了碑，并手书了碑文：“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慧星之迅忽。这是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慧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在你坟头，直至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评梅。”高君宇、石评梅二人献身革命，忠于爱情的高尚情操，激励了不少有志的青年人。所以，1956年6月3日，周恩来在谈到高君宇、石评梅的墓碑时，语重心长地说：“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
孔丘一直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圣人：汉朝元始元年封为褒成侯，隋朝封为邹国公，唐初封为褒圣侯，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封为文宣公，宋仁宗圣和二年（公元1055年）封为衍圣公，1935年，国民党还封之为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后裔也因此大沾其光，有的封号如“文宣公”、“衍圣公”，还可以子孙世袭。
但是，在唐朝末年，孔氏家族里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唐末，由于社会动乱，孔子的42代孙孔光嗣在天祐二年（公元905年）只被任命为泗水主簿，失掉了“文宣公”的爵位。至五代后梁乾化三年（公元913年），孔光嗣被外孔守灵户孔景的孙子孔末杀死，孔末取而代之。当时孔光嗣的儿子孔仁玉生于“甫九月”。孔光嗣之妻张氏系曲阜城北绅士张温如之女。张氏将孔仁玉抱回娘家藏匿起来，二人方幸免于难。后唐长兴元年（公元930年），有人上书皇帝，言曲阜县令孔末不是孔子的嫡裔，真正的孔子嫡裔、43代孙孔仁玉巳经19岁了，躲藏在外祖父家。唐明宗获悉，当即下令诛杀孔末，由孔仁玉主持孔子祀事，并任曲阜县主辑。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又加封孔仁玉为“文宣公”。孔仁玉之后，孔子一族子孙繁衍。孔仁玉被称为“中兴祖。”
在这场变故中，张温如一家冒着性命危险保留了孔家后代，功劳很大。因此，孔氏后人对张家一直感恩戴德，并多次立碑追念这件事情。淸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孔子的73代孙孔庆锊就在《感恩碑》中大发其感慨：“我有德于人不可不忘也，人有德于我不可忘也。是不独身受者怀其德而不可忘，即为其子孙亦不可忘。念我中兴公遭孔末变，匿于外祖张，俾不绝如线三统，历千百载而长存。此其德之广厚何如哉！前人感其德而思慕之，为之勒石表扬，为之设祭立祠，为之蠲免差徭，其所以报本酬恩已备矣。”这三个“为之”都是孔府对张氏家族的特殊优惠政策。这正应了民间俗语“有仇的报仇，有恩的报恩。”作为出自诗书礼仪之家的孔子后代，当然更应如此。
近代立感恩碑的就更多了。学宫、祠堂、衙门内，处处可见。有子报父恩，女报母恩，学生报老师恩，逃难者报搭救者之恩，平民百姓报淸廉命官之恩。当然也有奉承阿谀，升官发财了，报上司之恩的。
宣统三年，靖江县出了一起类似“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案，后来换了一名姓杨的知县明镜高悬，为受害者赵姓女子平反昭雪。赵姓女子虽然家贫如洗，但为报知县之恩，将破房拆卖，积聚了些钱，买了一块大青石，立于“丰水桥”桥头，碑文为包公再世，恩重如山，谢知县大人岂知为了这寥寥数语，她无屋可居，住了几年桥洞。
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新闻媒介的现代化，报恩者可以通过报刊、电视、电台鸣谢，以示感激，不需要立碑颂赞，“感恩碑”基本上已成为历史的遗迹。
海外华人碑
在国外有一些与中国人有关的石碑，或是当地政府为纪念中国人而立，或是中国人为当地政府而立，或是当地华侨为华侨而立。
最早的海外华人碑，是墨西哥的《大齐田人之墓》。西周春秋时，齐国国君本姜姓，齐景公时，贵族田恒子用大斗贷出，小斗收进的办法笼络人心，民众大量逃往田氏门下。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481年），田成子杀死齐简公及右相监止，从此，田氏执齐国国政。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6年），周安王正式承认田和为齐国国君，姜齐遂为田齐所取代，这就是历史本有名的“田氏代齐”的故事。但是，以后田齐曾两次被打败而亡国。一次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韩、楚、燕、赵、齐、魏六国，统一中国；一次是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建立汉王朝，再次统一中国。汉高祖刘邦统一中国时，齐王田横杀了汉便者，而恐汉王追究，就带了部下500人逃往海岛。后来刘邦赦其罪，召田横来都，但是，田横行至洛阳郊外时，耻于称臣而刎颈自尽。随同田横逃往海岛的500名壮士仰田横之德，全部殉节。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名作《田横王五百壮士》即以此为题材。据1981年2月5日《人民日报》载，齐人供奉“且”字形祖先牌位，而在墨西哥的印第安人中亦颇盛行。这大约不会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很有可能是一些齐人后代逃到墨西哥，将这一习俗传给了印第安人，问题是这些齐人何时去墨西哥的？通过什么途径去的？这都是些难解之谜，
海上丝绸之路上也有华人碑，其中文莱的一块立于公元1264年，碑上大字为‘‘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小字为“景定甲子男应甲立”。“景定”为南宋最后一个皇帝宋理宗的年号。公元1264年当为“景定五年”。斯里兰卡的一块立于公元1409年，明朝太监郑和下西洋时所立。碑上书泰米尔文、波斯文和中文三种文体。内容是明朝皇帝对佛陀的敬献，送香礼淸单。此碑现存科伦坡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