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50年的春天——杭州解放的第二年，新领导接管杭州国立艺专未久，学校开了一个全体教师的画展。展厅里众多大幅的油画之中，有一幅素描画稿，篇幅不大，却显示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分量。画面描绘着一群有组织的农民在斗争恶霸，人物粗放，而气象恢宏，署名作者是王流秋。这个名字对于我们还很陌生，经人指点，才知道是新来的教授，来自延安，毕业于鲁艺。
那是个不寻常的年代，新中国从革命的风暴中崛起，朝气蓬勃，在新旧交替中意识形态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文艺领域中尤为尖锐，我在经受淘洗中辗转任教于华东艺专，却被任为创作教学组长，这使我诚惶诚恐。领导亲自带队让我们去外校取经，于是又来到了杭州，此时国立艺专巳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接待我们的就是巳成为绘画系主任的王流秋。流秋先生极其热诚地接待了我们，介绍了如何引导学生树立为工农兵服务，如何接近群众，深人生活，如何确定主题，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一整套的方法与实例。步骤和要点都十分具体，这次会面完成了我对流秋先生的第一个完整的印象：一个信仰坚定，忠贞而诚挚的革命艺术工作者。
然而，转眼到了1957年，王流秋竟因一幅主题性的力作《转移》而被打成右派，这幅画是他在苏联专家来华举办的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结业时的精心之作，参加这个训练班的学员都是从全国精选出来的革命精英。流秋先生的行程为何一下子出现了一个颠覆性的转折？这个问题，那时我是想不明白的。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才又重新看到流秋的作品。那时改革开放巳过几年，但谁也没有料到在艺坛上的变革竟是如此迅速。国际上的广泛交流，促使人们开始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反思艺术的真谛。大批现代艺术流派如潮涌人，中国画坛开始出现了一个繁花争发的场景。我在花丛中又看到了流秋先生的作品，但他面貌大变，如果这样的风格出现在几年以前，定遭批判，他的这些作品是出于跟风还是出于对前时遭遇的逆反？
事实证实都绝非如此。这些作品作于20世纪70年代的那个最为严酷的“文革”时期。流秋身陷囹圄，在劳动中涉及绘事，使他得以重新拿起画笔，在工作之余，他利用油漆与极尽其可能得到的别种颜料，在小小的纸版（宽不超过20厘米）吐露他的心迹，出狱后他把它们编辑成册，取名为《和璞画集》。上面谈到的作品出自其中。
此后，我渐渐得知流秋先生的艺术历程梗概。
王流秋父母侨居泰国，他于1919年出生后，在泰国度过一个安定而幸福的少年时期。当得知祖国遭受日军侵略后，出于爱国热情，于1938年，时年19岁的他毅然只身返国，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洪流，几经辗转，就读并结业于延安鲁迅文艺学院。铸就一颗坚贞的红心，和一个革命的艺术家所应有的品德和才干，其后一直在艺术教育和艺术创作上耕耘并作出杰出的贡献。当苏联画家马克西莫夫来华举办油画训练班时，他满怀着向革命的老大哥求教的热望，以一个普通学员的身份投向学习，当他以亲身所历，力求真切地反映抗日斗争人民的艰苦历程时，不想竟触犯了极“左”思潮的雷池，一场灭顶之灾只因不加雕饰的真诚。
这令我想起了凡·高，因极端忠诚于基督的普爱的教义而被逐出牧师队伍。又想到卞和，只因献璞而遭断足！
小小的《和璞画集》就是这样地沉重而晶莹，这是剖璞见璧的最初一角，是流秋的心灵之歌。随便选择其中一幅都可看到那颗心音的颤动，画中有形而不求精确，有色而不求乱真，这是作者在身不由己时与自然造物无拘无束的对话，身被抹黑而心地光明者的纯情吐露。毫无造作，无须巧饰，所以如此灿烂，如此动人，虽然骤然一看，似感粗陋，然而静心相对，作者高超的艺术素养，都在最无掺假的纯情中融合无迹！
我们在画中看到一点西方印象派以后的色彩斑斓，自从印象派出现以后，光与色的研究使油画艺术的表现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油画艺术的疆域在不断地扩展，以王流秋那种激情回荡的天性无疑的是找到了一处最为适合的舒展拳脚的天地，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他的作品中，印证了这一点。不过他从不理会于那种纯粹的视觉的复制，他以一个东方民族特有的气质，始终听命于内心，色彩是他激情的外溢，又制约于他的主体精神，于是他关注笔墨，着重神韵，尺幅之内，竟有金石之音。
今日之流秋，展现在他面前的道路广阔而遥长，其作品与他四十年前的面貌大不相同，然而仔细体察，这只是羽化之形变，是“璞”“璧”之貌别，其主体精神，始终是面向光明。为寻求人类的更高境界而坚贞不渝，这就是璞的内核。
悼郑为（代序）
去年早春犹寒，郑为忽得友人馈赠名兰一品。定是芬芳四溢、满室生春、此花不比寻常。友人告诉他：这种荷瓣名种，本是郑家祖传，其后久已流失。兰谱上说：千梅万世选，一荷无处求。”今日传家之宝重归，其欣慰可知。于是执笔挥洒油彩，意在抓紧把清辉长留，然而令人意想不到，这竟是郑为的绝笔！
面对这幅《兰花》，只见翠叶摇曳，似有一缕清香从叶丛里嫩黄灼灼的花瓣中溢出，笔笔出于自然，意态从容自在，我不由地想起杨绛译得极好的英国诗人蓝德所写的一首小诗：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一个东方的画家和一个西方的诗人吟唱着同样心声的绝唱！
然而，郑为却是真的走了！
冥冥中，郑为似乎早有感觉，在临走之前，为名兰写照，贮人自我的本真。
郑为是学者，更是画家、哲人。
郑为出生松江书香世家，早年浸受传统人文熏陶，16岁进人上海美专，次年远赴昆明，考人国立艺专西洋画系，此时的国立艺专是原杭州国立艺专和原北平艺专于抗战初期奉命合并而成。绝大部分师生都是由杭州迁来，所以，还浓浓的保留着原校的“思想自由，兼收并蓄”的学术风气，郑为以其敏慧的天资，较早地从现代艺术的接触中领悟到西方的理念与东方艺术的异同，但是他越是沉迷，就越不能满足其旺盛的求知欲和心灵的饥渴，艺术的终极在何处？他去叩哲学的大门。于是，在课余的校园里，往往会遇见他手执一卷，边走边读，旁若无人，在他的谈吐里，常会听到：康德、黑格尔、叔本华或庄子，终于他索性过江到国立中央大学去兼读哲学系。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哲学，像个路遥的迷谷，他一进去便难以收住脚步。
郑为人校比我早，毕业后就难见到他了。原来他已受邀参加中文大学院院长李证刚教授的研究班。此后多年，惟见他有关画理与史证的文章发表，却没见到他的画作。
直到1950年，我才在杭州接到他的一封信，说他想画画了，很想念母校的老师和学术气氛，想回来进修。我猜想他对哲学的钻研已告一个段落，毕竟他爱的是艺术。但是他的计划没有能够实现，那时的国立艺专，正是要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前夕，“左倾”思潮骤然涌起，一切都在急剧地变化，所有带点现代倾向的艺术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而受到严厉的批判，这个时候，郑为即使回来，想必也难以适应。
郑为放下画笔，一搁就近三十年。
郑为再次作画，巳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几十年来，他在哲学与艺术史论的广阔地带潜行，神游于古今大师的心灵深处，以他明晰的思辨，发表了大量的著述，缕析他的沉潜所得。在艺术史论的领域作出杰出的贡献。但这显然还不是他的精神底蕴的全部，他的心灵无法更直接地进行情感表达，这使他耿耿于怀，80年代初，因故无法从事古书画研究。这倒给了他难得的空间，一个画家的灵魂复苏了，就这样，他又拿起了画笔。
看郑为的画，有一种超然感，这显然是来自他心态的超然，他作画原无外界压力，也无任何企求，就如一潭秋水，受纳至满则不得不流。他以东方的性灵，诠释着西方的理念。他的油画略有一种对物感的疏离，却神采飘逸，震颤着形与色的微妙交响。每一幅画都是一首殊韵的歌，变奏着不同的秩序美感韵律。他们略有一点冷涩，而意蕴深藏，他用现代的语言，吐露着一个东方人的心曲，只有静室相对，才得备领芬芳。
郑为走了，留给画坛一抹异彩。
2005年7月于南京
悼念许章衡
—我的兄长、老师和挚友
1987年我回阳江时，曾与老许短暂相聚，当时相期一两年后重作欢会，以吐多年积愫，不想，1991年，竟传来噩耗，老许走了，真的走了，留给我的只有无限的思念！遥对南天，往事萦怀，哀思难抑！
许章衡是我家的密友，我家人无论老少，对他一律相呼老许。他是我大哥的同学，我在六七岁就读于私塾时，就是跟着大哥与他受业于同一位塾师的，其后大哥受父命掌管商店，他就读于县中，毕业后我大哥帮助他到广州考取了广州市立美术专科学校。半年后因被发现为色盲而綴学，回来时带了一个几何造型的石膏头像，和木炭等一些画具，他就以这些材料教我画素描写生，可以说是我正规学习西洋传统绘画的启蒙老师。其后，我到重庆得以顺利地通过考试进人国立艺专，实是得力于他的启导。
然而他对我影响最深的却是他那坚毅的意志，活学的勤奋，和不随流俗而永远向往于至善至美境界的探求。曾记得有一年，他为我大哥的商店画广告，当时他患恶性疟疾，高烧到42度，偏又时值盛夏高温，而他竟然不顾劝阻，不肯放下画笔，硬是以他灼热的工作热情来鏖战灼热的病体，到他画完时，病也好了，那真是精神胜利的奇迹。自从他知道自己是色盲，欲想攀登绘画艺术高峰的愿望巳受先天局限之后，曾一度消沉，躲到一个乡村小学当教师，但不久就奋起，自学雕塑，又自学英语。当时学习英语的条件和现在是无法相比的。他的借以学习的材料只是一本简单的文法和一本英汉字典，然而凭着他的天赋和刚毅之气，硬把一本字典从头到尾逐字背熟，只可惜他那通达流畅的英语没能赶上可以广为用武之时！他胸怀大志，在他前方总有一个美丽、宏伟而有点模糊的构想，只因时空的局限，他的才华没得到更好的培植和施展的机会！1978年我们曾在阳江见面，当时他正热心地向青年们教授英语，他谈起他的初衷：是预看到我国艺术的道路应该通往世界，希望能为青年们创造点机会，也算聊慰他当年未曾实现的理想。这是一道落日的余晖，真是一抹动人的夕照。他曾慨叹：我的灿烂的花朵，在三、四十年代巳开过了”。
三四十年代，那是国家苦难深重的年代，我们的青春年华虽然谈不上怎么轰轰烈烈，然而却是满怀激情，为了抗日救亡，全身心地投人，因而至今难忘！
1937年七七事变后，阳江民众教育馆在城区率先倡议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热烈而迅速，先是晚间自愿的集会，讲时事，唱抗日歌曲，很快就转向社会，组织街头读报、出墙报、演街头剧，主要的领导人是陈政华（馆长）和许高倬，而做实际工作的则是干事许章衡。上面说到的每样工作，他都是主要骨干，我记得此后近一年的时间表，演出的街头剧和午后话剧为《放下你的鞭子》、《秋痕》等近百场，他都参与导演并且是每场必到的而且是最受欢迎的主角。这个时期，我走读于两阳中学，所以能较早地参与活动。1938年秋，全省高中二年级以上学生集训于恩平，但不久，广州沦陷，集训宣告解散，我回到阳江，情况不同了，那时敌机巳开始空袭阳江，两阳中学巳被炸毁，市民初次遭遇战火，
全城弥漫着一片不安情绪，许多活动难以开展，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常在我家聚会的几位朋友觉得应有所作为。早先，在30年代初期，我家就已开始成为一批思想活跃的青年喜欢聚首的地点，那时我大哥苏天乙（即苏莲舟）虽然继承父业经商，但他思想比较进步，长期订阅《生活周刊》、《大众生活》等杂志，就是由于意气相投，多少年来和这班朋友保持着真挚的友谊。这年冬天，常到河水安来的除了许章衡以外，还有谭保赤、谭保英、陈玉泉、袁东白、徐永垣、林明通，还有王直，他原名黄昌发，是我初中时的同班同学，河水安店门正对着环城马路和南恩路的交汇点，下午开始到傍晚，是非常热闹的集市，大家觉得如在此处出一份墙报宣传抗日，效果一定很好，这个想法很快就实现了，选定对门娘妈庙旁面向南恩路的大墙作为固定地点，取名为《大众壁报》第一期一贴出就受到极大欢迎，老许煽起强烈的爱国情绪，壁报出到第三期，徐永垣（当时是民国日报主编）执笔写了一篇短文《欠打》，是抨击一些税警借端对鱼贩敲诈勒索的，引起了极大轰动，第二天，一个税警真的被打，于是，壁报马上被撕毁，旁边并出现了一张禁止招贴的公告，但我们马上又接着出了第四期，刊头画是由老许执笔画的一个平民的形象，嘴上扣着一把大锁，但只半天后又被撕毁，并且又贴出了措辞更为严厉的取缔公告，当时，我们没有想得太多，只是觉得被压制了的热情不甘沉寂，但原地出版已不合适，参加的人多了更不成。于是决定易地出版，由许章衡、谭保赤、王直和我四个人到我在北门街70号的住家处工作，连夜编辑、抄写、绘画。在夜色中贴到北门街尽头的城墙，那时北门的古城门没完全拆除，还是出城的重要通道，这次贴出总算保全了两天，但还是被毁，正当我们又在酝酿出第六期时，得到了要成立大中文化社的消息，于是决定参加，并停止了这次的秘密行动。
大中文化社取得宣传抗日的合法地位，可以堂而皇之地工作、出墙报、演话剧，干得颇为热烈。这期间我曾随许章衡去访问过几次许高倬，当时谈些什么，已很难记得起来了，印象还存的是有一次许章衡曾提出请许高倬画张画作为写生示范，许高倬很爽快地答应了，取出画具到一个水塘边画了一幅水彩写生。这水塘位于由朗星坊到原县立师范的小路旁，画的是池边的房屋、树木和水中的倒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