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寻找林先生，从我在广东准备学艺术的时候起就有这个打算。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我几乎中断学业参加了很多宣传工作，那是地下党领导的抗日大救亡运动的一部分。后来复学时我就不想再读高中了，就想正式学画。有些同学去了在韶关的广东艺专，而我不想去。因为我心目中有两个人，一个是林风眠，一个是徐悲鸿。我对徐悲鸿主要是靠看画报得出的印象，曾经看到他画的一幅油画男人体，画得非常精到，现在看这幅画还是很好，可能是他最好的作品。对林风眠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一张油画《人道》，虽然印得模模糊糊，但很有震撼力量，还有一幅《吹箫女》，以很简练的几笔就画出来了，体现出一个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对情感的表达方式。这两个人我都很喜欢，所以只要找到两人中的一个我都愿意去学。后来打听到他们都在重庆，我就想去重庆。我跟在重庆的二哥联系，他说你要考学校一定要高中毕业。我在阳江读完高中后，终于到了重庆，但一开始还是找不到他们。稍后听说徐悲鸿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但他当时不在学校，是吕斯百主持教学。我过了嘉陵江到中央大学，又去得太早还没有开始招生，就委托中文系的一个同乡代我报名。我回到二哥那里去准备考试，他住在下游，还要坐一个钟头的船。直到快考试之前，得到了令人失望的消息，这个同乡竟忘了给我报名。后来另外一个广东同乡告诉我，江对面还有一个学校，过嘉陵江在磐溪那个地方有个国立艺专。我便赶过去看了，整个艺专的环境是个旧的祠堂，但一看课程表，上面一天到晚都是“素描”、“素描”、“素描”，产生了很好的印象。参加考试后就被录取了，但开始的两年还是没有见到林先生。
邬：在见到林先生之前是什么老师教的？又是怎样的学习状况呢？很想知道苏老师的学生时代是如何学习绘画的。
苏：第一个教师也是广东籍的，是留学日本的，主要教素描。他说不出什么东西来，有的同学嫌他烦了，就在门上写了一张条子，“先生，你说的我们都知道了，你不必再来了。”他真的后来就再没有来过。后来的老师还有胡善余，从一年级下半学期到二年级都是他教，他很诚恳很踏实，但也不太多讲什么。
因此在那一阶段的绘画课程大都是自己想办法学。一个办法是找学校高年级同学讨论，他们显得很活跃。以前杭州国立艺专的艺术氛围就十分活跃自由。几个教授的绘画主张一直都不大一样，如林风眠与潘天寿，一个要调和中西，一个要拉开距离；画油画的吴大羽与方干民也不一样，一个是比较抽象的，一个则吸收了立体派的方法。高年级同学都受他们的不同的影响，特别是接触了塞尚以后的现代绘画比较多。但是要真正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一时还是很难找到。另一个办法是靠读《罗丹艺术论》，那时的《罗丹艺术论》非常的厚，不是现在流行的这种，是他的学生们记录整理的，巳翻译成中文。如我想表现体积感，就按书中的办法，在夜晚拿着蜡烛观察维纳斯，看光与影如何在雕像的起伏上游移。那时还存在着一个很顽固的想法，就是画油画一定要追求空间啦体积啦，认为线是不存在的，线是不能用的。我曾经很用功地画石膏像，连暑假都在画，最多到二哥那儿住几天就回来画。但是画来画去自己也感到不大对了，有时候有几乎画不下去的感觉。
那时候学习生活很苦，但是非常努力。由于条件的限制，在学习方式上主要是画素描，用很差的土黄色的嘉乐土纸，一面光一面毛，光的一面画不上去，毛的一面虽然画得上去，但是只能画出很简单的层次。最好的纸是“康颂”纸，还有“安格尔”纸，我用一个从广东带来的精致的法国双座油壶，向一个富有的高班同学换了五张这样的纸。一张纸我要画十次。怎么画呢？第一次画，画得轻一点，画完后就掸掉。第二次画，画完后用馒头擦掉。第三次画，画完后就不容易擦了，就用橡皮使劲擦。第四次、第五次画，画完后就用水洗，用肥皂洗，用刷子刷。一面画五次，一张纸两面就画了十次。几乎每天都画，星期天也在画，有时候寒暑假都在画，一张画有时画很长时间。
到了三年级的时候，也就是1945年的春天，重庆办了一个《中国现代绘画联展》，作品都是比较现代风格的，有林风眠、关良、赵无极、李重生、丁衍镛等10位画家的作品。就是在那一次比较多地看到了林先生的油画，记得一共有五张作品，四张都是很厚重的，但有一张《白衣女像》是画得很轻灵的，差不多整个画面都是白色调的，都是用线画。哦，以前我对他的印象都是《人道》那样的，但今天看到的是两种不同的风格。“他在哪里呢？”看完画我自语了一句，这时旁边又有个广东人讲“他不就在门口吗，就站在那里”。他个子不高，额头很宽，我问是林先生吗？他说是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先生，我说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些画，我问了很多问题，乱七八糟的，具体说了些什么已记不清楚了。
到暑假之后我得到消息，林风眠要回到国立艺专开画室了。哎呀，真高兴啊！以前都是一个教师带一个班，现在到了高年级可以进画室了。当时我读的是高中毕业考进去的本科，是三年制毕业的，还有一种是新制，先读两年预科，再读三年本科，现在要将新制的四年级与本科的三年级合起来开画室。学校要大家选画室，我选了林先生的，从此以后就跟他学习。
进画室后的第一个学期，画油画时没有材料。那时我试着用桐油调颜料，画出来的画一干后就变黑了，画面上什么都没有了。我在第一学期只画了两张油画，一张人体，一张静物，平常一般都只画素描。林先生看我没有颜料了，他就把余下的油画颜料都给了我，因为那一时期他不画油画了。后来我在重庆画的几张油画都是靠他给的颜料，那都是很好的法国颜料。
我的这条路是怎么走出来的，是在林先生来了之后。他告诫我们应该忠实于自己的感受，这种告诫像散布多种基因的种子，让我们各自领取去培育、滋长。譬如按照一般的观点，过去认识中的线是人为加上去的，线不过是转过去的面，所以画完后要把它擦掉。但是林风眠看了后说，“为什么要把它擦掉，不是很好吗？”林先生说，“用线，为什么不用线。”本来画轮廓是用线的，但后来被擦掉了，“画下去就很好，为什么要擦掉？试试看，你换个角度来画你想表达的。”后来就是这样去试着画线。
稍后过了一段时间，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重庆、昆明发生了大的学生运动，后来国民党又组织反苏游行，弄来弄去学校就停课了。三年级一年的时间实际上只学了几个月。那时候跟林先生学就是这样。
1946年6月从国立艺专毕业了，学校也要准备搬回原来的杭州，林先生那时候也要走了。他跟我讲广东艺专要请他去当校长，但是他不想去，因为杭州还有房子还有家。他介绍另外一个教授丁衍镛去那儿。他巳跟丁衍镛讲过，我回到广东也就到艺专去当助教，我听到林先生这样讲就放心了。后来果然丁衍镛去了艺专，回到广东我也就到了艺专。丁衍镛这个人本来是很天真的，画得也很不错，只是学马蒂斯学得太像了。可是他一当了校长之后，就完全变了个人似的，真的做起官来了。他通知我到广州帮他做些开学前的各种工作，但很快发现学校完全不理想，对学校的艺术氛围感到失望。不久我想回到杭州，因为在这之前我跟林先生只学习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不到一年。后来我辞职了，又回到杭州国立艺专。同班同学谭雪生与我一起回去，他因为关注学生运动被解聘了。
真正比较领会林先生的画还是再次到杭州以后。回到杭州巳经是9月中旬了，当时并没有去找工作，而是一心研究绘画。学校的氛围依然很好，校友毕业出去以后再回来大家都是很欢迎的，上课时也可以到画室去画。有几个老师对我们很好，如胡善余、关良，还有邓白、袁迈、程尚仁等，他们的宿舍在西湖北岸，在郭庄附近的卧龙桥边，住在一个木楼里，楼上的三间房都是空的，我们就住在那里。但怎么生活呢？我从广东来的时候带了一点积蓄，谭雪生也是这样，怎么样维持下去也就不管了。记得当时我去城里买了两大麻袋山芋，每天就吃山芋，准备就这样坚持下去。但吃了三天以后山芋就很难进口了。于是又买了一点面粉，做一点面疙瘩吃。过了不到一个月，我们同班的另一个同学徐坚白来看谭雪生，说这样下去不是一个办法。她得到教会的资助要去美国留学，让谭雪生一起回广州另作安排了。
就是在那一时期，我隔一段时间就到林先生那儿去给他看画。我在重庆学习三年时间实在太短，现在到了杭州，离林先生的住所不远，正好可以随时登门求教了。
1948年夏的一天，林先生约我到西泠印社的茶亭喝茶，他告诉我说，学校复聘他回去主持画室，问我愿不愿意给他当助教。这对于我简直是想不到的喜事，就这样我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能在老师身边工作与学习。这段时间成为我艺术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一段历程，真正受教于林风眠就是在这个时期。
我在林风眠画室当助教还不到一年时间，到了1949年5月杭州就解放了，接管学校的军代表是刘苇、倪赌德等人。一解放画室就停办了。不久林先生就被解聘了。根据学校的安排，我与林先生分开后到山东大学去了一年，1952年初院系调整时到了华东艺专。那时候林风眠头上被扣了一顶很大的帽子，被批判是形式主义的祖师爷。直到现在都弄不清楚为什么对他那么样的偏激，是什么人对他这么的狠。快要解放的时候学校有大字报，说他怎样镇压学生运动，镇压共产党学生，说什么艾青都是他开除的。后来证明没有这件事，相反艾青、邓洁等好几个人都得到过他的帮助。我经常与林先生通信，也经常去看林先生，一到上海就住在他家。记得1952年到无锡后，暑假他就邀请我们去，还有另外两个学生，住在他杭州的家里过了一个多月，那次孩子都去了，他还帮我们请了保姆。林先生后来在1954年与关良到无锡来看过我，他们到无锡、到苏州写生，回去以后画风改变很大，画天平山黄色的树林、房子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们还一道去看地方戏。1963年他到黄山去路过南京时住了几天，也来看过我，还买了一部自行车送给我。
邬：以前看到您在客厅里挂着林风眠的画而且是经常变化着挂。苏老师与林先生的这种交往主要还是精神上的，我记得您在一篇文章中写过，并不在于林风眠教了您多少绘画技巧，而在于给了您一把宝贵的钥匙，可以不断地追求艺术的奥秘。
苏：他对我们讲，我把你们当作孩子，既是朋友又是学生，像我的孩子一样。我们1987年从巴黎回来时，经过香港最后一次去看他，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后来到深圳打电话给他，他去日本办画展了。林先生是1991年去世的。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受了那么多的罪还是乐观的。
邬：如果举办一个“林风眠师生画展”，那无疑是中国当代美术的一个重要事件。林风眠、苏先生还有赵无极、席德进、吴冠中、朱德群、赵春翔……这样豪华的阵容无疑是一个梦幻般的组合，这一群体在20世纪中国现代绘画的发展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的作品表明出于同一师门，但又在似与不似之间，每个画家的作品都以鲜明的个人面貌区别于老师区别于同学，那种与林风眠风格的若即若离，或者说林风眠的艺术影响在他的作品中若隐若现，十分默契且不约而同，而且是一种具有精神内涵与人文品格的出自内心深处的共鸣与回应，使人们惊奇与感叹。他们都走上了中西结合之路，并且突破了视觉元素与表象的生硬叠加，做到了由内及外的重构；他们个个才情横溢、天赋甚高，具有雅致的趣味与脱俗的品质；他们的画面表现出多彩的图式，恬淡而奢华，壮丽而绚烂。
赵无极、朱德群的早期作品跟苏先生的风格还是比较接近的，有一张朱德群画的是他太太的肖像，也是用线画的。
苏：当时朱德群受方干民的影响比较深，画的都是方块的结构，记得有一次他拿出一张很大的用群青色画的画给我看。但他那时多画小幅的，很多是有文学性的像童话一样，很像石刻、画像砖的那种样式，如初到巴黎画的插图的那种风格。
赵无极跟林先生关系很好，他当时住在南岸，星期二来星期五回去，那时候已经是讲师了，实际上是林先生的助教。那时候我们的画室很热闹，一到休息的时候就坐下来东拉西扯，讲很多艺术上的事情。赵无极给我修改过一张作品，是毕业创作，画的是一个大概十六七岁的男孩，瘦瘦的、棕色的皮肤。为了把棕色皮肤衬托得更有力量，我把白的背景画成黄的，另一块衬布是红的，我的红色总是处理不好，是他很认真地改了一个多钟头。他的课是在隔壁教室，教一年级应用美术班的素描课，他有时候忙不过来要我帮他辅导。赵无极、朱德群到法国之后变化了很多，如果他们不出去是很难达到现在的成就的。
席德进比我低一班，当时接受现代派也比较早，他喜欢巴黎画派的波兰画家吉斯林，连画的人都是大眼睛。林先生不大改画的，很少给学生改，但那次席德进画了张人体，林先生给他改。林先生很奇怪，怎么对着模特画出来个吉斯林，当时他没有这么讲就给他改。按照实际的情况画，用印象派的办法。改完之后林先生出去了，席德进看了半天很不满意，觉得不是他所要的，他就把它刮了，林先生看了就哈哈大笑说你再试试看吧。后来在香港提到这件事，林先生还是大笑起来。
赵春翔毕业得很早，我没有见到过他。董希文后来也在杭州学过，也很早就毕业了，林风眠没有怎么提到过他。林风眠提得最多的是庄华岳，是跟赵无极同班的，被认为是国立艺专画得最好的一个学生，他是广东人，做过中学教师、小学教师，经历过各种运动，画的画没有人要，后来就不画了，他现在还在，赵无极开画展时他还来过。
邬：有些事情是无法去假设的。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很久以来都有这种猜想与议论：如苏老师不中断类似《黑衣女像》那种中西结合的探索一直画下去，真不知现在的画是什么风格？是怎样的形式语言？又如您如果也与赵无极他们那样，出去留学或在欧洲进行艺术创作，又不知现在是怎样的状态了。当然，也因此大家觉得老师取得今天的成就是何等的不容易。除了个人的天赋，还遇到林风眠这样的机遇外，曾经画得是那么的苦，那么的欣喜，但那种充满探索精神的艺术之路，自信的步伐又是走得如此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