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赞赏之余不免深有感触！巴黎有个吉美博物馆（即东方艺术博物馆），收藏着许多我国的艺术珍品。这些珍品的艺术价值之高，在国内也属少见。它们怎么会陈列在远离祖国的地方呢？根究起来，对法国并不光彩，而对我们来说，却确实痛心。好在它们都安然无恙，在世界艺术的茂林中，它们超然傲立于亿万观众面前，雍容大度，显示着中华民族的气度与智慧！它们也好似在提示我们，那毕竟巳成过去了！在新的时代中，又应如何为世界艺术作出新的奉献？
在巴黎众多的博物馆中，我对奥朗热利尔艺术博物馆别有一种亲切之感。每当我感到有点精神不振的时候，总是不由自主地要往那里去渡过几个钟头。
奥朗热利尔艺术博物馆坐落在协和广场前蒂伊勒里公园内。比起她的近邻罗浮宫来，她只是个小小的姊妹。同行们习惯地把她叫做印象馆，因为在底层藏有莫奈作的八幅《睡莲》，因此又常被称为《睡莲》馆。其实，除了莫奈和楼上展厅中雷诺阿的十几幅作品外，其余画家不属于印象派。有后印象派的塞尚，野兽派的马蒂斯、特朗，巴黎派的莫迪利亚尼、郁特里罗和苏丁，有象征派的卢梭，有被列为立体派初期的罗朗珊，还有红色时期的毕加索。展出的作品不是太多，但每个画家都展示出一个自己的世界。
她不像在罗浮宫和奥尔赛艺术博物馆那样精深博大——她们像高山或大海，在其间找寻珠宝，要聚精会神；走完一趟，会精疲力竭。而在这里，可以从从容容，在各异的艺术境界中遨游。变换着的境界刺激着感官的兴奋，这不啻是一个奢华的盛宴，在我走出馆来的时候，我会感到精神上的松弛，得到审美上的满足。
进人博物馆楼上的展厅，首先迎接我的是看似狂暴的苏丁。他所描画的世界形体扭曲、粗豪而放纵，可是那敏感的色阶又颇为甘美。狂暴被软化了，它不拒人于千里之外，像个任性的孩子，虽然纵情，却也可爱。接着出现的是塞尚，这里展出的大都是他中期的作品，他正在探求、分析，巳开始建造了一个新的规模。有点像大厦巳成，但脚手架还未完全拆去，虽然大厦本身还未完全干脆利落地显现出来，却可以一窥其“施工”的程序。
德朗展出的是他后期的精品。他早期为寻求色彩解放的凶猛劲头巳沉静了下来，又回向了古典的土地，如似春花巳经落尽，剩下的是一潭秋水，映照着一林落木。在雷诺阿的园地上，枝头挂满了浑圆的充满了甜汁的果实。而罗朗珊却好似大雾蒙蒙中飘进一缕轻风，也许是在述说梦中的一则逸事。卢梭似乎生来就失明，在忽然获得了视力的第一天就提起笔来作画。郁特里罗笔下的巴黎是那么的传神，其真实之感在于那优雅而有点忧郁的情调。最后，当我坐在《睡莲》展厅中的圆形沙发上，环顾着四周环抱着的《睡莲》，与其说像亲历其境，不如说是分享了作者创作时的无穷乐趣。莫奈在这里似乎不是在描绘，而是在奏一首无言歌，并且手舞足蹈，他兴之所至，留下圈圈点点，于是出现了波光、云影、垂柳和莲花。他巳走到了抽象的边缘。
不带任何目的、任何成见地去欣赏作品，让心灵去沟通，真是一种至高的享受。
我的亲切之感也许还因为我在这些西方的艺术中看到了东方，如果说西方艺术偏用头脑，追求实体、空间，而东方艺术却偏重心灵，着意于神韵。19世纪中叶以后，东方艺术通过各种渠道，大量涌进巴黎，促使艺术界的心灵觉醒，这些艺术家们刚从传统的模式中解放出来，自身却又哺育于传统的乳汁。他们精力充沛地去接近东方。他们找到了新的表现方式。虽然说的还是西方的故事，但新的语汇却使他们获得了新的神采。
在布德尔艺术博物馆高大展厅旁的一幢小楼里，保留着当年布德尔使用的一张小而简陋的木床，它在拥挤的雕塑群中是那么的不相称。它给我的感觉是：它怎么能容得下这个巨人？我不曾去研究过布德尔的确实身高，但是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了不得的巨人。这只要沿着摆满了雕刻的庭园，进人高大的展厅就会不由地会有这样的想法：
这是个巨人的业绩！它们如此之多，如此之巨大，更重要的是它们都具有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到处充盈着一种悲壮感；一种昂扬的热情，一种为创造世界而义无反顾的英雄气概。真是使人不能相信，这竟完全出于一人之手！假如上帝的确存在，在布德尔去见上帝时，上帝问他：你在人间是干什么的？”他只要把他居室的大门打开就成了，我想上帝一定会说：艺术家这个词已被滥用了，其实它只是为你这样的人而创造的！”
我在巴黎所见的艺术家们的作品都很多，知名作家的作品尤多，人们告诉我这是竞争所必然。巴黎有四万多画家，能够靠本行生活的只有两百多人。即使你已有一定的地位，但假若你不拼命地干，又会有落伍的危险。人们会把你忘掉，你的生活就会发生问题。所以巴黎的画家都羡慕我国的制度，艺术家的生活都有保证，不必去让画商牵着鼻子走，不过我想，这可以解释为何产品之多或少，却难于解释作品能否到达一定的高度。据说，布德尔年青时代很穷，他要画些书籍插图来补足生活。有一个出版商看中了他，出高价向他约稿，条件是要画一些穿着流行服装的上流社会的人物。但是，布德尔一言不发，转身就走掉了。他曾这样写道：雨，幸而没有淋湿我高飞的翅膀！”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布德尔高高飞翔的雄姿，他是以宁愿饥饿，也不向泥沼就食为代价的！
尽管巴黎已拥有相当数量的艺术博物馆，尽管这些博物馆接纳的观众终年络绎不绝，巴黎的市民和拥人巴黎的艺术家们和旅游者们对艺术观赏的要求仍然如饥似渴。于是，各种形式和不同层次的艺术展览接二连三，其中一些最高层次的展览尤受欢迎。据说前几年举办塞尚、克里门特等大师的回顾展时，简直是万头攒动，水泄不通。由于这类展览，展品大都是以高价从各地博物馆或画廊中借来的原作，如此集中，不但给观赏者大饱眼福，而且提供了系统地了解大师们的艺术的最好机会。另有一些展览，只是一个专题，内容并不那么重要或不那么丰富，但由于组织者在展览方式上煞费苦心，使展览显得丰富有趣，它同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1987年春，巴黎举行过一次马蒂斯的专题展，展出内容并不太多，只有两部分：剪纸和版画（包括素描和速写），最能代表大师水平的油画原作一幅也没有。为了弥补这一可能使参观者兴趣不大的缺陷，展场的设计者在展厅前部设置了一个曲折的回廊，使参观者一人场就好像置身于马蒂斯的艺术世界。先感受一下那愉悦的气氛，然后让你饶有兴味地去欣赏那个专题。这个展览的地址就在塞纳河畔，从河东远眺就可看到对岸一座高楼上的大幅横标，红底白字写着：《马蒂斯——节奏和线条》。过新桥北不远就到。如从这里往前再走不到一里就是奥尔赛博物馆。河对岸靠北就是罗浮宫。而左近小马路过西不远又是美术学院。在它前边有数以百计的画廊，这里可以说是艺术的中心地带。3月的巴黎，寒意未消，但在展地的楼前，每天总有列队的人群。从上午到下午几乎总保持着几十人到上百人的样子，持续了一个多月。
门票与罗浮官一样是二十法郎。进口要在幽暗中通过一个十级左右的楼梯，转一个弯，迎面扑来一派强烈的色彩；一片艳绿色的墙，道旁矗立着两根巨大的鲜红色的柱子。在强光照耀下，除了大对比的色块和墙下方一道起着中和作用的灰绿色带以外，别无一物。再转弯，墙色变为鲜紫，下方为深灰，柱子变为橙黄。这些色彩的节奏都令人想起马蒂斯的剪纸。再转弯，幽暗得几乎全黑的空间唯见一个立方米左右的壁龛，嵌着一个幻灯投射的画面，那是马蒂斯的油画《横躺着的裸女》。光从后面打过来，清晰的笔触似乎跳动不巳。再往前走，耳边响起动听的乐声，在幽暗中似乎通过一道桥，在朦胧的薄暮似的微光中看到周围嵌满了画面，是前面看到的那幅裸女的变体画。只用黑白两色，正面，反面，倒过来反过去地嵌满了整个空间。再往前走，进人一个方厅，艳丽的色彩重新出现，不过它变得柔和多了。
有两把椅子可供参观者坐下来休息一下。置身于那独特的色彩节奏中，会感到正在被马蒂斯的艺术世界中那种特有的愉悦气氛所包围。
再往前走又转一个弯，走几步楼梯到达一个方形的回廊。昏暗中突然出现一座雕塑，那是马蒂斯所作的那个往后半躺而坐的裸女，光束把它那紫铜色的躯体照射得闪闪发光。这里的气氛和前面稍有不同，有点像是前一部分的小结，又好像是另一部分的开头。
接着再往前走，又是一个大转弯，眼前突然亮得辉煌。明晃晃的灯光照耀得集中而均匀，它直射向廊壁上整齐的画幅。全是黑白两色的画幅，全是整齐划一的框子，它们依次排列着。沿着回廊看过去，似乎无穷无尽，这才是这个展览的开始。
也许是由于不同气氛的对比，经过前面一派色彩的喧嚣，乍然到此，好像万籁俱寂。几乎有点严肃、崇敬之感，以一种宁静的心境挨幅看过去，似乎在翻阅着一本饶有兴味的书。这都是些小幅作品，线的节奏，游动于一个纯粹的世界。马蒂斯的画，总是能适可而止，又总能在几笔看似游离的笔触中加上一笔两笔，于是通体皆活。有时同一个人物头像，一连画上十幅八幅，有时只有两笔三笔。他在捕捉，抓到一点便放下，又重新开始新的捕捉。他似乎在放纵自己的感官，无拘无束，尽情地在美的梦境中漫游。
展览的后一部分是剪纸。大的铺满壁面，小的盈尺之间。这又回复到色彩的世界中来了。
我在一次沙龙的聚会中听到一位画家对这个展览谈了这样一种看法“以马蒂斯这样的大师，不需要这样花花俏俏的渲染，这是把他降低了。”我想，组织者毕竟是属于商业性质，为了招徕观众，想尽办法吸引各种层次的观众是可以理解的。可取的是设计者有趣地运用了马蒂斯的方法，虚拟出一个马蒂斯的梦境般的世界。这本身也是一种创造。
老实说，只有马蒂斯这样的大师的坚实作品才经得起这一番折腾！渲染无损其作品的本身，无损其艺术世界的充实与完美！
我在国际艺术城举行的一个小小画展中意外地结识了不少朋友。除法国人外，有伊朗人，保加利亚人，阿根廷人，委内瑞拉人，还有来自台湾的同胞。他们都是画家，都很热情、真挚和坦率。那位保加利亚的女画家，在揭幕的第二天又特别跑来送给我一株鲜红的百合。语言的障碍，使我们彼此之间的艺术思想沟通得很有限，但艺术不需翻译，他们能够理解和重视来自中国的艺术。这一点我很珍视，得到鼓舞。
但是在异国生活，总有隔膜之感。我惊异地发现我常被看做日本人！其实中国人在巴黎的不算少，市内十三区习惯就叫做中国城，现在还准备在近郊再造第二个中国城。
在蒙索公园前有个中国艺术博物馆，在那里中国的艺术品经常展出。而在吉美艺术博物馆内的中国艺术珍品，其艺术价值之高早已为世所公认。可是在各大博物馆和旅游介绍上载有世界各大语系的文字说明唯独没有中文。和法国人交往第一句问我的几乎总是：你是日本人？”当我参观完那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出来时，服装整齐的门卫一本正经地向我鞠躬，竟用日语说“沙要奥那勒？”（再会），我只好清晰地回答一声“再见！”——用我们的语言。
想不到中国人的形象在这个国度里还是那样地模糊！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过几部有中国人出现的电视剧，那形象竟都还是穿着长袍，瓜皮小帽，唇下一撇胡子。而在著名的人类博物馆那巨大展厅里，在琳琅满目的展品中，在那中华民族部分，我只找到一双小脚绣花鞋！
我多么想扔掉那双绣花鞋！那是在漫长的落后与愚昧的年代所留下的物证。要替换它，我们有足够的可以不用脸红的出于智慧的心灵和巧手的珍品。然而，它们又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的印证，折射出那已经消逝了的身影。要刷新这个民族的形象，我们奋斗得是否已经足够？长期居留巴黎的同胞，都渴望有一个富强的、清明的、现代化的崭新的祖国。一种眷恋，自重，维护祖国的情绪经常流露于一些普通的话题之间。有位在巴黎研究戏剧文学并执教多年的朋友说：为什么要把关汉卿说成是中国的莎士比亚？关汉卿就是关汉卿，难道只有在别人的影子下才能站得起来？”一位在巴黎居留三四十年的老教授，在巴黎有很高的地位，曾是几位总统的座上客，可他并不曾人籍法国。当有人问起这个问题时，他只淡淡地说：我在法国过得越好就越要显示我是中国人，在楓丹白露我有个别墅，在那里的人都知道这是当地最早又是最好的园子，是中国人的，是一个中国人自己设计并开辟的，我不想被说是法国人的。”
只要这种心态长存，民族形象的刷新总会实现的，到那时，法国人也不会偏爱那双绣花鞋。
我是这样地走了过来
几年前我曾回到久别的故乡阳江，专程爬上故城北面的小山，站在宋代遗留下来的石塔下面，试图追索我的童年。但是，目之所及，全是大大小小的楼房，童年旧貌巳是无迹可寻了。心中不免涌起一阵惆怅。
阵阵海风从天际吹来，托起如山的云朵，荡荡悠悠，带来一片润湿的清凉。这气息是如此的亲切而熟悉，一下子我仿佛又置身于半个世纪以前。当年我正是沐浴着这醉人的海风，背着画箱，走遍小城内外，追寻大自然的奥秘。我正是从这里开始走人并迷恋于大自然，进而也就走进了一个迂回起伏，辽阔无边的艺术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