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教育》在中国
《爱的教育》的原始文种为意大利文，原书名是Coure，中文音译是《考莱》，意译该是《心》或《真心》，也有译成《爱的学校》和《一个意大利小学生的日记》的，最终在中国以夏丐尊译《爱的教育》为定名。
作者Edmondoderaici，全译成中文可以音译作“埃德曼多，德，亚米契斯”。中国译界都只简译出作者姓氏，分别译为各小有不同的“阿米齐斯”、“亚米齐斯”、“亚弥契斯”等，最终以夏丐尊译的“亚米契斯”为通用译名，沿用至今。
亚米契斯1846年12月21日出生，1908年3月12日去世。《爱的教育》是1886年在意大利公开出版的，深受意大利教育界的欢迎，儿乎是在校学生人手一册，达到了家喻户晓的普及程度。
到1904年，意大利原文版《爱的教育》在仅有两三千万人口的意大利巳重印近百次，而且有大量的外文译本出现，成为广受全世界欢迎的文学名著。就在原文版《爱的教育》重版近百次后的第五个年头即1909年2月，商务印书馆创办的《教育杂志》月刊自创刊号起，到次年的第一期，连载了一部天笑生著的“教育小说”《馨儿就学记》。这部名曰创作即“著”的小说，其实是缩编改写了的翻译小说，依据的就是日文译本《爱的教育》。可以肯定地说，天笑生所“著”的这部“教育小说”
《馨儿就学记》是中国最早的《爱的教育》“译本”
把天笑生的《馨儿就学记》当作“译本”有点勉强，加上引号，表明的便是这个意思。“天笑生”即著名的中国新文学通俗小说大家包天笑，他接触亚米契斯《爱的教育》时刚三十岁出头。包天笑除了十六七岁在家中私塾设帐授徒外，
这回他在山东青州府中学堂又担任了校长，当年称之为“监督”。对本职行当的热切关注使包天笑一见到《爱的教育》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立即动手“翻译”。
没有找到包天笑当时的有关自述，在其晚年所撰《钏影楼回忆录》一书中，他是如此回忆的这时我每从青州回苏州，或从苏州去青州，每次必道经上海。到上海后，必到虹口的日本书店，搜寻可译的日文书，往往拥取四五册以归，那都是日本的作家翻译欧美各国文学者，我便在此中选取资料了。于是第一部给《教育杂志》的便是《苦儿流浪记》，第二部给《教育杂志》的便是《馨儿就学记》，第三部给《教育杂志》的是《弃石埋石记》。”由于年老健忘，在将《埋石弃石记》误为《弃石埋石记》的同时，包天笑还把给《教育杂志》发表的第一部“教育小说”《馨儿就学记》当成了第二部。包天笑所“著”的三部“教育小说”中《馨儿就学记》是最畅销的一部，其单行本的发行量高达几十万册。这个数目，在那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到1948年，单行本《馨儿就学记》已印至第十八版。
包天笑自己晚年曾回顾当年《馨儿就学记》畅销的原因《馨儿就学记》何以销数独多呢？有几个原因：一、那书的初版是庚戌年，即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全国的小学正大为发展。二、那时的商务印书馆，又正在那时候向各省、各大都市设立分馆，销行他们出版的教科书，最注重的又是国文。三、此书情文并茂，而又是讲的中国事，提倡旧道德，最适合十一二岁知识初开一般学生的口味。后来有好多高小学校，均以此为学生毕业的奖品，那一送每次就是成百本，那时定价每册只售三角五分。所以书到绝版止，当可有数十万册。”
何以将“曰文书”转译为中文书，就成为“讲的中国事”呢？包天笑解释道：
《馨儿就学记》我是从日文转译掙来的，曰各人当时翻译欧美小说，他们把书中的人名，习俗、文物、起居一切都改成日本化。我义一切都改变为中国化，有数节全是我的创作，写到我的家事了包天笑所言“我的家事”最突出的莫过于被编入商务印书馆的高小国文课本中的一节描述清明扫墓的文字了，这节近千字的绘声绘色的段落是《爱的教育》原著中所没有的。原来，“馨儿”这个书中小主人公的名字是借用了包天笑一个儿子“可馨”的名字而来的。可馨活泼、聪明，极受包氏夫妇宠爱，当《馨儿就学记》编译到一半时，可馨不幸因病夭折。为了悼念可爱的儿子，包天笑和泪插入了一段祭文。
原著《爱的教育》是采用日记体并使情节发展前后呼应相互连接的小说，但不宜像一些工具书将其定为“短篇小说集”。《爱的教育》共分十卷，每卷大多为十个故事，共八九十个故事。包天笑没有全译出来，他只编译出约八万字，而原著译成中文至少有二十多万字。《馨儿就学记》只有五十个故事，比原著将近少了一半，自然是精选的，那就更吸引读者了。《馨儿就学记》使用的语言是浅显的文言文，书中所有的国外人名都被换上了道地的中国式的人名甚或被改成土得乡俗气十足的如“馨儿”、“张生”等。书中的原意大利等外国地名、称呼，统统也被包天笑“改变为中国化”了。
《馨儿就学记》先在《教育杂志》上连载，起于1909年2月第一卷第一期即创刊号，止于1910年2月第一卷第十三期，其中第一卷第二期缺载，实际共连续刊载十二期。庚戍年即1910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以单行本初版发行，正三十二开，从头至尾，密密麻麻地连排了一百六十九面，无前言、后记之类的文字。
如前所述，《馨儿就学记》是一部畅销书，产生的社会效益尤其令人满意。所以，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久，时任教育部次长的袁观澜（希寿）就为《馨儿就学记》等包天笑“著”的三部“教育小说”颁了奖。照包天笑的分析，获奖后的《馨儿就学记》就更好卖，往往有新生入校，学校都要成百成百地买来作力礼物送给学生；也有作为奖品，奖给获奖学生和教师的。
查不到包天笑“译”的《馨儿就学记》即《爱的教育》的缩编改写本的准确印行实况，但从1910年到这个世纪的四十年代末一直是在销行，可以无疑。
就在天笑生即包天笑的《馨儿就学记》广为流行的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也是教育工作者的三十五六岁的夏丐尊读到了日译本《爱的教育》，他又参照英译本，较为忠实地翻译出《爱的教育》。夏丐尊译《爱的教育》的出现使我们有了第一个真正的中译本《爱的教育》
夏丐尊自述他是1920年接触到日本三浦修吾的曰文译本《爱的教育》的，并流着眼泪读完了这本书。夏丐尊认为这不是一般被认为的“儿童读物应该视为成人、儿童都应该阅读的“普通的读物”，他说特别地敢介绍给与儿童有直接关系的父母教师们，叫大家流些惭愧或感激之泪。”
夏丐尊说的“流些惭愧或感激之泪”，是希望读者们读此书时像他一样兴奋。作为“二子二女的父亲”和“执过十余年的教鞭的教师”，夏丐尊从《爱的教育》所描述的“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感，社会之同情”和由此构成的“近于理想的世界”，受到很大的感动。感动得“流泪”之后，又联想到“学校教育”的现实。
学校教育到了现在，真空虚极了。单从外形的制度上方法上，走马灯似地更变迎合，而于教育的生命的某物，从未闻有人培养顾及。好像掘池，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又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于池的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愛。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圓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
《爱的教育》对自己的感动和《爱的教育》与现实的反差等等，“因了这种种”，夏丐尊“早想把这书翻译”，但“多忙的结果”，延至1923年夏才准备译，不料正欲动手时他的“惟一的妹因难产亡了”。终于，夏丐尊以纪念亡妹的动力，勤勉地译完《爱的教育》，始连载于1923年胡愈之主事的《东方杂志》，1926年3月由开明书店列入《世界少年文学丛刊》初版发行。
夏丐尊译《爱的教育》，之所以被人们视为七十多年来惟一可信版本的译品，除了译者本人的知名度和文学功底，还有他的“白马湖”平屋时期的同事刘熏宇和朱自清在译就的当时就予以磋商所尽的“校正之劳”，初版本的封面和插图是丰子恺的手笔。这三位被夏丐尊称为“邻人”的大教育家、大作家和大画家的合力投入，使得夏译《爱的教育》更具备了可信度。即便现在欣赏丰子恺的插图，仍觉简直与原著是融为一体的，更不用说三位大家在译著文字风格上所进行的辛勤劳作而使得有点略嫌别扭但静心阅读却又蕴味十足的妙译了。
夏丐尊译《爱的教育》的民国版本可分为《东方杂志》连载本、初版本、修正本三种版本。对于连载本，夏丐尊不满意之处在于“殊愧未能流利生动，很有须加以推敲的地方”，所以在重排为单行本时，他“重读一过，把初刷误植随处改正”，还在译者序言中恳切表示“静待读者批评”。按照叶圣陶《《爱的教育》指导大概》文首讲的：《爱的教育》初版十多年后，译者修改过一遍，“把一些带有翻译调子的语句改得近乎通常的口语，其他选词造句方面也有修润”。一叶圣陶说：“这便是修正本。”修正本仍有编校失误，叶圣陶就指出了好几处，让读者在改正后再读。
叶圣陶说的修正本是初版十年之后印行的，他有书为证，我手头就有“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修正二版发行”的本子。“修正二版”其实就是现今的“修正本第二次印刷”，当年印一次就叫一版。
夏丐尊译《爱的教育》的民国年间印本一律由丰子恺设计封面，不少当事人回忆都说前后共再版三十多次。上海书店1980年6月重印了《爱的教育》，版权页上端有一行字：“本书根据开明书店1949年版复印。”虽然标明“复印”，其实是重排为横行简体字，而且没有交待封面是重新设计还是照原样，所据版本只说“1949年”，月份也不讲……真是这些年代的“特色”举手之劳，都懒得行一点善。
如果上海书店1980年6月重排本《爱的教育》的封面是依所印1949年版本原样，我手头就巳有了三种不同的夏丐尊译《爱的教育》的封面。最简单的只有丰子恺题写书名和作者、译者名及出版社名的那种封面，估计是在抗战最艰难的年头出版的，这一本恰恰失落了版权页。
夏丐尊译本《爱的教育》何以不再重印？知晓内情的叶至善在《序译林版《爱的教育》中说等到一解放，《爱的教育》就不再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受到了哪方面的压力或指斥呢？完全不是，停印这部小说是开明书店编辑自已作出的决定。我当时在开明书店编辑少儿读物，我是这样想的：如今解放了，咱们中国要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切都必须改变，为了美好的前途，教育更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的东西都得立即抛弃。什么爱的教育！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叶至善甚至断言《爱的教育》如果照常重印，在一个时期内可能会一本也卖不出去。”从当时的大环境和销售市场来看，《爱的教育》的停印是无法避免的。（但叶至善说的“等到一解放，《爱的教育》就不再印了”与事实有出入，因为1951年4月开明书店又重印了一版《爱的教育》，三十二开本，印三千册，每册一元一角。）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以“复印”（实际全为重排）为名的出版项目中，上海书店出版了一系列“五四”后三十年间的文学名著和译著，《爱的教育》为其一。这个“复印“本第一次就印了五万册，解决了“书荒”年代读书人的饥渴。上海书店“复印”本《爱的教育》没有对内容作修改，夏丐尊的亲属可能也没有插手。在研究者一面，这个印本可以据为可信文本对夏译本进行考察
1984年7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夏丐尊文集》“译文之辑”全文收编了《爱的教育》。这是一个经过不少“处理”后印出的文本，而且一些地方改得不伦不类。相反，开明书店所印版本的错漏却没有得到认真的订正。
得到夏丐尊的长孙夏弘宁的允可，夏丐尊译《爱的教育》1995年12月又交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小三十二开平装出版。截至1998年1月，此书巳印了五次，共印九万九千本。但这是一个编校质量不合格的印本》我读了一遍这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爱的教育》第五次印本，仅十九万字，巳发现的就有四五十处硬性文字差错，而且全是相当低级的编校失误。
1997年3月，译林出版社印行了编校认真、装帧考究的脱离式护封硬精装大三十二开的夏丐尊译《爱的教育》。和《夏丐尊文集译文之辑》一样，这个“译林”本也附印了孟德格查著、仍由夏丐尊译的《续爱的教育》，“译林”本《爱的教育》已多次重印，成为读者的典藏珍本。但是，这个版本依据的是《夏丐尊文集》如果完全依照《东方杂志》连载本照排，把其后的异文一一在当页显示，就会是一部全面体现夏丐尊译本特色全貌的集学术性、史料性为一体的好版本。起码，夏丐尊的生前最后的改定本，任何人都无权更动。当然，只要严谨考察之后能确认为是译者笔误和手民之误的差错，应该订正。
对比之下，上海书店1980年6月“复印”的夏丐尊译《爱的教育》是可信的版本。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的读者最好使用这个版本。当然，如果有条件，使用民国时期的印本就更好了。
在夏丐尊译本《爱的教育》畅销时，尤其是后十多年即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有几家小书店也出了各自的译本，这些译本都要被称为夏丐尊译《爱的教育》的“搭车”译本现在知道的夏丐尊译《爱的教育》的“搭车”译本已有五种。第一种是1935年10月已印至第二版的上海“龙虎书店”出版的张栋译本《爱的学校》，书名直袭日文译本之名。第二种是1941年由长春“大陆书局”出版的知非译本，书名与夏丐尊所译相同。第三种是未标明出版年月的上海“大江书局”出版的夏云山译本《爱的教育》大江书局”是一家很小的书店，该店所印《爱的教育》估计就在1936年前后。第四种是巳经见到了实物的施瑛译本，书名也是《爱的教育》。第五种是一个为少年儿童读者提供的改编缩写本。
施瑛译本《爱的教育》
在背脊的书名下有括注“足本”，1936年5月由上海“启明书局”初版发行，十年后的1947年巳经印至第三版该书版权页中文书名下有英文，估计是根据英文版译出。1934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过《爱的教育》的英文版本。施瑛译本《爱的教育》有一篇《小引》，细读后，感到译者相当诚恳。施瑛在《小引》中不仅一开始就讲明他动手翻译时市面上巳有“开明版《爱的教育》和龙虎版《爱的学校》”，他还敬称夏丐尊为“文坛先进”后来的译者能这样，是值得赞扬的。
施瑛译本《爱的教育》在表述上克服了夏丐尊译本文字上的不顺之缺点，如将“始业日”改为“开学日”、将“灾难”改为“不幸的意外”等等。施瑛译本比夏丐尊译本要多出两三万字来，或许标明“足本”除了促销之外也有它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