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瑛1947年夏曾供职于上海《新闻报》，他更多的时候主要为青少年编著历史知识小册子，是一位颇具才华的中青年文化人他出版过短篇小说集，翻译并出版了戏剧和散文等外国文学作品，有德国的，也有俄国的，可能都是根据他熟悉的文种转译的。査不到施瑛的生平事迹，但是他不会被忘掉，因为他做了那么多的文化贡献……
施瑛译本《爱的教育》第三版印出不久，在上海“永祥印书馆”做编辑工作的范泉“根据夏丐尊的华译本（开明版）改写”并缩编，弄出一个“相当于原著的篇幅五分之一”的文本供少年儿童阅读，书名仍然叫《爱的教育》封面上原作者署“意亚米契斯作”、改写缩编者署“范泉写”。在书尾《附记》中，范泉写道夏氏的华译本，主要是根据曰译本转译。大概过于忠实原文的缘故，有若干造句比较生涩，有若干日本的词，如‘时计’‘新闻’（即报纸）等，都没有译出而直接采用。本书则力求通俗、简素而中国化，人物的名字和篇名，也略有改变。原著中的‘每月例话’，因为和正书的发展并无直接关系，所以一律删除。但是全书中的几十个最最感人的场面，却巳经完全收在这个集子里。”范泉的《附记》作于1948年10月，由他改写缩编的《爱的教育》初版于1949年3月，列入“少年文学故事丛书”第二集，1951年2月印到第三版。
这个改写缩编本《爱的教育》第三版和两个月后重印的夏丐尊译《爱的教育》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二三十年间中国大陆最后两个该书中文译本之印本。一部生动感人的外国文学名著可以在几十年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足以证明中国大陆国民在某些地方存有的集体无意识的劣势。噩梦醒后，应该反思。中国大陆停印《爱的教育》的几十年间，中国的人口不足三千万的小小的台湾省却出版发行了十几种不同译本的《爱的教育》，而且据说销售得都不错，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均如此，像由康华伦审订、将原作者名字译为“艾德蒙多”的台湾版《爱的教育》就被19%年7月号《明报月刊》卷末的“文化指标”专栏列为“台湾金石堂”之“十大畅销书排行榜”的第六位。希望台湾文学的同行写一篇《《爱的教育在台湾》，再加上《《爱的教育》在香港》、《爱的教育在澳门》，那么我这篇《《爱的教育》在中国》就具备了不可缺少的篇章，否则仅仅述说中国大陆就难以名副其实。
就在上海书店1980年6月版“复印”本夏丐尊译《爱的教育》上市一季度后，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田雅菁译本《爱的教育》。
找不到这本二十多年前在北京出版的书，只在1981年第三期南京《文教资料简报》上读得一条消息田雅菁译《爱的教育》，1980年9月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较之夏丐尊译本，田译本文字更为通俗，如开卷第一篇曰记，夏译題作《始业曰》，田译改为《开学的第一天》；12月的‘每月故事’題目，夏译作《少年笔耕》，田译改为《佛罗伦萨小抄写匠》。田译本有田雅菁《译后记》、叶君健《代序》、叶至善《挖池塘的比喻》》叶文介绍夏译本出版、停印情况和当时重新出版的必要性。文关旺插图。
在成都这么大的城市的书店里，却买不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二十多年内出版的文学名著，可见此本田译“中少版”《爱的教育》在发行方面尚需改进。
田译“中少版”《爱的教育》努力的方向，早其四五十年前的施瑛译本《爱的教育》已付出了劳动。当然，没有细心对比田、施二位的译本之前，无法下定论。田译本除了“中少版”，还有19%年9月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印行的“将原先的文字进行了一番修正和完善”的版本，该版本附文阐明了作品在当今的价值和译者的意图。书中刊印了权威的《爱的教育》之夏丐尊译本的封面和丰子恺的插图。
就在我努力搜罗《爱的教育》时，在一元一本的一堆新书贱卖中得到了这本由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8月出版的李紫译本《爱的教育》，却在我寄居的成都印刷出书，具体印点为“华西医科大学印刷厂印制”，“版权页”标明二十万字、印一万册。
含有副标题“一个意大利小学生的曰记”，封面花花绿绿，左上方有“珍藏完整版”的广告语，封底有一串排为诗体的广告语，最末層的教窗。
一个意大利小学生的日记
两句为“1997《爱的教育完整版》/真正献给九岁到一一九岁所有热爱这世界的朋友的心灵经典”仅仅将，‘完整版”放入书名号之内这一点，就表明此书非内行所操持。果然，一读内文，光《译者序》头三行就错了关键的两处：一是将《爱的教育》之意大利原文Coure错成Cuore，二是将此书初版年份“1886年”误为“1866年”。
李紫说他的译本是据“1934年上海世界书局发行的英译本《Hear：choolboy”Journal》”，他没有写出这个英文译本的出版月份，也是一个小的疏忽。
几乎与李紫同时，一位曾有幸在《爱的教育》作者的祖国工作了一段时间的名叫王干卿的懂意大利文的业余翻译家于1996年11月下旬从意大利文译完了《爱的教育》，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年5月初版发行。正如作者在《前言》中一开篇所讲的，这是从意大利文原版翻译的《爱的教育》中译本。
王干卿自我认定他的这一个译本是“从意大利文原版翻译的《爱的教育》（原名《心》）中译本第一次跟我国读者见面”此处表述存在一点危险，因为如前面讲过的，我国台湾有十多种《爱的教育》译本，加上香港和澳门，很难说完全没有据意大利文译出的印本，所以，在没有进行“地毯式排查”之前，还是应该最好出言谨慎些。然而，这个王干卿译《爱的教育》在中国大陆是第一本从意大利原文译过来的中译本，是可以落实下来的。
王干卿译《爱的教育》
用正三十二开开本，不足二十一万字，列入“世界儿童文学丛书”。从装帧设计、版面用纸等来看，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这个版本还算得上一个认真严肃的印本。
正因为王干卿在意大利生活过一段时间，他还专诚采访了《爱的教育》作者的家乡，带给我们的有关新讯息，都写在《前言》中。我们得知：当地的市政府举办了《爱的教育》作者生平事迹和遗物之展览，展厅除陈列作者一些手稿外，还有复原的作者生前的私人书房和文具等遗物。我们还得知：虽然《爱的教育》手稿在寄送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邮途中失落，并最终没获诺贝尔奖，但书的内容在意大利巳被电影制片厂摄制成故事片，电影剧照还张贴在展厅。更有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让我们得知：作者的个人生活屡遭不幸，半世坎坷，而且夫妻长期不和，导致离异；作者的后代也受这桩失败婚姻的害，长子二十二岁时自杀身亡一个能写出作品感动几十个国家几十亿读者使之相亲相爱的作家，他本人却处理不了一个小家庭的琐细矛盾，真是太难理解了。
王干卿译《爱的教育》到2000年1月已印至第三次，累计印数共二万五千册，与劣质印本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爱的教育》五次共印九万九千册形成一个对照，算不得畅销来不及将王干卿译本同其他译本详尽对勘研究，仅从《前官》看，有不少该交代的均未交代，如“这部作品还曾多次被改编成动画片和故事片，搬上舞台和银幕，绘成各种动人的画册”，从严谨这一点说最好能有具体的述说。此外，这个印本有一些插图，是意大利原版插图、还是中国画家画的，谁画的，也没有交代
也是从《前言》知晓，译者王干卿同许多“专家”、“学者”们一样，也以为《爱的教育》最早由夏丐尊译出与国人见面，其实从史实来讲，包天笑《馨儿就学记》要算最早的“译本”。最后，说一说前几种《爱的教育》印本的插图。
田雅菁译本是文关旺插图，如前所述，见不到书，也说不出意见。丰子恺给夏丐尊译本配的插图，被李紫译本全部借用，不太合适。比如丰子恺画的《斯带地的图书室》一幅图，图上有章題，李紫为了显示他没抄袭夏丐尊译文，特意把人名“斯带地”改译为“斯塔笛”，就对不上了。而且，李紫译本的丰氏插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重印的《爱的教育》的插图一样，完全丧失了丰子恺的韵味。似乎这两个印本都是由美工用纸蒙在原图上匆匆忙忙描就的，根本传达不出丰子恺一笔不苟的神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印本中的丰氏插图还有错字，简直在糟蹋丰子恺！
同时，中国现代文学馆有关部门，也得分一点点精力，关注一下类似《爱的教育》这种影响几代人的文学名著之各种译本的搜罗和考察，国家机构动手，比个人的力量要有效得多。
我是2000年盛夏才在南下的火车厢内细读《爱的教育》的，使用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五次印本，这是一本编校质量低劣的印本，乱改，还不认真编校。为了对得起夏丐尊，我这几年刻意积存了十多种不同的《爱的教育》译本。像夏丐尊八十年前读此书感动得流泪一样，我也是淌着眼泪读完的，我曾经想在一家出版社精编精印此夏译本，不料刚一口头申报选题，就被一位据说做过十儿年教师、快六十岁的掌小权者一口否决：“一百二十年前的作品，现在还有读者吗？”我实在鼓不起勇气给这位长我十多二十岁的快退休的老人启蒙。我想：这是中国的悲哀……
因为从职业道德上来讲，当有人来申请出书，而且是名著名译，专事读稿的国家出版部门的专职编辑应该无条件地先通读了稿子再说话，否则就不配当出版社编辑；同时，一个做过十几年教师的人却不知道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专门写青少年学校和家庭题材的《爱的教育》，这是不可原谅的“知识盲点”。
我要说：中国极需要《爱的教育》，尤其在这物欲横流之际，中国更迫切需要爱的教育！
比《女神》更早的《诗歌集》
比“炒”得火爆的郭沫若《女神》问世更早些的《诗歌集》，其书名写全，就是一长串：《叶伯和著的诗歌集前三期撰刊》。这是最早几部中国新文学个人诗集的特点，如胡适的《尝试集》封面也是《胡适的尝试集附去国集《诗歌集》的作者叶伯和，1889年7月24日诞生于成都市，与《女神》作者郭沫若一样同属四川人，叶还比郭大三岁。现在郭沫若及其《女神》不仅是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连一般的文学爱好者恐怕也没有不知道的。但是，对叶伯和及其《诗歌集》，几乎无人知晓……
《诗歌集》初版于1920年5月4日，《女神》迟至1921年8月5日才出版，晚一年零三个月。1920年是中国白话新诗的萌生期，这一年诗人出版个人诗集的只有胡适上看，这本诗集是自费印行的，诗人自己在他的名字上标明“著作兼发行者”，公布的“通询处”便是作者的住处：“成都指挥街叶宅”，当年“叶宅”位于成都指挥街一百〇四号。估计当时成都的新式排版印刷技术或价格不合叶伯和的要求，《诗歌集》是交给上海三马路（版权页上误“三马路”为“三路马”）大舞台对门的华东印刷所承印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物上的“发行人”和现在的“发行人”含义不同，那时的“发行人”，不光代为售书，主要是要负担全部印书费用。像鲁迅、周作人兄弟合译《域外小说集》署“发行者周树人”便由鲁迅寻找资金印书；郭洙若《落叶》署“创造社出版部发行”就说明此书费用由创造社出版部负担；胡适《尝试集》署“发行者亚东图书馆”当然就由该馆照付印刷装订费和稿酬了。
叶伯和的《诗歌集》虽自费出版、自办发行，但在版权页上仍有“分派处各省各大书店”话是这样说了，影响力却不大。这部诗集出书后的宣传声势远不如稍早的《尝试集》，更不如晚一年多才出书的《女神》《尝试集》和《女神》的铺天盖地的宣传，完全把叶伯和的声音淹没了，以至于现在几乎找不到《诗歌集》问世后的社会反馈讯息。叶伯和试图通过“各省各大书店”广泛销售自己的《诗歌集》的美好设想，是打了很大折扣的。
鲁迅周作人兄弟在东京自费印刷的《域外小说集》的版权页上有醒目的黑边方框，框内文字严肃声明“不许翻印”，胡适的《尝试集》也在版权上声明“此书有著作权翻印必究”。叶伯和与他们相反，在版权页上主动放弃版权，写着大大的“不禁转载”，还加了一圈很惹眼的花边，
说明叶伯和相当看重作品的传播。
注重作品更广泛的被读者接受，是叶伯和开始诗歌创作时就存有的念头。《诗歌集》用“第一期”、“第二期”和“第三期”把诗集中作品分为三辑，全称书名中的“前三期撰刊”表示以后还续“期”出版，现在只知道他1924年自费印行过《伯和诗草》，收诗六十二首，由成都昌福公司石印线装出版。但这部《伯和诗草》在销行和宣传上也不比《诗歌集》好多少，连阿英在三十年代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编“史料，索引”卷时，仅仅只登录了作者和书名，出版处、出版时间都不知道。也就是说，《诗歌集》之后，叶伯和只印了一本《伯和诗草》。
从《诗歌集》的作者自述类序跋文字中得知，《诗歌集》“前三期撰刊”出书之前，叶伯和巳在成都分册印行过《诗歌集》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散发给诗友们，供交流。可惜这两种小册子一本也找不到，它们是极为珍贵的中国新文学白话新诗前芽期仅有的个人结集，是真正的最早的个人白话新诗集。叶伯和无疑是中国最先写作白话新诗的人，他在《伯和诗草》中的《商中得家书并序》里写道一闲中更比忙中苦。
才罢琴音又读诗。
诗中所述为叶伯和1907年至1911年留学日本之生活，在这时他大量阅读世界近现代诗坛名作，并开始了诗歌创作。
从《尝试集》、《诗歌集》初版时间上推测，胡适和叶伯和几乎是同时筹备个人诗集的出版事宜的，都应列为中国新诗先驱者。但胡适在北京，他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而叶伯和却没有这般幸运。《诗歌集第一期》印发诗友，在成都是破“诗荒”的，偌大个成都只得到“将近百人”的“表同情”，此现场记录见于《诗歌集》“第二期”的叶伯和《再序》。除了“表同情”者，叶伯和更多的是遇到非常浅薄的“并不在内容上批评”的冷嘲者，诘问你也可以印一部诗集吗？”由此可以想见叶伯和当时面对的成都人对白话新文学新诗是何其低见识！
得不到强大力量的支持、得不到更多的欢呼，叶伯和除了在成都继续印发他的诗歌“第二期”，还在集齐“第三期”后索性把他对“新文艺”的“贡献”来一个“撰刊”总汇印，还跑到大上海去出版，足见他的信心和勇气。
《诗歌集》共收“诗”和“歌”八十四首，其中有十三首是作者诗友即前面提及的“表同情”者们的作品，这些诗友为穆济波、陈虞父、董素、彭实、罗文鉴、P、蜀和女士、赵宗充以及译歌德诗一首的杨叔明。钩沉这九位诗作（译）者的生平情况，现已不是容易的事。
为《诗歌集》做序的是四川文化史上的两位名人：穆济波和曾孝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