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冀野与郭沫若
卢冀野，即卢前1905年3月2日一1951年4月17曰），同郭沫若一样，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士大夫气特别浓厚的文人，尤工词曲创作和研究。两人在大陆的中华民国年代均曾任职于国民觉上层机构：郭氏任职众所皆知，卢氏仲仗于右任之介步入政府官场，有论者从卢氏在新政权接掌大陆后失业，推定是卢氏本人过分热衷国民觉官场行为所致，恐有失片面。从当年卢氏的每回提交的议案来看，他的着眼点在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算得上有良心的“文官”恐怕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周恩来、董必武出面解决卢氏在南京大学（即卢氏四十年代一直供职的“中央大学”之移名）就职问颳未果一事，另有深层原因，这可以从卢氏病逝后，大陆各报刊一侓不予以报遒，訧能潯知不聘用卢氏绝非一个学校的行为，它主要是政府意旨的体现。
从郭沫若修订旧作时德去卢氏这个举止又可提供上述推测这一佐证，
1940年5月31日郭沫若写完《“民族形式”商兑》，初刊于同年6月9，10两日的重庆《大公报》上。在初刊原文中有张一蛘老先生的许？关于抗战的绝诗，卢冀歼先生的中兴敁吹集里面的好些抗战词，我们读了同徉地夂生而受妓舞到了1952年1弓由新文艺出版社印行的明确标示“靳1版”的《今昔蒲剑》中，上录一节巳改为张一麟老先生的许多关于抗战的绝诗，还有好些5生的抗战词，我们读了同烊地受到妓舞。
卢氏的《中兴鼓吹》在当年彩响很大，这里将此史实隐去，毫无道理。当然，将“卢冀野先生的《中兴鼓吹》集”虚化为“好些先生的抗战词”，也不能仅仅归咎于郭沬若本人，它同样是政府意旨之体现。
四十年代在重庆，郭卢二人有不少往来，可惜没人去爬梳追记。我在1941年11月17日《新民报》上读到了署名“卢前”的《郭沫若五十》，下标词牌“双调折桂令”，照录供赏：
平头五十今朝高适姑夂憤为诗，故人已洋洋百卷，晶晶名高，记里盘火凤，神女云遒，杈徒颂不弹敗调，归阒吟重读离驿半百留；饮！挥毫要唤起英洗。还仗诗豪：
《中兴鼓吹》三十年代末出书后，郭沫若肯定有过评论，说不定还哼出一首旧词送给卢冀野。否则，到了撰写重要论文《“民族形式”商兑》时他不会那样给予指名道姓的奖费。
还有卢氏的一点掌故可说。毛泽东《泌园春，雪》在重庆初刊，与毛氏唱和的除柳亚子、易君左等人之外，刚满四十岁的卢野也“寒夜灯前，依韵成此”一首白雪何鮝，黑水才收，坊血还极，念无端起衅，余怀耿耿：何时安息，天下滔滔，地割鸿沟，名題雁塔，越足培搂自視高，朔风里，只花飞六出，那算妖诜。
如今梦想多娇，看万紫千红神舞味。借戍悔教点，经葙憔悴：孤松贞挺，顾彩浼骚日落荒江，忻传运戈，大漠盘旋华与雕各将尽，待苏回九九，春到明朝我不懂旧体词，弄不清这首词的撖言大义，也不知道这首唱和毛泽东的作品，会给卢氏以后的命运带来什么。词写成于1945年冬，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很近。当年供职或兼职于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内的文人，凡写了唱和毛泽东《泌园春，雪》的，被后来的论家说成是暗中与毛氏比高低，结果部比不过。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出生的人，现在弄点研究了，以冷静的眼光，我总觉得过往的不少说法似乎都感情偏爱色彩重了一点。
至少，就我对卢翼野的了解，他主要还是呈现着文人本色。本应以文人身份终其一生的郭沫若虽未在新政权时代遭失业之苦，但他的后来的苦恼不亚于卢冀野的失业；卢冀野虽然不仅失业，而且英年早逝，但他却又因早逝而免却了一连串的似乎专为知识分子而设置的窖难。
艾芜《文学手册》的版本
1939年10月成立于广西桂林的“文化供应社”营运不到一年就露出了不景气的苗头，当时担任该社出版部主任的宋云彬在1940年8月1日的日记中就有“文化社前途暗淡”的载录。为了振兴“文化供应社”，该社同仁们商量策划了一套以青少年读者为对象的普及类的文化读物。这套读物的书名每本都只有四个字，后两个字为“手册”，当然有青少年求学者非读不可的号召力。现在可见实物的确证已经出版了的此套读物有廖伯华的《珠算手册》、杨承芳的《英文手册》、野夫的《木刻手册》、冼群的《戏剧手册》以及下面要叙述的艾芜的《文学手册》。
文化供应社的编辑宋云彬和博彬然都知道自1939年1月起就来到桂林的艾芜有一个习愤：他随时随地总带着一个小本子，注意记录别人生动活泼或者富有个性的说话，即便在闹哄哄的市场上，听到小販一句富于形象性的话他也会马上记下来；从一个广西老婆子的口中，艾芜甚至记录下几十首宝贵的歌谣。这样，《文学手册》的作者当然就非艾芜莫属了。艾芜晚年回忆道有时觉得人家说的好，就随手记了下来。有时报刊杂志要我谈谈写作经验，便也把古今中外作家的谈话，写去发表。后来桂林文化供应社要我写本文学入门一类的书，我就用平素的笔记和报刊杂志上的文学短论，加以系统化，再研究一次，又充实一些材枓进去，便成了《文学手册》艾芜自己轻松地交槁后，还觉得《文学手册》是他无意中集成的一部读书笔记。正赶上艾芜要去香港，他并没有看重这部仅仅动用了平时的积累而在写作时不花大气力的仅仅只有七万字的书镝，连版权都留给了文化供应社。
1940年12月13日，艾芜结朿全镐后，写下不长的《后记。这《后记》再版时被抽去，不再为人所知故全文抄录如下由愛好文艺而从事写作，在这一段路上，我自己的磯像瞎子一徉，是摸索着走的，而且也走了不少的趸枉路但终于没有迷途，还能向一个文艺工作者应走的路上走去，这不能不感谢一些前辈作家的，他们谈的文艺修养，谈的创作经验，虽然有时只走短短的一段，但也降黑夜中的火炬似的，照见了我们应走的路，使我们不致換索，感到逹茫，
现在我写的这一本书，便是把过去许多作家的经验之谈，有系纟先地编在一块，仿怫在黑夜的路上，沿途安罝无教的火炬似的：希望有爱好文艺而又愿从事写作的人，不致再浓我似的胡乱摸索，走许多冤权路，
又这衣书，是偏于文学沴养一方面，目的在帮助文学好者，从事文学殄养的基払工作，故关于专门详细讲论诗歌，小说，戍剔，文艺，潮以及文学之类，都暫时划在木书范围以外，
在这抗战时期，参考书不容找到，幸赖友人？方帮助，才乜译编成了这本小书。如巴夫林林徐西东芦芘刘鱗孙峻陈尔冬周钢鸣诸兄，都能把他们心爱的书，放在我这里有教月之久，是不能不深为感谢的，又云形尤代查参考资料，亦极使作者感激，
这个初版本1941年3月印五千册，7月再版又加印五千册，而后是三版、四版，第四版还是“普及版”，当然是书价不高，一般的读者和穷学生也买得起。无疑的，《文学手册》已经成了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砀销书，为“文化供应社”销量最大的书。同行中友善者如巴金和鲁彥力劝艾芜收回版权，艾羌自己也意识到如此受到欢迎的书应该好好地认真修订一下再印。于是，他与“文化供应社”负责人几度磋商，决定三个月时间弄一个增了本出来，仍交由“文化供应社”印行，
就在修订（文学手册J的时候，艾芜家里留住蓍一个专悝来桂林蓽名向他求教的浙江藉文学青年会湘渠（笔名“风砂”），修订工作结束后，艾芜让稗君读了一遍，并兴奋地对曹君说：“这才对潯起读者了！”增订本多出了六万字，总字数是初版本的近两倍，添补最多的是关于语言的部分。《文学手册》
修订本以“增订五版”的名义于1942年10月印行，这个“增订本文学手册在桂林印了两次1943年12月增订七版上市不久，因9桂战争爆发，“文化供应社”携带该书纸型在香港于1946年4月、1947年9月扣印两次，又于1948年10月、1943年4月在上海以“青年自学指导手册”的丛书名印了“新三版”和，新四版”。
1980年12月16曰艾芜在成都为1981年6月湖南人民出版社重版印的简体字撗排本《文学手册》写的《重印后记》中说道解放后，这本书没有再印了，连出这本书的文化供应社也不存在了。”对此艾芜记忆出错，1951年3月该书在北京最后一回以“文化供应社”的名义加印，红色字的版权页上的印地和印数是“京再版1500册”。
上述增订本的各个印本全据同一纸型印出，没有版本学意义方面的差别，其中任何一个印本都是“增订本《文学手册》的原貌。
关于对此书初版本的修改，1942年4月12曰艾芜为此增订本所作《后记》写道：“这本《文学手册》增订本是根据怍者去年出的《文学手册》来改写的。因《文学手册》出版一年后，多蒙友人爱护，得到不少的批评，又蒙读者不弃，来信提出作者未曾谈及的其他问题。同时作者亦感到有好些不满意的地方，故将其尽量改订，该补充地加以补充，该改写地加以改写。所费时曰和精力，亦差不多和写《文学手册》相等。”
详细对读《文学手册》的初版本和增订本，只感到后者是对前者的方向完全一致的进一步丰富和扩充。如此受到欢迎的书，何以在“解放后”的首都只印一千五百册呢？这是一个重要信号，预示了该书的不合时宜：即与“新时代”有些格格不入。
果然，1951年12月29日，何其芳写了一封专谈《文学手册》的长信给艾芜，从各个方面当然“主要是有关思想和方向方面的问作了居高临下的“畅淡”。下面顺序摘录。
，文学手册》的“缺点主要是有关思想和方向方面的问題讲得太少，太不明确应该多花点时间增订一下，把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毛主席的文艺理论中的一些基本厍则扼要地通俗地写进去。应说明文学是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里是有阶级性的，不管自觉或不自觉，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应说明今天的文学工作者应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并力求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以反映工农兵为他们的作品的主要内容。因此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必须参加工农兵群众，学习马列主义第六节《文学的主要功用是什么，应改写：这一节应按照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作严格的说明、语言这一段“可以参照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的关于语言的说明，
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来“改写第三十三页第四行，恐不应过分讲我们的文字的缺点，也应讲一些优点。可参照人民日报6月6曰关于语言的社论”；“第九十页，我觉潯不必讲香港英帝国主义者办的学校如何‘重视’文艺”；“讲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一节，可参考近来苏联的文艺理论改写”……
何其芳的信有三千七八百字，末尾还说“怕信过重，就写到这里为止吧”。艾芜读信时，他不会因最后一句的“这些意见不一定对，仅提供你参考而巳”感到轻松，他当然清楚此信就是代表着当年中国文艺界最高领导层的声音，必须照办！
和当时的广大从“1日社会”跨入“新社会”的文艺工作者一样，艾芜也想“紧跟形势”，他马上根据何其芳的意见，在1951年3月“文化供应社”北京印本上进行修改。我有幸见到留有艾芜手迹的这个未能刊印的修改本，将主要的修改内容转述如下。
应该说，何其芳在信中提出的主要问題，艾芜都尽量地作了补写和改动。在《目录》第一页增加两个小标題（六学习文学需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吗？》、《七学习文学需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吗？。在正文第六、七、八页，多次补入“劳动人民”、“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字眼。在第七十二页、第一百四十三页改补进“阶级不同”、“阶级性”和“阶级”共六处。第八十七页谈到读书时补入“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毛泽东主席等人的著作”。在第九十九页补入“学习马兗思列宁主义”。第一百页将“研究人生”改为“研究现实生活”。第一百一十三页将“新哲学社会科学”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第一百三十八页一个小节的末尾补入“我所以在前面再三强调我们文学工作者要首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要正确地认识和理解我们现代新的人物”。在《文学手册》正文最后一页即第二百二十页，补入“亦即是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走去”。
当然还有一些别的改动，但上述改动是配合何其芳来信锖神的重要改动估计艾芜的这个修改本没有交出去，即便交出去也过不了何其芳那一关。而且，从1981年6月湖南人民出皈社印行的《文学手册》的《重印后记》第一句“《文学手册}，这本书，是我1942年4月12日以前写成的”来看，对于何其芳延安文艺產谈会”以后的“锖神”要求其前出版的文学手册》，艾芜是内心不费成的，但他近三十年前的修改是不可能忘记的，因为何其芳的信他一直保存着。
1981年6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印行的撗排简体字本《文学手册，诚如艾芜说的是“1942年以前的面貌”，一些“小的修改”多为别字词的更绔》细加对读，不仅出版社的“同志”改了“言语”为“语言”（但第三十四页第四行仍有“官语”》，还改掉了一些艾芜的个性词汇，如第九十六页第十一行“深入研究”
尿为“下细研究”。但是该订正的字却又没有改过来，如第三十七页的“敲褚匠”应改为“劁楮匠第四十五页的“区黑”应改为“黢黑”……等等等等。
四川文艺出版钍在艾芜生前印行的十卷本艾芜文集》没有编入文学手册》。
其实，和《南行记》一样，《文
学手册》也是艾芜的代表作，而且拥有的读者更多。现在，对于初学写作的人，《文学手册》仍然可以作为必读书之一。艾芜以平易近人的写作姿态，在书中说的那些有关读和写的道理，永远都不会过时。比如，艾芜讲真正要从一部书中汲取营养，必须反反复复地读，而后再尽可能多地找来关于这部书的评论仔细阅读，肴别人有什么心得体会，验证或者补充自已的认识：故弄玄虚的人，会说“如今是电脑时代了，谁还如此笨拙地读书”；然而，真要吃文学这碗饭，就只有走艾芜指定的路才可能成功。
关于何其芳，1988年5月23日，艾芜在“川医”住院治病期间，写下的回忆文章中说他是个很好的党员，真诚拥护党的，百分之百接受领导的……”但是我们没有发现艾芜谈到何其芳令其修改《文学手册》的事，他不拿五十年代的修改本再版，也是一种表态。
顺便订正一下：1992年9月北岳文艺出版社印行的《艾芜传：流浪文豪》第一百七十六页说“增订后的《文学手册》交给桂林三户书社再版”是“小说家官”，当不得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