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介绍一下上述四个不同印本的封面。“文化供应社”的桂林两个印本封面基本一样：上切口和正中是花纹装饰，正中为例三角形剪纸图案、上切口为“丁”一正一反在两条粗线内构成花边，颜色是橘黄色，“文学手册”四个字手写蓝色，倒三角图案上是“艾芜著”、下是~桂林文化供应社印行”。“增订五版”在书名下多出与图案顏色相同的放在括号内的“增订本”三个字。到了北京印本，封面重新设计：仍是正三十二开，四周围了橘黄色的花边，花边内上方块红色长方形飞白出书名和“艾芜著”。至于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印行的版本，其封面也简朴：绿色的满底，中上方一排线条飞白花纹，书名竖排，出版社名设计成一方印章。
到了如今，或许会有一批严谨的学者意识到：上个世纪“五四”以后三十年间出版的书尤其是名著，如刚才说的《文学手册》，最好按照原貌一字不动地重印；那些可笑的修改，无论是作者自改还是他人强改，郯只能给后人留下笑柄何其芳的扔封口气十分强硬的关于《文学手册》必须按照所讲的进行修改后才能再版的长信，在二十年前就被寧实宣布咋废了！当然，艾芜本人也无法超越历史，因为他毕竟有一个修改手迹本《文学手册》留给了后世的人，可供我们细细考察他当时的心灵历程。
“新文学连丛”之一《孟夏集》
1996年6月“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印行的大三十二开巨卷硬精装上下两册的《茅盾年谱》，在1942年5月26日项下有：“作《有意为之：谈如何收集题材》（评论）载同年8月《新文学连丛》之一《孟复集》。该文是应华之书店老板孙怀琛之约而作的。”这儿抄录的几句共有四处与事实不相符合：一、“新文学连丛”之一叫《孟夏集》，不是《孟复集》二、茅盾的文章初刊《孟夏集》时只标题为四个字“有意为之”，没有副标题；三、出版《孟夏集》的出版社社名不是“华之书店”，而是“华华书店”；四、华华书店的老板名叫“邳怀琮”，不是“矜怀琛”这部《茅盾年谱》毕竟还知道茅盾《有意为之》的初刊处，而由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一版、同年12月第二次印刷的三卷本《郭沫若年谱》就不知道郭洙若《写尔所知》一文初刊于“新文学连丛”之一《孟夏集》这一史实，使《写尔所知》的发表推迟到重庆“东方书社”印行郭沫若《今昔集》的1943年10月，晚了近一年半。
《孟夏集》是作为“新文学连丛”第一集出版的，用现在的出版行语说就叫“以书代刊”。当时，文人、诗人、作家们云集桂林，都想有自己的刊物，加上当年的政府管理上因处于非常时期而特严，弄得杂志登记证很难办理到手，文人们便用书籍的形式不定期出版已辑集的文字。“新文学连丛”共出三集：1942年8月印行的《孟夏集》、1942年10月印行的《雪山集》和1942年11月印行的《红叶集》。
《红叶集》署“茅盾等著”，依序为：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淑清《路》、辛夷《丫头》、胡仲持《孔乙已和文人岛》、侣梅《越过死亡线》、郁风《在柳江岸上》和《未完成的桥》。
《雪山集》署“立波等著译”，依序为：立波《牍牛》、周民英《婚事》、V，Yermilon作侣梅译《高尔基：反法西斯的坚强战士》、，哈夫里略克作李威译《弗尔左扎集中营的末日》、，斯温勒作山屋译《春天的天空》、骆宾基《乡居小记：K张铁生《欧游杂忆小引》、维廉萨洛扬作胡仲持译《到汉福特去的旅行》以及华嘉《寂寞》。
署“郭沫若等著”的这本《孟夏集》，依照后出的《雪山集》之规范署名，该署“郭沫若等著译”，因为《孟夏集》有一篇译作，为《西万提斯研究》，M，M，Ypelago作、胡仲持译，文章还有点长。“西万提斯”今通译为“塞万提斯”。
战争年代的出版物，在纸张、封面等方面，都是能省即省见到实物的这本《孟夏集》封面是很薄的白纸，装帧极简略，封面中部一裸木刻大树，大概取根深叶茂之吉祥含意，祝福“新文学连丛”能越办越好。内文纸全是还魂纸，有几页像硬纸板那样厚。那时造纸工艺全为不发达的半手工操作。能印成书出版，就是大幸，何求其他？
《孟夏集》是《新文学连丛》开张的首辑，它把“市场”定位在广大的初学写作文学作品的青年读者这一层次。
创刊号上组织了作者阵容颇为壮观的“题材的选取与处理特辑”，当年“走红”的大家有五人“上场”，他们是：郭沫若、茅盾、夏衍、宋之的和莶麟。依次所刊的文章为：郭沬若《写尔所知》、茅盾《有意为之》、夏衍《关心的，熟悉的》、宋之的《选取题材的一例》和荃麟《关于题材》。细读五文，都的确是用了心力的文字，对文学写作者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帮助的。比较之下，荃麟的一篇泛泛了些，他想面面俱到，结果一面也没讲清楚。倒是夏衍随手写就的书信从头至尾都让人受益，他以一个上演的剧本为例，一点也不含糊地批评了当时创作界尤其是初学写作者易犯的错误。不妨温习一段夏衍的恳论从一个乡下老太婆嘴里有条有理的讲出一大套抗战理论，你会觉得异样吧，政工人员在台上装腔作势，空话连篇，你会觉得吧，（战争巳经第五年了，）男人和女人碰在一起一定要讲恋爱，剧中的人物正像肚子里装好了一部机器的傀儡，发条一开，走直线的老是直闯，绕圆圈老是回旋，光明一定胜利，黑暗一定失败，情节照着公式发展，性格依着主观决定，这不会使观众打呵欠吗？”这等直率的话，不是精通创作理论同时又有丰富创作实践的人，是讲不出来的。
宋之的、郭沫若和茅盾，他们三人都取了“讲学”姿态，不以情绪和直率感人，而更具一些理论色彩。比如郭沫若讲多开发“素材”的源泉，就说“在目前至少须懂得一门外国语。这是启发材料宝库的钥匙”。如果问“曹雪芹写《红楼梦》时，他不懂外语，照样写得出杰作”，郭氏一定张口结舌。道理这么讲可以，但作为必备条件，实在并非不可。一门外语，和某地区的方言无大别，不懂难听的上海土话，就会影响创作吗？茅盾和宋之的一样，他们谈文学创作，几乎不用构思，便可成篇。文章不是全不可取，但夏衍式的激情谈论和即兴感受对初学者更实惠一点。
依照《孟夏集》编者的意图，胡仲持译的《西万提斯研究》仍然属于“题材的选取与处理特辑”；因为正文内还有一个副题为“西万提斯的文学背景和《堂吉诃德》的创作过程”，显然是把《堂，吉诃德》作为一部名著典范创作来解剖给初学文学创作的读者的。这一篇译文长达三十一面，内容比较丰富。
“题材的选取与处理特辑”之外，《孟夏集》还刊发各类作品七篇，分别为：罗烽《山庄中》、田涛《融雪》、曹靖华《略论苏联的民间创作》、忡持《忆爱罗先珂》、文若《孩子们》、易庸《还乡》和宜闲《杂写三则K含《不朽的渔夫和不朽的骂》、《秃顶的悲剧》和《一首幽默的诗》）。这七篇作品的作者，罗烽、田涛和曹靖华是众所周知的，“仲持”就是胡仲持，文若、易庸和宜闲不太为人熟知。
罗烽的作品占了二十面，田涛的作品占了三十多面，都是直接反映抗战生活的作品。曹靖华的一篇是他为苏联民间故事集《魔戒指》写的序文；内文署用全名“胡仲持”的《忆爱罗先珂》也是一篇序文，是《森林里的悲喜剧》之“代序”《森林里的悲喜剧》其实不是爱罗先珂的作品，而是英国诗人萨尔丹的童话集。原书名叫《宝麒》，以童话主人公的名字作书名。胡仲持“为了迁就出版家的生意眼”而更改了书名。何以译英国童话集又以《忆爱罗先珂》为“代序”呢？因为译者在他哥哥胡愈之家中亲眼见过流寓中国的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又读过爱罗先珂以动物为主角的童话作品，这回应重庆，大时代书局主事人周康靖的邀约，用一个月时间，译出以森林里十余种动物生活为内容的长篇童话，便想到与萨尔丹文笔风格都“十分相像”的爱罗先珂来。胡仲持的《忆爱罗先珂》是一篇相当优秀的写人散文，亲切、自然、耐读，把他心中眼中的爱罗先珂写得活灵活现，感人至深。
《森林里的悲喜剧》收入“大时代儿童丛刊”，除了“代序”，还有一则《前记》，1943年6月由重庆大时代书局出版。
文若的《孩子们》是以教师的口吻描述乡间孩子之校内外生活。从行文中，可推知“文若”本人就是一个小学校的任课教师，对自己的学生颇有些舔犊之情。“易庸”和“宜闲”都像是临时取用的笔名，或许就是“新文学连丛”主事者身旁的友人或亲属。那时，出一份刊物，没有如今这般兴师动众，拉一组文稿，找足印费，就可以出了。所以，当时，刊物发达的同时，文化、文学也自然地同步、繁荣，呈生机盎然状态，符合文化、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
出版“新文学连丛”的“华华书店”，是一家小规模的连门市也没有的出版社，主要经营出版、批发和邮购业务，1942年春在桂林创办，地址在桂林市环湖北路二十四号楼上。“华华书店”创办前，香港《华商报》一部分工作人员从沧陷了的香港撤退到桂林，其中有胡仲持、廖沫沙等，原生活书店负责人孙明心也随《华商报》同人一起撤到桂林。为了安排一些人的工作，由孙明心找他的侄子孙怀琮（原为生活书店桂林分店工作人员）出面创办“华华书店”，并安排胡愈之胞弟胡仲持担任编辑，出版书刊。
1944年秋，桂林疏散，“华华书店”迁往重庆。抗战胜利后再迁上海，在桂林、杭州设分店。“华华书店桂林分店”1947年1月正式营业。1949年8月被当时的政府查封。
在茅盾晚年写的回忆录中，《桂林春秋》一章还提及“华华书店”和“新文学连丛”。茅盾写道一华华书店是桂林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的众多小书店中的一家，老板是松江人孙怀琮。他经人介绍认识了我，就三天两头上门来‘，说服“我将书交给华华书店出版。起初我没有同意，后来渐漸熟悉了，见他态度很诚恳，头脑还清楚，没有一般皮包书商的生意经，又经不住他的磨功，就答应等手头的（（霜叶红似二月花》写完后，交给华华书店出版，那时桂林的书店都喜吹出版一两种期刊或丛刊，华华书店也不例外。孙怀琮……约我也为《新文学连丛》写一為……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就给他写了一篇漫谈如何收集题材的文章，題目叫《有意为之》。
从茅盾的回忆看，当年的书店“老板”主管组织稿件，“编辑”负责读校。这真是一个好传统，可惜未被继承至今。
畅销的抗战词集《中兴鼓吹》
在成都一家私人旧书店的冷摊上得见一本《中兴鼓吹》，作者卢前，即南京文人卢冀野，独立出版社印行。正三十二开本，封面极薄，白底巳返旧成暗黄，单色红字为书名、作者名、出版社名。靠近装订线的右侧自上至下有宽近四个厘米的红色涂饰，
上面飞白出丛书名目《民族诗坛丛刊》，卢冀野的好几种著作如《楚风烈》、《吴芳吉评传》等都列入这个“丛刊”。
这是一本战时特色极浓的印品，内文用纸为粗糙的熟料草纸，装帧设计极简陋。但很可能是作者本人参与编校设计，使得小册子洋溢着严谨认真的文化气息。虽然摊主开出天价，我终于用一个星期的浇果换回了这本连封面在内才六十多页的旧书。
这本《中兴鼓吹》，只缺版权页和封底。全书没有编制目录，在编页码时将文字隔为三个部分。中间部分是词，又分卷一、卷二，各占一半，共四十四页，词与词之间仅用稍大一点字号的题目分开。使用连排，是为了节约成本。开始部分是“序”和“题语”，作者阵容相当可观。作序者只有陈立夫一人，陈是当年中国国民党内担任要职的官场文人，他1938年3月写的序，不是泛泛之说，他是读完了卢冀野整部词稿的。从序文看，陈立夫重视文艺，他说广吾于是乃不得不有所言，近代民族运动之兴起，类皆以文艺为其前锋，史例繁赜，毋劳琐举。”对《中兴鼓吹》所体现的创作态度之“真诚”，陈立夫激赏，并严厉吁督创作态度不够“真诚”的人世有处此民族存亡大变之今日，未能体认自身之任务，仍作无病呻吟者，吾请熟读冀野之书。”为词集“題语”的都是学问功底深厚且声名卓著者，如欧阳竟无、潘伯鹰、龙榆生、任中敏、林庚白、陈匪石、郦承铨、许凝生、李冰若、江絜生等，或短文或诗词，均落到实处说几句《末了是《关于作者》，这相当于“附录”，选抄了易君左、陈衍石、陈诗尊、吴宓、夏敬观、叶恭绰、钱基博等人论及卢冀野的文字。也应该属于“附录”性质的词评，夹在中间一部分每首词之后，评论者有汪辟畺、唐圭璋、林庚白等，由于只能点评不能展开述说，这些词评文字显得概念化，无非是“神似稼轩”、“似易安小令”这类不着边际的东西。
玩味上列名单，这一群人与中国新文学旗帜鲁迅似乎迥然相异。他们好像自成一个文化部落，游离于新文学主潮之外，仍陶醉于文言旧境，仍……但是，且慢！同被誉为新文学又一旗帜的郭沫若，这时也欢快地鼓着掌加入了陈立夫、潘伯鹰们礼赞《中兴鼓吹》的队伍。在郭沫若写毕于1940年5月31日的重要长篇文论《“民族形式”商兑》中，他明确地说：
卢翼野先生的《中兴鼓吹）集里面的好些抗战词，我们读了同样的发生饮佩而受鼓舞。
除了作为诗人、史家的郭沫若当年的“现场记录”外，
更有《中兴鼓吹》的畅销史实佐证。《中兴鼓吹》或许是中国新文学时段旧体诗词集版本最丰富的一种，仅就手边可靠的有限资料，其不同版本就有：1939年6月独立出版社初版《中兴鼓吹》、1942年6月独立出版社增订本《中兴鼓吹》、1942年9月贵阳文通书局印行的由任中敏精编的《中兴鼓吹选》、1943年3月在福建永安印行的建国出版社版《中兴鼓吹抄》，以及成都茹古书局刻本《中兴鼓吹》、桂林汉民中学印本《中兴鼓吹选》和南京所印足本《中兴鼓吹四卷》，还有由陆华柏等人配曲的音乐专版《中兴鼓吹歌谱》、由书法家沈子善教授亲写的行书范本《中兴鼓吹帖》和开明书店印行的杨宪益翻译的《中兴鼓吹英译本》，更有二十年代颇为流行的巴掌大小的袖珍线装三卷本《中兴鼓吹》在汉口广为发行，供人们工余战隙从衣口袋内取出就地诵读。我在冷摊上得的这本《中兴鼓吹》，从权威书目所载各版本页码来对照，是1942年由独立出版社印行的增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