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很快就要过去。丁玲将随中国妇女代表团启程赴匈牙利参加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她向胡乔木道别时，胡乔木对她说你是个作家，该带着书出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终于有了出版希望，胡乔木组织萧三与艾思奇突击审稿。估计7月15日前后，下午三点室内闷热，毛泽东要到户外散步，胡乔木便召来萧三和艾思奇借陪毛泽东散步的机会，在树林子里经过进一步的讨论，形成了最后的决议：《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得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可以出版。7月17日，巳抵达大连的丁玲得知了胡乔木传达的最后决议。就在散步的那天下午，胡乔木同萧三、艾思奇商定后，已将意见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还赞扬了丁玲。按理，描写华北地区土改的《太阳照在桑千河上》立即在华北出版应该不再困难；然而，事情仍有曲折。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华北出版受阻
查阅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手稿，可以发现作为序言的《写在前边》是最后写的，即“1948年6月15曰于正定联大”。这儿的“正定联大”应理解为“校址在河北正定的华北联合大学”，陈企霞当时在这所大学任文学系主任。丁玲临时借宿的房子是沙可夫安排的。沙可夫于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文艺界的地位还是比较显要的，但现在却几乎不被人提及，
丁玲逝世后，陈企霞口述了怀丁玲的文章《真诚坦白的心灵》，发表于1986年第十一期《了望》周刊，其中专门谈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受阻事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脱稿后，她请我看了看。我被这部作品吸引住了，这是她根据自己不久前参加土改的经历而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描写了华北桑千河地区暖水屯在一个月时间里所经历的伟大变化，暖水屯实际就是丁玲去过的河北涿县温泉屯。在小说中，对整个土改斗争，从工作组进村发动群众、组织斗争到分配地主的财物及农民为保卫胜利果实而参军，都有真实而生动的描写。这是根据地作家写的第一部正面反映土改的杰出作品。
1947年夏天丁玲写完了《太阳照在桑千河上》。照理说，这样及时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在当时是很需要的，但由于作品刺痛了某些人，他们便指责作品反映的是富农路线，致使作品在华北未能出版。作品被拒绝后，丁玲见到我不由得流了泪，我也很替她难受。要知道，这部作品来得不易呵！它是丁玲深入实际的产物，上面聚集了她的心血和爱憎。
我只好安慰她说，你不如到东北去；换个地方，或许还有出版的希望，听了我的劝告，她果真到东北。有价值的作品，它的光辉决不会因非议而消失，在东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很快就出版了，并且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有人甚至赞杨它是一部“史诗似的作品”后来，华北也出版了这部书对华北的读者来说，读这部书就更有亲切感了陈企霞所讲的“怍品刺痛了某些人”导致“在华北未能出版”，的确是事实。文学界流传着有趣的猜测，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文釆就是写周扬，丁玲挨整时还为此作过专门辩解，说文采的原形是某某某，而不是周扬。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文采身上的不良习气，一般的知识分子都难以避免。周扬当时总管华北解放区的文化、文艺、新闻出版等部门，他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满意，就可以阻止作品在此地公开出版，足以证明宗派主义之盛行，难怪丁玲要高呼：“咱们里面有石头呵！要搬石头呵！”
“石头”既然巳形成，要“搬”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丁玲只好忍屈，携带书稿前往哈尔滨，这时巳是1948年8月13日。丁玲立即与两年前在大连筹设光华书店、此时巳在哈尔滨主持东北光华书店的邵公文见面，正式商谈在该书店印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关事宜。邵公文与丁玲同在延安生活过，光华书店等于东北解放区的生活书店，受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加上又有胡乔木等人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评定意见，邵公文二话不讲，抓紧安排，几乎是火速排印，实现了胡乔木的愿望：让丁玲带着她的长篇新著出国了。
正如陈企霞所预料的，光华书店1948年8月初版发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后，很快地，这部长篇小说被各解放区争相翻印，连华北解放区也有了印本。是不是因为广泛受到欢迎就被一致认为是优秀作品呢？且慢，周扬仍是中共文化界、文艺界重要领导人，他当然不会轻易放弃他的观点，并且或明或暗要实施他的设想。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书后反映平平
1948年8月初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有些史实，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界采取视而不见的忽略态度；周立波《暴风骤雨》的抢先出版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艰难问世就是一例。同为湘籍作家的丁玲和周立波都深入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的土改运动，也各自贡献了一部长篇小说。周立波《暴风骤雨》还没写完，就在1948年4月由佳木斯东北书店出版了上卷，并且召开了热热闹闹的研究座谈会。下卷迟至1949年5月才由北平新华书店出版。周扬不支持甚至拖延阻止《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与留出通道让《暴风骤雨》盛行有没有关系？研究界教学界都乐意当“和事佬”，不去揭示历史上存在过的现象。况且周扬也高明，他没有留下诋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文字……
检阅幸存的丁玲日记，在1948年10月29日这一天，她作了这样的记录：
《文艺战线》编辑部召开《桑干河上》座谈会，到会者，刘芝明，周立波严文井，舒群等刘与舒均未读完李之华亦未读完记录伍延秀文戎。严文井认为是一部好作品，提一点意见，是反教条主义没有强调。
丁玲日记中没有记下周立波等人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内容，记录下的严文井的发言实在算不上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评说。我曾经请教当年目睹东北解放区文学状况的马加先生，他回忆道：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好后，先拿给周扬看，周扬认为不好。后经萧三、胡乔木、艾思奇介绍，拿到东北的光华书店得以出版。当时在东北，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出版后曾举行过一次座谈会，反响很好；丁玲的这本书出版后，当时在东北没有什么反响。于是，1948年在哈尔滨也开了一个《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座谈会。当时马加在长春，没有能参加这个座谈会。但后来马加读到了这次座谈会的发言记录。马加印象中周立波、严文丼等人的发言，不是很赞成这部书，评价不高。丁玲本人可能也不大高兴，没主张公开刊登座谈会发言。
马加的回顾与丁玲日记和陈企霞的忆文，内容差不多，都证明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问世前后基本是被冷落的。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声誉来自斯大林？
至少我怎么也想不通，何以中国自己国度产生的长篇创作却要到苏联去参加评奖，又是一个以人家国家领导人个人姓名冠呼的一个奖项？答案恐怕只能是：苏联方面欲对中国的全面控制以及中国自己所椎行的“全盘苏化”为了叙述的方便，仍然使用老称谓只说“苏联”，不说“前苏联”。
我无意中曾经看到过一个材料，说是斯大林曾当面问当年斯大林治下的苏联文化部部长，究竟是“斯大林奖金”重要还是“诺贝尔奖金”重要？这位只准也同时只能唯上是从的苏联文化部部长就被迫表态广‘斯大林奖金’当然更重要。”斯大林竟然真的相信了，马上做出了“最高指示那你们就好好评。”丁玲生前是否知道这一内情，不可考。但他们那一代人，真是把受到苏联领导人的赞扬当成一个大砝码的。
1939年12月，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决定设立斯大林奖金，以鼓励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促进文学艺术发展繁荣。从1941年起，每年评奖一次。该奖由有关方面的著名人士组成评奖委员会，对所提出的候选人参评成果进行评选，于十月革命节公布获奖名单并颁发奖金奖金分为三等：一等奖十万卢布，二等奖五万卢布，三等奖二万五千卢布。斯大林文学奖金同其他方面的奖项一样，1953年斯大林逝世即随之停止。
那一年，有一批被译成俄文的反映当时现实的中国文学作品，其中就有由苏联女汉学家波兹德涅耶娃柳芭译为俄文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参加一九五一年度评奖的就是这个俄文译本。但是，同时掌握在“斯大林文学奖金”评审委员会成员手中的反映中国二十世纪土改运动的除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苏联人给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二等奖，让《暴风骤雨》屈居三等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舆论基本上是封闭式的，我们找不到报刊上的任何“杂音”反正是一片欢呼声，是统一的、是与党和人民的利益一致倒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去访问丁玲时，丁玲一时兴奋，谈了1954年第一次“人大”会议散会时，丁玲挤在人群中正要出门时，被王震发现，王震就大声叫住丁玲，高声地说：“你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得很好，比《暴风骤雨》好得多！”丁玲说完这一句，又孩子似的笑着小声对我说当然，这后一句我不敢写在文章里。”王震的话表明着在中共上层领导人中，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是有鲜明对比的。甚至可以讲，
王震的话是说给就坐在主席台上的周扬们听的。
苏联人给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个“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的确带给丁玲莫大的荣誉。连冯雪峰也改变了他的看法，写了一篇被丁玲认为很难超过的高水平高评价的专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文章。
1957年9月4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第二十五次会议上，冯雪峰作的检讨中有谈到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仔细阅读冯雪蜂的检讨，关于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一段不像是故意编造的假话假事。冯雪峰说当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遇见时，我觉得丁玲很活跃，并且很骄慠，已经是文艺界的一个要人，心里是反感的，她对我也并不重视。有一次她送了一本在东北出版的《大阳照在桑千河上》，说：“这是送给你的最大的礼物吧我听了，心里也有反感。
但当《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在苏联获奖，冯雪峰马上就与丁玲长谈一次，撰写了长篇论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给予丁玲的这部一直获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文学二等奖在莫斯科领奖时的丁玲遭冷遇的作品以高度评价。
当然也有不趋炎附势的评论家，如许杰在1949年10月就撰写并发表了《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其中的论述和评价既实在又诚恳，可惜不为人所知
至于从开始就一直坚持冷淡《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周扬之所以使得丁玲到死都不肯原谅他，恐怕在这部长篇创作上也打了一个解不开的结。丁玲五十年代的落难，强加于其头上的著名的“一本书主义”罪名或许就是周扬心中此类积郁的一次大爆发。我们不能把任何事都虚幻地推给历史，像丁玲与周扬的历史情结，必须不蹈空地说透。我无法看到一些“机密”、“绝密”材料，仅仅根据公开出版的文字梳理了有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书上周扬一方与丁玲一方的“论争”，希望有更详尽的文章来谈这个问题。
《朦胧》和它的作者
署名“张珞”的《朦胧》，1947年2月由社址在“上海南京路哈同大楼323号”的“日新出版社”作为“曰新文艺丛书”之一初版印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朦胧》没有重印再版。
只有五万字的C朦胧》用小五号字每页分上下两栏连排，八篇作品密密麻麻挤在六十页的篇幅中。“目次”之前，作者张珞有短短一页的《自序》，“1946年7月21日序于浙江菰城”，说她“在这几年中”虽然“物质生活，可怜得不忍说”，但“足以自慰的”是“写了一些文章”，而且还拥有了一些爱读这些文章的朋友，于是，自感得到“一笔意外的财产”据序的后半所述，作者结集于《朦胧》的作品“也不过”才是当时已有作品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至少还有四十五万字的文章散见集外。作者写序时刚三十岁，算是：位丰产女作家。
1993年12月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十六开巨卷《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把张珞的《朦胧》列在“小说”一类，也有点道理。因为其中四篇的确是经过加工的自传体短篇小说。然而，另外四篇就算不上小说，而只能算纪实散文随笔，最末一篇《谈湖州》就更与小说不搭界，而是议论文了。下面依次对《朦胧》八篇作品略作简介。
首篇《慈母心》揭示父母包办婚姻的恶果以及有文化的年轻一代对父母包办婚姻的反抗。《三脚香炉》写中学时代三个女同学日后的不同命运。与集子名相同的短篇写坠入初恋之朦胧的幸福感以及猛然发现对方自私而无比伤痛的少女心态。《谶语》讲一对同病相怜的少年男女因养病相邻而互爱但又因被父母强行分开导致少男死去的情景。
以上四篇都是小说笔法，每篇都有作者自己的身影：如《慈母心》中的秀琳、《三脚香炉》中的玲即“我”等；而《朦胧》和《谶语》中的“我”就是作者自己，时间、地点都对得上。第五篇《在医院中》据作者讲是处女作，实记她在湖州医院三等病房的所经所历。《同情》记述一个十六岁少女因家境贫寒而被迫嫁给身患痨病的富家少爷“冲喜”不幸染病的事。倒数第二篇作品《安慰》是概念化的主题先行的败作，但值得重视，因为写惯了身边事、家庭婚恋题材的作者，终于把目光转向了社会实际斗争生活，她写了工厂工人罢工、写恋爱与事业以及新欢与旧爱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一篇《谈湖州》，不愧为压卷之作，这篇作品体现了作者的才情，她以精到的细心观察，对湖州的人情风貌侃侃述说，有条理、有见地，语言轻松、表达活泼，让人感到作者更适宜写这类作品。
从整体水平来说，小说散文集《朦胧》与当时的一些拔尖的女作家相较，并不出色。张珞所写，缺乏强烈的时代气息；即便同类题材，若在苏青、张爱玲、萧红、丁玲等人的笔下，准会给表现得波澜壮阔、给挖掘得深细些。《朦肫》的作者只写了她之所见所感，似乎没引起那时已成气势的文学批评界关注，故显得冷寂了点。
这，与作者的身世有关，她的生活环境本来就有些冷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