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珞，使用至终的名字叫汤雪华。她的本名是计中元，被胡山源1925年收养后又过继给一位汤姓牧师，改名汤中元。由计中元、汤中元又派生出计中原、中原、汤钟元、汤钟琰等笔名。“汤雪华”可能是胡山源取的大名，“张珞”只见，于散文小说集《朦胧》署用，用来作过笔名发表作品和出书的还有“弥陀”和“汤仙华”汤雪华出生于1916年，母亲刚怀她在腹时父亲就去世了，六岁时又丧母，由一1个仅比她大儿岁的姐姐计中英带养，计中英上初中时，幸遇二十六岁的老师胡山源，接济她们姐妹的生活，不幸，1925年，计中英病死，临终将妹妹托付给胡山源。胡山源当时单身，他的能力也有限；其朋友中有位汤姓牧师见到计中元，乐于承担抚养义务：胡成了“寄父”、汤成了“养父”。
在养父处，汤雪华虽然温饱有余，但很寂寞，又常生病，随养父在浙江湖州上中学时，养父去世。只好又到寄父胡山源处，这时胡山源在上海已有妻室儿女，她被转到胡山源之妻任教的集英中学。后考入胡山源任教的上海东吴大学。不久，汤雪华与一名小店员结婚，谁知，恩爱夫妻生活极短暂，五十年代初丈夫病故。正处于创作高潮时的汤雪华为生计所迫，终止了笔耕，到苏州针织内衣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八十年代以后，汤雪华退休，闲居苏州。胡山源九十大寿的1986年金秋，汤雪华与其“寄父”胡山源相会于胡府，此时，当年的计中元这个小女孩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而立之年时，汤雪华在1947年2月同时以三个不同的笔名，由其“寄父”胡山源为她编印了三本作品集子出版。除了前述的《獴胧》外，还有署名“中原”的《劫难》以及署名“汤仙华”的《转变》，都列入同一套丛书，即“曰新文艺丛书”。
《劫难》除一篇作者自序外，收作品七篇：《劫难》、《小弄故事》、《黄道吉日》、《成家》、《投机》、《紫色的花瓶》、《墙门里的一天》。
《转变》也有一篇作者自序，收作品六篇：《转变》、《饥》、《轧》、《罪的工价》、《神秘的发网》、《白牡丹》。
汤雪华的作品不止已入集的这些，仅手头的《万象》杂志，我就找到她的刊于1942年7月1曰第二卷第一号上的小说《动乱的一角》、刊于1942年11月1日第二卷第五号上的通俗文学作品《饥》、刊于1943年1月1曰第二卷第七号上的《生与灭》以及无出版日期的“号外”上的《迷》，还有她在周瘦鹃编的《紫罗兰》上连载的长篇《亚当的子夯》、在《茶话》和《小说月报》等处发表的作品。这总字数当在百万字左右的作品，全出于三十岁之前的一个孤女之手，至少应该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我只读过汤雪华以“张珞”笔名刊行的《朦胧》，加上被精选结集的《劫难》、《转变》，合在一起也可印一本十多个印张的作品集。汤雪华的“寄父”1988年元旦巳去世，她本人即便在世，也是八十出外的老人了！谁来像半个世纪前胡山源关怀她那样，为这位与文学绝缘了半个世纪的女文学家出版早年创作集呢？ ，
丁玲日记的“整理”
可能是1992年底或1993年初，陈明为湖南文艺出版社整理完稿《丁玲文集》第九卷。应北京《新文学史料》之约，他将这卷文集中的丁玲1947年至1954年的曰记加题《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断》在1993年第二期《新文学史料》上发表。发表件与1995年1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印行的《丁玲文集》第九卷中所收《1947：1954生活片断》完全一样，都是“陈明整理稿”。
湘文版《丁玲文集》第九卷第二百四十三页有注，曰：“题注文字均为陈明同志所撰，日记正文括弧内的字是陈明同志加的筒注。”弄过作家研究的人读了这样的注，当然知道这可以算是文稿整理者甚至出版家的信誓旦旦的表白：此处刊市的文字是原稿照录，未经丝毫的改动或删节，仅仅把作者手写原稿机械地转换成了印刷体。《新文学史料》发表件首页陈明注文稍有不同：“括弧内的字是我加的简注。”等于宣称：未加括弧的都是丁玲自己的亲笔内容。总之，都是叫人放心阅读、放心使用。
不料，《丁玲文集》第九卷还没有上市，丁玲和胡也频生的儿子蒋祖林于1994年5月22日给《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严正指出经陈明之手整理发表的丁玲曰记《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断》“与原稿不符”，蒋祖林特意在括弧内加注说明他妈妈的日记原稿：“现存我处”。
蒋祖林的信发表在1995年第一期《新文学史料》第五十三页，最令我感到吃惊的是陈明对涉及毛泽东和丁玲一块谈论茅盾、郭沫若的当天所写的丁玲日记的“整理”。
陈明“整理”稿：
毛主席评郭文有才华奔放，组织差些；茅的作品是有意的，不过说明多些情较少。
蒋祖林披露的日记原稿……
毛主席评郭文，有才奔放，读茅文不能卒读我不愿表示我对茅文风格不喜，只说他的作品是有意义的，不过说明多些，感情较少郭文组织较差，而感情奔故除了蒋祖林指出的“丁玲的话，经‘整理’，成为毛泽东主席的言论了”之外，陈明还把丁玲式的语言表述“有才奔放”改为他自己以为通顺的“有才华奔放”。
陈明为什么要对丁玲谈论茅盾的当天曰记如此脱胎换骨地“整理”？我看是为了“统一”丁玲的“整体形象”，自然是陈明自己心中设定的“丁玲形象”。1981年4月7曰，在由厦门返京专赴茅盾追悼会的旅途中，丁玲写下（（悼念茅盾同志》一文，发表于同年第五期《人民文学》，文中有“茅盾同志生前就很少有人能批评他”，此处“批评”是方言中狭义的运用，意为在茅盾活着时没多少人敢指责他，文章末尾还郑重表态茅盾同志著作等身，我将再好好地去读……”倘若几十年前的日记巳记载着“我对茅盾风格不喜”，几十年后的“再好好地去读”岂不自相矛盾？
幸亏“后院起火”，使我们略知内情。但，蒋祖林何不干脆将母亲的日记手迹公开，并由此启始对丁玲的真实赉象：包括生活形象、工作形象以及作为一个文学家至为重要的文字形象来一番全面清理后的复原呢？
也凑巧，在一家办垮了的个体书店搬迁前的半价书堆中，发现十多本花山文艺出版社印行的套书《共和国长篇小说经典丛书》，有1995年5月出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明知这种印品多半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但一翻插页，有一页丁玲日记手迹，是1948年6月14、15日两天的曰记，正好有蒋徂林披露的那一天，便买下来。
然而，灯下一核对，刚近蒋祖林披露的日记原貌的那：句，却拉掉不予以公开，绝不是纸章不够，这页手迹下方空白有三分之一。仅就已有的手迹对照《丁玲文集》，六百字被整理者改动三十多处，依次列举并略加说明。
“晚边才到目的地”陈明改“晚边”为“晚上”。方言“晚边”是黄昏、天快黑，改得不妥。
“周扬挽留我搞文艺工委会甚诚”陈明将此句扩写为周扬挽留我在华北搞文艺工委会，心甚诚。”补加的“在华北”和“心”纯属多余，前者稍有阅历之人均知，后者不加也知道是“心”甚诚
“我的小说已突击完工”“完工”被改为“完成”个富有生活情趣的俗词改成了一个没有特色的词。
”他的确是愿我在他领导下工作的”陈明将“愿”改为“愿意”，又删去“是……的”。“是……的”为强调结构句式，有与没有，对句意的充分表达可不一样。
“他对我之写作是有意的表示着冷淡”陈明将“我之写作”的“之”换成“的”，将“是有意的”改为“却有意的”。改“是”为“却”系未读懂这一句，此句又用“是……的”强调句式，配套连用的字要删全删、要保留全保留。
”天气有风被陈明改为“喜得有风”。真是瞎胡闹！简直是在创作“丁玲曰记”马上“毛主席”要走来，自然之“风”也是“喜得”……
”晚饭时到的组织部”、“东北坡住的是妇委”陈明在“组织部”和“妇委”前均多此一举补上“中央”“和之华大姐住”被陈明改为“和杨之华大姐同住”。是不是补入一个“同”，更有感情？！
“另外太意外的”删去“另外”，“太意外的”事是碰见“毛主席”，当然要删去“另外”。我们还得感谢陈明，他毕竟没把“另外”改成“最激动人心的”、“最最最最重要”不再抄下去了！
六百字的文字被“整理”者删改换增多达三十多处，让弄研究的人怎么过日子呢？
众所周知，陈明在丁玲生前曾患难与共与她厮守四十几个春秋，但丁玲身前身后，由陈明负“校订”之责而印行的以“丁玲”的名字出版的发表的文字，陈明究竟改动了好多？能有幸又有闲地用丁玲手稿一字一句对賅发表件的，估计没人。反正我连对校这半页丁玲手稿就极不乐意，抄到三分之二处的手稿时便不再抄下去，足见我不能胜任“复原丁玲”大业之责。
我希望，凡是丁玲的手迹，一字一纸也不要毁棹，集中起来，也包括留有陈明和报、刊、出版社有关人员手迹的丁玲手迹校样，将来会有全面清理、影印，以至被认真考察的时机。
以上文字写就不几天，得知丁玲手迹1948年6月14曰、15日两天的日记第一页被花山文艺出版社裁去两行共四十六个字，被裁去的为“并将我与鲁郭茅同列一等。我说我文章不好，不及他们。毛主席评郭文，有才奔放，读茅文不能卒读。我不”，换过一页紧接着是“愿表示我对茅文风格不喜丁玲旧信考辨三则。
丁玲旧信考辨三则
考丁玲致萧三、甘露信时间
《丁玲文集》第十卷第29：30页有一封缺后半截信文的致萧三、甘露夫妇的残信，600字，缺的部分不会有太多内容了。编者注明“这封信是丁玲1948年初春写的”，其实，依据信文，月份、日期都可弄明白。
有一处硬的时间线索：“我是半月前刳获鹿的，在这个村子里工作才十来天丁玲1947年12月16日到获鹿宋村，由“半月前”推到“半月后”之写信这天，正是1948年1月1曰。
倘若，这唯一光推算还说服力不足，信后面还有：“石门快开卡子了，过阴历年你来玩玩么？”扩写这一句，便是：今天是阳历年（元旦），你们没能来我这里；过阴历年（即春节）你们能来不？
信中有从前天起犯了气管炎，因在区上开了两天区委会，他们房子里烧有煤，大伙又抽烟，气管受刺激，嗓子也得不到休息的原故。”由上推1948年1月1日致萧三、甘露信，又可知丁玲生平活动几细节：
1947年12月28日、29日在区委会开会。
30曰气管炎发作。
，查阅《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手稿时，曾发现上面有一些临时随手写下的开会笔记。产生名著的获鹿县尤其是丁玲生活过的宋村等地，该有将丁玲行止详况整理的神圣责任，这则小文可供点滴丁玲致厂民信写于何时《丁玲文集》第十卷（1995年2月湖南文艺出版社）第45页有一封致厂民的信，信末无写作月编者将此信写作年份定为1952年，是对的因为信中有“你必须为《人民文学》写一点诗，或研究性文章，这刊物稿件太成问题呢”，完全是刊物主事者的口气；当时，丁玲刚调离《文艺报》主编而改任《人民文学》主编。刚看完《人民文学》全部积存备用的稿件，方有此一番言论。
面对这封信，编者没像对别的书信缺月日者补注，由上引丁信可推此信写于1952年春，也就是2月初前后。
再读信写完后的补笔我参加了检查商人的小组工作。很忙。匆复。”可将此信的写作日期确定在1952年2月头几天，不超过5日。因为“检查商人的小组”是丁玲积极响应中共中夹1952年1月26日向全党发出的《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之实际行动，她领着“中央文学研究所”几个学员组成工作组，对北京市内一条街上的商人进行“反偷税漏税”等的“五反”运动。
致厂民的信中所述读《人民文学》积稿并组稿等主编业务和投入“五反”运动，就是丁玲日记1952年2月27曰所云“最近两月多来忙于工作”。但是，几处丁玲年表、年谱均不反映这“两月多来”之细务。
丁玲致逯斐信的月份
现存丁玲书信中，已入《丁玲文集》第十卷的致逯斐的信有一封书信原文末时间为“二十七日晚”。编者只将此信放在1947年项内，这是有书信所述内容为证的，可以定下来细读这封书信，月份也可以定下来。可从信中述及陈明、蒋祖林之两处考索，
信中有“陈明还是上月二十八日来过信的”，查丁玲1947年3月19日致陈明信，有“这封信刚开始写下去的时候，就收到你从前方寄来的信”，当即“上月二十八曰”陈明来信。致逯斐信由此可推写于3月份。
信末一段有“你问祖林，谢谢你。他在二月底回来住了一星期”，依人们的惯常习用，有“又一个月没回来”之意，“二月底”肯定是刚刚过去的一个月之最后几天。又可再证这封致逯斐信写于3月份。
除上述两处可证丁玲致逯斐信写于3月份外，信中谈及正在写着的“又长又臭的文章”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说“巳经摘录一段放在《时代青年》了（不久就出亦可证实致逯斐信写于3月。丁玲说的“摘录一段”即《果园》一节，刊于1947年5月15日出版的第四卷第一期《时代青年》。当年的出版周期也就一两个月丁玲还说“最近又在修改前边的”，我查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手稿，1947年2月22曰写至第二十九章，时间与书信大体吻合。
1989年5月29曰《陕西日报》发表此信，定时间为1947年4月27日，不对。《丁玲文集》第十卷也认为“4月”不当，但又不知何月，未注明。
“属于往日”的《山水》
只有四万多字的《山水》，是冯至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版的惟一的一本散文集子。但是由于冯至本人在晚年“回忆”《山水》出书情况时的故意遮掩，使得该书的初版实况有二十多年一直为文化劫难后的几代中国新文学研究者乃至广大读者所不太明了，连由最权威的中国新文学专家合力弄出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也不准确，误把增订再版本当成了初版本。
我们来看冯至的有关叙述。
冯至W79年在书房。这一年，他写《自传：）说《山水》初版于1947年。
1979年8月冯至在黄山疗养时，为徐州师范学院《中国现代作家传略》写了四千多字的《自传》，涉及《山水》的部分是：“从1939年暑假到1946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教德语，整整过了七年”；“这七年的后期，昆明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小报”“我应这些小报的要求，写了不少杂文和抒情的散文。前者我后来选了几篇收在解放后1955年出版的《冯至诗文选集》里；后者我编成一个集子，题名《山水》，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与《伍子胥》先后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