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自传》时的冯至虽已七十四岁高龄，但耳聪目明，显然还不糊涂，所叙当属“有意为之”。因为1983年1月29日冯至为1985年8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印行的两卷本《冯至选集》写很长的“代序”时，也牢记着与四年前写的《自传》保持高度一致，他强调“《山水》，当它由巴编入4文学丛刊’于1947年出版时，我在后边写过一篇《后记》，里边抄录了我在1942年为这些散文写的一段‘跋语”%：明明是为一本已经决定正式出版的书写的跋语，硬要往别处去说……而且，十年后的1989年，“冯至研究者”蒋勤国请冯至“亲自审定”《冯至著译年表》时，《山水》的出版时间仍被研究者和作家本人派定在1947年5月。真弄不明白，在某段时间里专门“研究”冯至的人会不去细读被研究对象的文章！因为，若编制《冯至著译年表》，要准确载录《山水》的初版时间，至少得读完冯至为《山水》写的《后记》吧？在蒋勤国见到的那本《山水》的《后记》中，冯至明明白白地这样说：
三十一年的秋天，从过去写的散文中抽出十篇性质相近的，集在一起，按照年月的先后编成一个集子，在封面上题了“山水”两个字等到第二年九月，《山水》在重庆的一个书局出版“三十一年”即1942年，“第二年九月”即1943年9月，“重庆的一个书局”就是“国民图书出版社”。接下来，
冯至说到《山水》的第二个版本是“重新编定”的，而且“又加上三十一年以后的三篇”。这本由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5月在上海印行的《山水》，该称之为“增订本”，冯至在晚年的文章中有意地把它说成了“初版本”，这是有原因的。
熟悉当时出版情况的人都知道，承印《山水》初版本的“国民图书出版社”是国民党中宣部控制的以出版发行宣传国民党的书刊为主的出版社，1940年7月在浙江金华创办，后又在重庆建立，该出版社的经营模式为公私集股。当年国民党中宣部所属的出版社只有六家，“国民图书出版社”即为其一，另五家是“独立出版社”、“正中书局”、“青年书店”、“中国文化服务社”和“拔提书店”。
明白了这一史况，再联系刚从“文革”阴影中走出来的饱受“文革”折磨的文化老人冯至当时的心态，作为后人，我们很难过多地责备冯至他老人家。令人崇敬的是，冯至告别人世前在遗嘱中强调希望他的后代必须“老实做人”、“不欺世”。冯至的长女冯姚平即本文稍后所引冯至曰记中“昆乖”之“乖”就努力做到了，发表在2001年《新文学史料》第四期上的《冯至年谱》中1943年项下就明明白白地写道本年”“散文集《山水》，由重庆国民出版社出版，收入作品十篇”。虽然这里的记载将“国民图书出版社”误为“重庆国民出版社”，但由冯至的子女来据实公布《山水》初版实况，其意义是重大的。
散文集《山水》是冯至的名著之一，同时又被公认为是“五四”后”三十年间的中国新文学经典作品。然而，对于它的版本之叙述，存在不少混乱，连1992年7月花山文艺出版社印行的王邵军的专著《生命在沉思：冯至》也释说不一：第一百三十九页说初版《山水》收有十篇作品，第206页又说成只有九篇。究其原因，仍是冯至本人“三十五年冬，写于北平”的《山水》增订本《后记》惹的祸，即刚引用过的“抽出十篇性质相近的，集在一起，按照年月的先后编成一个集子”之说。
其实，初版《山水既无前言也无后记，目录之后便是九篇作品，依次为《蒙古的歌》、《赛纳河畔的无名少女》、《两句诗》、《怀爱西卡卜村》、《放牛的老人》、《一个消逝了的山村》、《人的高歌》、《罗迦诺的乡村》和《在赣江上》，三十二开，薄薄的仅有六十四页，列入“文艺丛书”。参照幸存下来的冯至当年的日记，可以弄清初版《山水》在作者手中抄录选编甚至某些作品的原始构思情况。
要编印一本散文集，1941年最后一天的冯至日记巳有所反映，冯至在年底“结账”时写下五个项目的第三个便是散文几篇？”
半年之后，1942年7月26曰冯至的夫人姚可昆正式过录冯至的散文，这一天冯至在日记里写着：“昆起始给我抄散文。”仅用了半个月，1942年8月9日“《山水》稿抄毕订好”。次日，冯至“上山将《山水》稿交广田请其转交杨今甫”。“广田”即李广田，“杨今甫”即杨振声。后者与当年国民党政府中宣部直属的教育和出版机构联系紧密，冯至的这本《山水》，还有来自清的《经典常谈》，都由杨振声推荐给重庆的“国民图书出版社”印行。这儿关于《山水》的抄录集稿情况，都引用了当年冯至的《昆明曰记》，但是很可惜到了《山水》初版本见书的1943年9月，
由冯姚平整理的冯至《昆明日记》戛然而止，或许真的只保存下来这么多。
然而，已披露的冯至《昆明日记》于了解《山水》，其益处至少有下述两点。
首先，据此可以准确判定一些作品的构思、起草和改定时间。《山水》收录的作品，篇末都有写作时间和写作地点；可是冯至在集稿时凭印象，随手写上去的时间是大约的，有的甚至错了。《两句诗》篇末说是写于1935年，但冯至1942年3月21日的曰记记事后录有贾岛的六行诗，1942年8月9日又写到“补写《两句诗》”。原题为《放牛的老人》的《一裸老树》篇末说写于1941年，但是据冯至1942年曰记后的“附四”，该是1942年7月中旬，与《一个消逝了的村庄》写作时间差不多。《人的高歌》的写作时间可以根据日记精确地定下来，是1942年8月5曰。
再就是，根据日记可以洞悉冯至创作时的心路历程，极为难得。1942年冯至日记后面的“附四”有“牛（被雨淋死）与牧牛人（离开这里就死了）”的记载，可助我们理解《一裸老树》即增订本中易题后的《放牛的老人K《一个消逝了的村庄》之构思体现在冯至日记里有好几处，几乎能专题研究，不妨细述如下
冯至日记末尾倒着写的附录文字，是他平时的思绪随录。1942年冯至日记“附四”就是《一个消逝了的村庄》最初构思虔诚（每一棵草，每一个尘有加利树鼠曲：菌子”“狗和野狗一鸟一人”、“谷一泉一路”、“鹿一久已不见一Charre的窗画”、“消逝了的村庄。消逝了的传说（犹如一个民族死了，带着它的传说死了）”。
曰记中写有该文一些名句名段的雏形：文章中间赞美鼠曲草“孑然一身担当着一个大宇宙”，1942年5月24曰的曰记就有、“对着和风丽曰，尤其是对风中日光中闪烁着的树叶，使火感到：个人对着一个宇宙”；接下来写有加利树的著名段落，在冯至1942年5月25和26曰的曰记里分别有“月夜里，我们望着有加利树，越望越高，看着它在生长，不由得内心里悚惧起来”、“夜里，我们从没有月光的那方面看有加利树，就不那样悚然了”的实写，后者的观察没有进入作品；文章的倒数第二段写鹿“这美丽的兽，如果我们在庄严的松林里散步，它不期然地在我们对面出现，我们真会像是ainEuache一般，在它的两角之间看见了幻境”，1942年5月26日的冯至曰记里有“看见蜻蜓飞翔，好像过去的青春在这小小的生物身上。这小生物的翅子使人感到虚幻”。
曰记中找不到写作细况的《赛纳河畔的无名少女》，冯至1992年10月9日写的《少女面模》一文中回忆道六十年前，我在柏林，经常在艺术商店里看到”下边用法语标明的“赛纳河畔的无名少女”的“少女面模的复制品”；“少女面含微笑，又略带愁容，笑不是一般少女的笑，愁也不是一般少女的愁，好像是概括了人间最优美的笑和愁”；“我被这面模所感动，买了一具挂在住室的壁上。我的房东太太看见她，端详许久，她说，她被这面模所感动，甚至觉得有些悚惧”广‘一天，我在街头散步，在阅报栏里读到一篇短文，述说赛纳河畔无名少女的事迹。我受到这篇短文的启发，驰骋幻想，写了一篇散文《赛纳河畔的无名少女》”；“这篇散文，先是在《沉钟》半月刊上发表，后来收入我的散文集《山水》里”。在文中，冯至在《沉钟》后注明是1932年，在《山水》后也特意再注明是1947年。
怎样成功地把现实生活中的直观和直感加工改造成可以进入文学作品的材料，上录冯至日记、冯至回忆和《山水》相关语句段落的对照，是一份具有实际“操作”价值的好教材。品读《昆明日记》，三十五六和三十七八岁的壮年冯至活脱脱是一个具有“散文性格”和“散文气质”的人，1939年3月2日他在曰记中写着“雨：一部分化为自己，一部分化给另一个世界”，这不就是饱蕴哲理的散文句子吗？
细读《山水》，集子中的文字风景让我们目不暇接：《赛纳河畔的无名少女》具有一定的故事性，优美行文的字里行间饱含诗情和折理，是美文名篇中的佳作；《罗迦诺的乡村》是“五四”以来游记作品的名篇，极其朴素地写出的瑞士农村生活荡漾着诗一般的意境，使人感受到洒脱、与世无争的和谐；《在赣江上》张弛有度的结构表明作者具有深层次的幽默风格；原题为《放牛的老人》的《一棵老树》意境孤高，功力深湛，是冯至散文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新文学诞生以来的散文杰作之一，品赏完该作品，你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有无言的感动；《一个消逝了的村庄》富有色彩和魅力，情趣飘逸，感慨绚烂，时空交织的关切和哀愁，像苍凉的古筝独奏，撞击着灵魂，不由得击节赞叹……
不必讳言，《山水》中也有不太成功的篇什，最为明显的是《人的高歌》。1942年5月17日冯至在日记中写道与苏嘉穂、翟立林、乖乘汽车游西山《龙门凿于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乙卯，十余年皆吴道士一手之功。成功后即死于是年。意志坚强的人大半在事业未成之先是不会死的。”姚可昆抄录《山水》快结束前，冯至1942年8月5日赶写了《人的高歌：K匆忙中起用了对话体，轻松地凑完一个“作品”，却通篇没有感染读者心灵的艺术魅力。对话体并非不能用，《赤塔以西》就是以几个人的对话为主，也没有失败。关键是要消化素材，有机地组织编排；而且，火候不到，千万不要落笔。弄创作的人，该引以为戒。
初版《山水》问世三年后的1946年冬，定居北平的冯至对该书略有修订，为了不让“村”字在篇名上多次出现他将原题《怀爱西卡卜村》易为《怀爱西卡卜》，为使得标题更含蓄一些他将《放牛的老人》易题为《一裸老树》。同时，还增收了《赤塔以西》、《山村的墓碣》、《动物园》、初刊时篇名为《忆旧游》的《忆平乐》共四篇作品。可以肯定，发表于1930年11月20日《华北日报》副刊的《赤塔以西》，要么是被“国民图书出版社”审稿时删落的，要么就是冯至集稿时“审时度势”没有编入稿本。到了重编增订本《山水》，大势已经明了，当及时收入《赤塔以西》。这种类似的行为，当年没有办法或者不想跑到台湾和国外定居的中国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恐怕在发表和出版作品时都有过吧？
增订本《山水》新写了《后记》，其中插入初版本“由于一时的疏忽，没有印在书的后边”的跋语，结尾时冯至深情地说无论在多么黯淡的时刻，《山水》中的风景和人物都在我的面前闪着微光，使我生长，使我忍耐。就1937年7月1日出版的《西风月刊》第十一期初次发表了冯至的《怀爱西卡卜村》，在《冯至诗文选集》中此文有不少重要删改。
是那些杂文的写成，也多赖这点微光引导着我的思路，一篇一篇地写下去，不会感到疲倦”。这是鲁迅句式的仿写，很容易让人记起鲁迅散文名篇《藤野先生》最后那长长的名句：“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冯至是热爱鲁迅的，但他1978年8月“回忆”鲁迅《野草》中的《一觉》提及的给鲁迅送第一卷第四期《浅草》的“一个并不熟识的青年”时说的话，带给“鲁迅研究”以极大的干扰，搞得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十六卷本《鲁迅全集》都跟着注释错了。这是题外话，打住！接着说《山水》。
写了《后记》的增订稿本《山水》，1947年年初到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被编入“文学丛刊”第九集，总编辑巴金这年二月审读签字发排，五月就出了书。找不到冯至或巴金各自叙述《山水》
增订本出书前的有关情况，
尤其是冯至，他多次撰文说及《山水》、多次向来访者谈到《山水》，就是不谈一些实际的史况……整整四十七年1947年5月文化生活出版后的1994年5月，河北教育社印行的增订本《山水》出版社根据1947年5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本重新排印了《山水》，列入四十八本一套的《中国现代小品经典》丛书。这个重新排印的本子，是值得信赖的版本，它不动原文，编者怀疑是作者笔误或手民之误时，在相关的字后加上括注。
只有二千多万人口的台湾省也重印了《山水》，当然是繁体字本。冯至1988年9月24日为该台湾印本写了《重印《山水前言》，其中谈及《山水》的摘要如下：“现在的读者若是读了我在三四十年代写的收入《山水》里的十几篇散文，会不会说，他们跟《山水》的距离比《山水》跟明代小品文的距离还远呢？”“在当年战火连天、生活极端艰苦的岁月里，我在其他的创作与研究之外，星星点点地写了少许朴素的散文，作为一段平凡的心灵记录，也不无历史性的意义。”“……今天的《山水》读者‘想也没有想到的’是属于往日了。”
台湾繁体字本《山水》估计印行于冯至作序后的一二年内，出版社不清楚，多半是一家私人小“店铺”即所谓的“皮包公司”，主持者是居住在美国洛杉矶的“诗人”张错，1990年7月21曰冯至为这个善于“活动”的“出版家”兼“诗人”张错的个人诗集《漂泊》写了不短的序文。张错弄出的《山水》就是增订再版本的重排翻印，“错”得很厉害。一据见过这个版本的人说，错字接近一百处。天啊！四万多字的小册子，能够错这么多吗？还是香港的一些热衷于旧籍重印的文化人忠厚一点，他们把自己喜爱的老版书拿来影印再版，最多在原版权页空白处加盖自己“店铺”的名称、地址、电话等，也有改换封面的。冯至觅到这个台湾印本《山水》后，倒是很宽容，他一处一处地改完一本就送人一本，受害的是在书铺子上花钱买来的不是冯至亲手改了错的本子，他们怎么读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内地重印的单行本《山水》，我只见到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5月的印本。近十年前，1985年8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冯至选集》第二卷，收入的散文作品共十三篇，有十二篇选自《山水》，其中包括《《山水》后记》。《蒙古的歌》和《两句诗》没被选进来。再往前三十年，1955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冯至诗文选集》选收了《山水》中的《赤塔以西》、《在赣江上》和《忆平乐》三篇作品。
《山水》里的作品有没有版本学意义上的变化呢？先听听冯至本人的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