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卡门虽然才刚58岁，可却开始觉得很疲倦了，他的一些朋友认为他生病了。不管怎么说，很显然他已经不像以前了。他在星期六下午举办的聚会总是有一些大腕电影明星到场，可现在他不再举办了。卡门的可怕的秘密是，他将死于艾滋病。在好莱坞，有些人知道卡门是同性恋，可还从来没有人在公开场合谈论过此事——当然也没有对记者提起过。威莫公司另有两位董事，山姆·勃斯勃和莫里斯·斯多勒也在生病，俩人都患了癌症。因此，好莱坞最大的机构之一好像就要垮台了。
斯坦·卡门想办法继续保持与一些比较重要的客户的联系，如简·方达、芭芭拉·史翠珊、切维·蔡斯、吉尔·克雷伯夫、阿尔·帕齐诺、高尔迪·霍恩和戴安妮·基顿。可是，卡门的客户单子在流血，不久他失去了格利高里·海因斯和洛克哈德逊，最糟糕的是不久简·方达也走了。到1985年年末，迈克尔·奥维茨宣布，为了表达对斯坦·卡门的尊敬，在卡门生病期间，他不再与卡门的任何客户签约。他不想让人认为他是在发要死的人的财。
这期间，迈克尔·奥维茨不停地同有可能签约的客户谈话，借这部电影或那部电影的机会访问他们，做出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尽可能提供帮忙的姿态。可许多有希望的客户都不明白，对于一个迈克尔·奥维茨执意认为是潜在的未来客户来说，他到底是怎样一个残酷无情的人。“他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会轻易放弃，”洛里娅·帕尔曼这样回忆说，“对他而言，根本丕存在什么羞辱或者拒绝之类的事情。如果他追求一位客户，就可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挡住他的路。他会直接跟这个人谈话，会发现其最好的朋友是谁，最后与谁一起工作，平常喜欢呆在什么地方，然后自己也到那地方去——只要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是没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的。他是一位大师，知道如何让一个人处于守势，然后从中得到最好的结果；可以让任何一种情形或者任何一个人发展到他们的极限上去。这期间，他会不停地努力，发一两声赞叹的声音，很有技巧地从那个人身上捞到最大的好处。他知道如何让你感觉到有人注意你，让你感觉到有人在听你讲话，然后拿到他需要的一切。”
哪怕斯坦·卡门的客户也很高兴被人看见与迈克尔·奥维茨在一起，因为已经有话传出来，说迈克尔·奥维茨为他的客户拉到了巨额合同，光是这一点就可以使他成为极受欢迎的餐友。斯坦·卡门好像更容易做朋友，更容易成为知己，而迈克尔·奥维茨却更像是一位铁面无私的商人，心里边总是在打着商业算盘，为他的客户寻找事业上的机会。尽管很少有人在结束与迈克尔·奥维茨的晚餐时会宣布脱离卡门而去与CAA签约，可是通过这些晚餐，迈克尔·奥维茨得到了一种有利的地位，因为客户与卡门的关系有可能突然闹崩。
因为CAA如此守秘密，以至于机构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东西使这家公司运转如此平稳。表面上，它好像是一台“润滑良好的机器”——这是CAA有名的口头禅。在《风流场》的编辑格雷顿·卡特儿看来，“它的运转极其良好，你恨不能让政府也这么运行，没有慌张，只有安安静静的效率和交过来的钱，你会由此想像19世纪的罗斯切尔德银行。每个人都以奥维茨为榜样，他知道怎么样让事情做好。”
在秘密的罩子下，奥维茨在努力确保CAA能够这样运转下去，如他所说，“最好像瑞士手表那样”。这当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CAA有许多不同的部门——电影、电视和音乐界代理，而且来自其他代理机构的压力也是相当大的。可是，迈克尔·奥维茨喜欢这种混战，喜欢处在一片茫然之中。公司运转正常时——一般也就是这个情况——它就是一个忙碌的蜂窝，电话响个不停，人们来去匆匆，客户们就要签约了，电影或者电视，或者音乐交易项目就要结账了。“真是好极了，”奥维茨回忆说，“我每天都可以为自己创造新的一天。”
这就是代理业令人激动的场面，也是奥维茨最了解和最喜欢的，他无意去当电影或者电视制片人。一次做好一件事情，这是大部分制片人的情况，而对于迈克尔·奥维茨来说，则是太受限制了。他想要有从一个项目跳到另一个项目上的自由，要看到更大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他每天要发挥和再次发挥他的能量。
迈克尔·奥维茨曾问过小说家詹姆斯·克拉维尔，说整天坐在屋子里面写东西是什么滋味。克拉维尔告诉他说：“我每天创造一个新世界，然后把我自己弄到那个新世界里去。”这个解释对奥维茨很有吸引力，因为他也感觉到，作为一个代理人进行工作时，他可以将自己转移到其他世界里去。当代理人可以使他具有创造性，可以“走动，”用绘画里面的一个比喻来说，就是一种“画布”感，可以将自己的想法和梦想画上去，“我很自由，在我这一方面，我还可以具有创造力。”他认为自己是在画一幅油画，只不过画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画而已，而是乔治·塞拉特的画，由数千个点构成。当人们看塞拉特的画时，迈克尔·奥维茨说，画上没有一个点是有意义的，可是如果你看所有的点，那么这些点就构成了一幅画。当代理人也是这么一回事。与一位客户签约，做成了一部电影的整笔交易，这都不能构成一个人全部的希望和梦想。可是，把它们放到一起来看时，就可以这么说了。作为一个代理人，迈克尔·奥维茨说，“我得画一幅画，创造一家公司，树立一种形象。”
画这么一幅画，确保公司运转正常，这都要求有组织技巧，并要做出各种决定，以使CAA保持于表演业的潮流之前和电影电视项目的顶层。掌握这些具体事宜，无论巨细，会使迈克尔·奥维茨非常兴奋，“我喜欢商业当中的组织这一部分，一干二十年，从来没有停下来过。我建立了公司各个方面的制度，我们拥有可以想像到的最复杂的一套制度，可以保证账务和后援联络，没有一个角落是死角。”由于迈克尔·奥维茨和他聘用的一位哈佛商校的专家——小伙子桑迪·克莱门，CAA早在整个娱乐业明白过来之前就已经开始做一些复杂的财务模型了。他们利用计算机编制的程序把一些模型串在一起，帮助CAA准备进行各种电影项目的谈判。奥维茨说：“CAA像瑞士手表一样准确。生意做成如今这个样子绝非偶然，我们每年都做一个五年规划，总有一个整体的方案在前面放着。”
由于这个原因，也因为其他许多因素，迈克尔·奥维茨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城里最好的代理人。光是这个事实本身就可以激发其他代理人向他学习，这其中的一位便是理查德·洛维特。他1982年从威斯康辛大学毕业后，直接来到了CAA邮件室开始工作。由于他看上去很有能力，所以被分派给CAA的代理人弗莱德·斯佩克特当助理。到1985年，洛维特才25岁的时候，就被提升为代理人了。他喜欢CAA的激动、热情的气氛，“这公司里有一种永不停息的东西在运动，迈克尔重新建立了一套代理人做业务的办法”，特别是协作精神这一方面。可是，洛维特又说，真正使CAA高速前进的东西却是顶层的那个人，“这里存在着一种个人崇拜。迈克尔是个少见的人，因为他是一名真正的领袖。他对自己有一套看法，对公司也有自己的理解。每个人都相信，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他们可以相信他，潜在的客户和现在的客户也都有这样的感觉。”
奥维茨什么都放在心里，连他最亲密的商业界的朋友们都说他是个“控制狂。”包勃·高尔德曼说，迈克尔·奥维茨“有控制一切的个人需要，如果有哪些地方是他不清楚的，没有完全控制到的，晚上就会睡不着觉，会查看费用支出报告。如果某些事情没有人尽心负责，他也会去关心这些小事情。”
1979年春天，里克·克茨曼算是领教到了奥维茨进行微观管理的滋味。那时他刚刚成为迈克尔·奥维茨的助手不久，有一天，他向一些电影制片厂寄送有关《饭馆》这部电影项目的意见书，认为这比用邮件更有效率一些。迈克尔·奥维茨发现克茨曼做的事情后，要他到CAA的世纪公园大厦东楼外的信筒那里等着，一直到邮局的人来，这样就可以撤回自己寄出去的信封。“这是我一生中最没有明星风范的时候”，克茨曼回忆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像迈克尔·奥维茨这样的完美主义者是怎么的一个样子，尤其是在训练新人的时候。一个人眼里的完美主义者，在另一个人的眼里却可能是一个狂人。可迈克尔·奥维茨却极有可能会自豪地宣称，在涉及CAA的运转时，他情愿当个狂人。他很骄傲地感到，公司像瑞士手表一样精确地运转，他也没有任何道歉的意思，因为这些“疯狂之举”完全是为了让这只表不停地转动下去。
一方面，他一门心思要在好莱坞建立最大的人才代理公司；可另一方面，他也明白，让CAA发展太快也有风险。因此到1986年，CAA仍然只有57名代理人（威莫公司有185名代理人）在为约600名客户服务。如罗兰德·伯金斯所言，CAA永远也不会像威莫公司和ICM公司那样占有无穷无尽的客户单，“我们很小心，我们总是关心质量。我们想要确信，我们在客户面前摆有现成的业务。如果你拥有更多的客户，你就得请更多的代理人。”相应地，CAA从来没有购买别家公司，虽然这个步骤可以自动地增大客户和代理人的数量，也从来没有在纽约另开一家分公司。
从始至终，迈克尔·奥维茨总是注意到他和CAA存在的真实目的：将客户的事业发展推向前进。迈克尔·奥维茨特别在行的，又正是能够将有可能走上死胡同的演员推向一条林荫大道，使其健康发展下去。他为罗伯·莱因纳做的就是这么一件事，对彭妮·马歇尔做的也是如此。这两位演员都很出名，从1971年到1979年，他们是伉俪。俩人都很高兴地承认说，是迈克尔·奥维茨鼓励他们成为导演的，当时俩人都认为自己不具备一名导演所需要具备的东西。
迈克尔·奥维茨对罗伯·莱因纳保证说，会帮他创办自己的制片公司。迈克尔·奥维茨做到了这一点，他帮他找到开发交易，首先是与大都会媒体公司的交易，然后是与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和ABC电视公司。这些交易使罗伯不仅可以演出，而且还能编写和创造他自己的节目。1978年，当《全在家中》连演七年，已经快要出尽风头的时候，莱因纳尝试着编导他自己的喜剧系列，并亲自主演。这部系列剧以犹太人在世纪之交的东下区所过的移民生活为基础，名字后来叫《自由的国度》，莱因纳在其中扮演一位89岁的老人，回忆他已经过去的岁月。不幸的是，这个想法对ABC没有什么吸引力。迈克尔·奥维茨、莱因纳与迈克尔·艾因斯纳和弗莱德·西尔弗曼见了一面，想把它确定为一部六集电视剧，可是，ABC的这些董事们对此想法不冷不热。迈克尔·奥维茨和莱因纳继续努力，最终还是拍成了这个系列。
莱因纳在迈克尔·奥维茨的身上看到了自己身上的某些东西：两个人都很固执，不达目的不罢休。罗伯曾看到过迈克尔·奥维茨在谈判桌上的行为，很是赞赏他的技巧，“迈克尔采取的是一种强硬态度，让对方觉得没有商讨的余地。他可以试一试别人最后的极限，甚至有可能去超过这个极限，可是他明白自己到底能够走多远。他从不在谈判桌上留下任何一点悬而未决事情，从不让人占他的便宜，还能以绅士风度完成这一切，不带着任何敌意。他很强硬，是我见过的最强硬的谈判人。在房间里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有可能在任何一刻起身走人。很显然，他不能让人随意玩弄，他从不露出自己的短处。”
作为电影导演，莱因纳在1984年导演的《脊椎骨》是一个成功的开始。这是一部对记实片尖刻嘲讽的片子，后来成为经典之作。再后来，他成为极有名气的喜剧及戏剧导演，放了很长时间的电影《与我同在》（1986年）为他打下了这个基础。莱因纳被人看作是批评性和商业性都很成功的导演，这样的电影包括《公主新娘》（1988年）、《哈里和萨莉》（1989年）和《少数好人》（1992年），它们都赢得了奥斯卡提名奖，包括一部最佳电影提名奖。
莱因纳于1988年早期还忙着开办城堡岩石娱乐公司的时候，迈克尔·奥维茨就在不停地告诫他，“我并没有把奥维茨当作一个传统的代理人来利用，我会自己做交易。可是每次我拍一部电影时，我们都会在一起进餐，他就会说：‘这是市场所需，这才是像你这样身份的人应该干的事情。’”我们会谈到一些具体的数字，他并不做实际的谈判工作，但总是非常准确。我的合伙人从来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他们总会得出同样的数字。迈克尔·奥维茨并不从莱因纳那里拿通常的10%代理费。相反城堡岩石与CAA有一个特别的协议：代理公司为这家电影制片厂找材料，将从城堡公司拍的每一部电影中获取5万美元的代理费，从莱因纳本人导演的每一部电影中获取20万美元的代理费。莱因纳接着说：“奥维茨实际上还不是我的代理，我从未与他签过任何文件。在这方面，这家公司是以非常松散的形式来运转的，可在其他方面，这家公司却是非常严格的。他们可能会说：‘如果你喜欢这里，那很好。’他们不会拿枪指着你的头说‘你得呆在这里’。”
如果说罗伯·莱因纳总在做梦，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进入娱乐业的制片领域，那么在70年代时，他的妻子彭妮·马歇莱莉却没有这样的期盼。她希望成为这样一种人，后来她真的成了这样的人：一位成功的、靠表演为生的女演员。实际上，她后来也成了一位成功的导演，并认为这纯粹是迈克尔·奥维茨的功劳。
彭妮·马歇尔1942年出生于布鲁克林，是一位工业电影制片人和舞蹈教练的女儿，还是加里·马歇尔的妹妹——他哥哥后来成了集导演、制片人、作家于一身的名人，拍成了《佳丽》这部电影。她从新墨西哥大学辍学，为的是在夏季表演活动中能参加舞蹈和表演节目。为了参与电视系列片《泰德·马克的原创业余时间》的竞争，马歇尔在《丹尼·汤马斯时间》的1967年—1968年的表演季节中露面，并定期在一个系列电视片中演出。当然，具有突破性的还是在长演不衰的情景喜剧片《娜温和雪莉》（1976年—1983年）中的娜温这个角色，这个电视剧是她哥哥加里编剧的，由她父亲托尼制片，彭妮执导了其中的几个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