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莫公司的杰里·卡茨曼和沃尔特·西夫肯要求与迈克尔·奥维茨会谈，他们接到了邀请，到CAA的办公室去谈。这是极度机密的一次会谈，雷·卡茨曼也参加了。卡茨曼和西夫肯要求奥维茨保证，不得利用他与MGM之间极其有利的特殊关系来占便宜。奥维茨向他们解释说，他想做的一切不过是对本行业有好处的事情，尽管他承认说，如果对该行业有好处，对他自己的人才代理公司当然也会有好处。他认为，与其使该制片厂无法制造工作机会，倒不如使它复活。卡茨曼说，他很高兴听到他所说的那些话，威莫公司只是希望人才公司之间的代理竞争应该是公开公平的。奥维茨对他们保证说，事情肯定是这样的。这次会见使威莫公司的人大为释然，但其会见内容却从未公开过。
ICM公司的杰夫·伯格一旦认识到威莫公司不准备与他一起公开声讨奥维茨，就决定独自进行对CAA的打击工作。伯格告诉《新闻周刊》说：“问题在于，为CAA存在的什么样的建议权或者影响力是我们无法得到的？我们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公平的竞技场。”奥维茨还受到来自华尔街的攻击。投资银行家们的自尊心受到极大损害，因为一个人才代理人竟然毫不费力地搞到了巨型松下—MCA交易。他们在想，里昂莱斯信用银行为什么没有来这里聘用一家大型的、以纽约为基地的投资银行公司。
奥维茨感觉到非公开回击各种攻击不可了，因而在1993年4月19日《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中说：“我并没有为MGM做咨询工作。”奥维茨坚持自己的观点，“我只是在为一家在MGM投了巨资的银行做咨询工作，因为它在各种娱乐公司共投入了13亿美元的资金，并希望重新考虑一下它在娱乐界的投资策略。”他提出，他与里昂莱斯信用银行的协议是“完全合法的”。记者问到，他是如何区分他代表客户利益的责任和为一家有可能利用到这些客户的银行工作时的责任，他的回答好像要说明这样一个意思，即他正在做的一些事情是不应该成为大家批评的对象的。就因为好莱坞的其他一些公司一向习惯于这么做的：“瞧，这个行业发明了利益冲突法。在别的行业里，你会拥有一位律师，他既代理一家大型电影公司的主席，也代理一位重要的演员，但他又是达成这位演员与这家电影制片厂的头儿之间的交易的人吗？好莱坞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大家彼此非常熟悉，每个人都与另外一个人做生意，同样复杂的情况也存在于投资银行业中。可是正如他们建起了一道中国墙来分隔有竞争或者利益冲突的公司的各个部分一样，我们在CAA也希望建起一道中国墙，这全都是商业上的一些方法问题。”
有一件事情是很确定的，奥维茨与MGM交易相关的利益冲突问题将由人才行会来解决。如果他们认为奥维茨违反了利益冲突法，他就只能被迫重新考虑他与里昂莱斯信用银行之间的交易了。可是奥维茨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无数电影公司的总裁和竞争对手们都给行会打了电话，表达了他们对奥维茨的支持。
5月初，行会对该交易做出了正式的同意的结论，表达了对CAA的信任，说CAA不会干扰MGM的创造性决定，也不需要在MGM的电影中工作的其他代理公司的客户的机密情报，这就使奥维茨在这轮商战中大获全胜。由于行会的结论多少算是对该话题打了个句号，奥维茨就更放心了，感觉到自己不会再面对官司的缠绕，这场遍布整个行业的喧闹也就此告一段落。实际发生的情况也是如此。可是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里昂莱斯信用银行的这件事，仍然在一些人才代理公司里造成了愤世嫉俗的感慨。“莫里斯公司和CAA公司并没有因此而大伤和气，”杰里·卡茨曼承认说，“我们并不喜欢他们所采取的方法，被迫花更多的时间处处提防，小心不要被别人在自己的腰间来几下，因此外出为自己的客户找工作的时间就少了，这也就是他们给我们留下的一笔遗产。因为这一点，每个人都成了CAA培养出来的那种锋芒毕露的代理人。”
这期间，迈克尔·奥维茨还获得了另一项好名声，说是他这人有本事为好莱坞的一小批没有工作的经理找到好工作。这项荣誉他是担之无愧的，尽管他和他的某些熟人都拿他的猎头工作不当回事，因为他们都说，许多人才经纪人也在干同样的事。在一些报道奥维茨在“好莱坞的猎头活动”的文章中，或明或暗都有这样一个意思，即奥维茨不知怎么在干些不合法的事情，让那些人都能在电影制片厂找到工作。换句话说，他可不太在乎什么利他主义的事情，他关心的是那些电影制片厂是否能够对他提出的客户交易做出有利于他的友好反应，这事实上就是以新面孔包装起来的老一套的利益冲突罪名。可是奥维茨并不需要电影制片厂的头儿们做出友好的反应才能为他的客户找到工作，而是要让电影制片厂的这些头儿们听命于他，他所需要做的一切不过是摇一摇手中的客户单。可每当奥维茨操纵于幕后，以确保为某人在电影制片厂谋到一个位置时，他似乎总是在“密谋”和“操纵”，这样一来就逃不了动机险恶这个罪名。实际上，他的动机不过是要确保他在电影制片厂的稳定性，这样工作机会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向他的代理公司和客户。
MGM公司于1993年7月弄走了阿兰·拉德，解除了他作为主席和总执行长官的职位，并让派拉蒙公司的前任主席弗兰克·曼库索来继任，以挽救这家濒临倒闭的公司。这时候，奥维茨好像又是老调重弹了。与此同时，里昂莱斯信用银行宣布它准备使MGM公司的电影制片厂，即已经多年没有拍片子的联合艺术家公司恢复活力。迈克尔·奥维茨被认为是促成使曼库索成为：MGM的负责人交易的人。
奥维茨在为联合艺术家公司寻找老板的过程当中起了重要作用。奥维茨认识约翰·卡雷已经有许多年了。从1960年到1980年，卡雷曾负责管理过华纳兄弟公司，与他合作的有泰德·阿什雷和弗兰克·威尔斯。他们出过《驱魔者》、《上了发条的桔子》、《邪恶的大街》和《总统所有的人马》这些很轰动的片子。1980年，卡雷离开了华纳公司，进而离开好莱坞，一走就是十年，搬到了长岛的费谢岛的一幢大房子里。然后再搬到华盛顿、康乃狭格，仍然是什么也没有干。虽然他制作了几部片子，特别是《来自艾奇的明信片》和获得评论界好评的《当日所剩的一切》，可是在整个90年代，他只到过好莱坞三次。
“你现在的生活过得怎样？”奥维茨问道。如果他想让这种生活发生一点重大变化，经常劈头就是这么一句。
“我很喜欢这样的生活，”卡雷说，“我的选择并没有错。”
“想过干点别的什么没有？”奥维茨问道。
卡雷笑笑，然后回答说：“我觉得自己懒觉睡得太多。”事实上，他有时候一天睡16个小时。然后他说自己有意回到好莱坞，帮着管理一家电影制片厂。可他已经年届63，对于卷土重来可能出现的问题。他还是表示了自己的担心。
六个月后，夏天正好到来，奥维茨又一次打来了电话，“MGM和弗兰克·曼库索那边正要办些事，你能来这里吗？”
卡雷刚刚制作完《当日所剩下的一切》。他说，他计划到好莱坞去给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播放该片，因为是那家公司出钱拍的这部片子。
“我觉得你应该见见弗兰克·曼库索，”奥维茨说，“他是个极少见的人，将接管MGM。”奥维茨并没有提到，他已经安排好了接管的事情。
卡雷有些兴趣，奥维茨于是安排了会见的事。卡雷和曼库索俩人关系不错，曼库索交给卡雷的工作，就是要他使联合艺术家电影公司起死回生。
卡雷接受了这项工作，当夜辗转难眠，早晨3点就醒了。他在西伍旅馆附近的街道走了好几次，一再对自己说，他很喜欢自己目前的生活，感觉得非常舒适和安全。第二天早晨，他给曼库索打电话，道了一声对不起，然后说无法接受这项工作，“因为我不想改变自己目前的生活。”
他又回到了康乃狭格。十天以后，奥维茨又给他打了电话，“我跟弗兰克打过电话，我想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办法，可以让你再回来工作。我们想出了一笔交易，你肯定是难以拒绝的。”奥维茨在合同里面增加了这么一项，即如果他对工作感觉不舒服，他可以撒手不干。在合同里面要增加这么一项，一般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奥维茨竟想办法做成了。卡雷对管理电影制片厂仍然还是有些不太情愿。奥维茨明确地说，自己并不是在给他施加任何压力，而只是让他明白，如果他愿意接受这项工作，那么条件是非常优惠的。
跟很多人一样，凡是接受了迈克尔·奥维茨愿望的人，最后大都软下心来，卡雷亦是如此。他开始了长久的努力，最后终于以极大的毅力使联合艺术家公司起死回生。他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功于迈克尔·奥维茨，“我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但无法面对自己。他不知怎么就明白这一点，并帮我克服了这个困难。他没有给我讲一大堆道理，而是给我提供一种环境，让我可以在这个环境里对自己所过的生活加以选择，这远远超出了一般的代理工作。他是人生的好顾问。”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约翰·卡雷以极少的人和极省的费用使联合艺术家公司大获成功，制作了很多轰动的片子如《鸟笼》，其票房价值为一亿美元，还有最新的詹姆斯·邦德电影《金眼》，其票房价值亦为9200万美元。1996年，卡雷接受了更高的一个职位，当上了索尼电影娱乐公司的总裁和最高行政长官。他在联合艺术家公司的成就，为他在1996年10月10日销售MGM/UA的活动铺好了道路。买主是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富翁柯克·克可林曼库索和澳大利亚媒体公司七网有限公司，卖价13亿美元。尽管奥维茨有他在CAA的表现和其他的活动，虽然这不是很明显，可是好莱坞最有影响的人，也就是大卫·莱特曼很亲切地称之为“教父”的人，仍然感觉到无法安顿下来，他仍然还想去探索更大的世界。在外面的世界里，还有那么多的机会在等着他，有那么多的人想利用他的技巧和天才，他的激情和驱动力。迈克尔·奥维茨现在已经是47岁了，可还有很长的时间好活。有一件事是他非常清楚的，他不想到死只做过代理人。他的眼里仍然还有一幅十分清晰的图像，那就是阿比·拉斯特福格尔心急如火的样子，他还走在威莫公司的走道上，那不是迈克尔·奥维茨可以接受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