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维茨喜欢体育。在青年时代，他是个相当不错的体操运动员，成年之后，又日日进行战争艺术的训练。跟他的孩子一起去看垒球赛，对他来说是件相当快乐的事情。可是，他自己对体育活动商业的一面却不太想介入。他在魔术师约翰逊身上所起的顾问作用，对他从来不做体育运动员的代理这个原则来说，可谓是惟一的例外。可是他很喜欢耐克这家世界上最大的运动鞋类公司，也喜欢其老板菲尔·莱特。莱特很想了解世界上更多的有关电视及电视广告的事情，因此与CAA公司的桑迪·克利曼联系上了。1992年10月以前，克利曼已经安排好了让奥维茨去耐克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总部去访问莱特。奥维茨给莱特提供了许多建议，说耐克应该如何进入娱乐世界去进行它的广告宣传。“他给人的印象非常不错。”莱特回忆说。多次会面以后，奥维茨决定跟莱特的公司做几笔生意。
1993年1月19日，有消息宣布说，耐克公司已经与CAA公司达成合作项目，共同进行一系列特别体育活动和节目的运作。当年夏天，奥维茨和莱特试着弄了一个项目，该项目听起来是相当有希望的。多年以来，大学足球一直都有一种很大的不满足感，因为跟其他的体育项目不一样，它目前还没有一项赛事来确定全国冠军，而一直使用非正式的报纸调查来确定一个学年下来，哪所大学应该是全国足球冠军。可是球迷们都情愿看到，在学期末尾通过比赛来确定冠军，将两个顶尖的球队列在彼此对立的位置上。
1993年夏天，代理NCAA工作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名誉校长查尔斯·扬着手安排学期末决赛事项，包括季度赛、半决赛和最后的全国决赛。杨充任特别的NCAA委员会主席，专门研究为大学足球组织真正水平的全国冠军赛的可行性。他很喜欢洛杉矶分校毕业的迈克尔·奥维茨，也很熟悉奥维茨将人才代理业做到了其他商业世界，包括体育的事迹。杨认为，也许奥维茨有一些主意，可以将大学足球冠军赛变成商业上可行的一项赛事。这样，杨就问奥维茨，不知道CAA是否有意来此充当顾问，甚至管理这样一件赛事。奥维茨觉得此机会正中下怀，尽管他一向不让CAA介人体育项目。成为大学顶尖级赛事的其中一个部分，这主意是他极其喜欢的。杨问奥维茨，CAA能否制作一个说明书给NCAA。
为了尽快看到该提议的成功，杨试着给奥维茨一些建议，认为这份说明书应该怎么写，可是奥维茨婉辞谢绝，说他自己比杨更懂得这样的说明书该怎么写。可是当奥维茨的CAA工作组出现在堪萨斯城饭店的会议室，面对着NCAA的一个由五十所大学的校长组成的领导小组时，提出了一个错误的主张，认为应该利用硬派摇滚乐和投射到大屏幕上的录相。这给那些相当平庸的NCAA代表们一个不安的感觉，好像他们来到了一个摇滚乐音乐会上。更离谱的是，尽管这个主要是关系到大学的足球运动，却有一些篮球运动员出现在屏幕上！
有了这些吵人的音乐和屏幕上的那些浮动的影子，CAA提议赢得这个小组同意的希望也就都没有了。事后，杨对奥维茨说，他错误地判断了他的听众，“我比你更了解这些人，迈克尔，你把他们吓跑了。”
“为什么呢？”奥维茨问，他有些恼怒。在别的地方，在其他的时候，这样的报告早就有可能让观众入迷了。
“这不是一群可以向他们硬性推销的平凡之辈。”杨说，他指出，在出席会议的50名大学校长当中，肯定有49名不喜欢摇滚乐。而且所有50名出席会议的校长全部都认为，好莱坞的人都是些极狡猾的小商小贩。
当回忆起与迈克尔·奥维茨在堪萨斯城会议室那个令人难受的时刻时，杨对解释到底什么东西出了问题感到相当困难，因为事实是，奥维茨和他的CAA工作小组在别的一些事情上曾做得那么成功。“那是我看到的迈克尔·奥维茨把事情做砸的少数几个例子之一。”杨很不情愿地说。
不久，NCAA放弃举办一系列的赛事，最后进行决赛这个想法，采取这么一种做法，即一些最强的队之间互相竞争，最后进行全国大学足球冠军比赛，每年，重要的球赛之一将被选拔为实际上的冠军赛。
由于没有能够启动一个大学足球超级杯的赛事，奥维茨和莱特就谈到了赞助其他赛事的事情，包括田径运动会和网球赛，可是，也没有得出什么实际的结果来。“那些项目需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莱特说。
远在别的好莱坞人才经纪人真正想到新科技奇迹带来的巨大潜力之前，迈克尔·奥维茨就已经在研究这个课题了，并寻找办法来利用这种潜力——比如他与比尔·盖茨的会面。奥维茨明白，要将这些新科技产品变成商业上可行的项目，这种机会对他来说是很小的，可他并没有因此而退缩。他很喜欢让CAA给客户们留下一个利用了新科技产品的忙碌的公司的印象，这跟一个“智囊团”分析最新的社会政治潮流是一样的。
的确，他已经开始着手让他的代理人之一丹·阿德勒专门来做此事，将所有时间用来参观所有的电子实验室和公司。丹的任务是学会他能学到的所有电子发展方向的知识，并回来向奥维茨报告。这种步骤是别的人才公司认为远离自己主业的举动——与核心事业离开太远，太浪费宝贵的人力资源。可这正好就是奥维茨所希望CAA能够开始进行的新冒险活动，一开始拿不准，可是，沿路会得到很大回报。这样，丹·阿德勒花了很多时间去了很多地方，比如剑桥的MIT媒体实验室，并在硅谷转来转去，与弄计算机的专家们发展关系，然后让CAA的客户们了解最新的科技产品。
对于奥维茨和阿德勒来说，他们在高科技领域里面的探索是非常粗浅和尝试性的，没有谁真正知道会从这里面得出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可是他们俩都感觉到这样能够更上一层，至少应该能够使CAA处于一种有竞争力的位置，会胜过别的人才经纪公司，尽管他们的努力要达到这样的效果还须假以时日。有一种看上去有点希望的科技产品，是一种与电话网络有关系的东西。自从发明了电话以后，消费者一直都以这种东西来与世界发生联系。从80年代开始，书面的信息发送也成为可能了，电话被当作传真机来用。可是90年代早期，研究者们已经开始在寻找一些办法，使电话变成可以进行广播和传递录相资料的机器，从而把娱乐资料送入千家万户。这项研究目前还处在发展初期，可它给迈克尔·奥维茨提供了另一种进行合作的机会，远离好莱坞目前的业务。
全国各地电话公司的经理们都明白，他们已经到了某种科技突破的边缘，不久以后，美国人将娱乐和文化通过电话线送到千家万户即将成为可能。他们让专家努力使这种科技成为可行的项目，同时还意识到，必须找到某个人，让他帮助自己进入好莱坞这个世界，并将那里的电影和表演人带入家庭。伊凡·塞登伯格是以纽约为基地的电话公司纽莱克斯公司的主席和总裁。这家公司是被称为“小贝尔”的七家公司之一，是一家地区电话公司，一直在朝无线电通信方向发展。塞登伯格也很急于让公司进入信息传递领域，他一直在关注迈克尔·奥维茨最近的活动，并感觉到，奥维茨就是那个能够帮助纽莱克斯开始其“实质性策略”的人。
奥维茨于1993年早期在纽约与纽莱克斯公司第一次见面。参加会见的还有桑迪·克利曼和其他几位CAA的官员。塞登伯格和奥维茨很容易就达成了一致。这两个人发现，他们有很多共通之处：俩人在同一年结婚，即1969年；俩人的生日都在12月中旬（塞登伯格是12月10日，奥维茨是12月14日）；俩人都是新科技迷，并急于到里面去探索一下。“我是个科技迷，”塞登伯格说，“迈克尔是位消费及娱乐方面的专家。我们一起将一些点连接起来，共同形成一个全局的观点。”在接下来的18个月时间里，奥维茨和塞登伯格都在寻找建立一家合作性公司的途径，同时，奥维茨也在不断地接触其他的小贝尔公司。有好几次，在奥维茨的倡仪下，塞登伯格来到洛杉矶，与CAA的几名客户一起交换意见，其中包括迈克尔·克里奇顿、伊凡·里塔曼、阿伦·斯贝林，还有沃伦·贝蒂。奥维茨希望缩小科技世界与娱乐世界之间的差距，因此想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如果存在这样一种电话科技产品，它可以将一些消费性的娱乐产品送到千家万户，那么，电话公司如何利用这些科技产品呢？所有关心的人都在想的那些问题，都没有塞登伯格越来越大的信心重要，即他相信他和奥维茨可以一起做点生意，“如果我们可以拿到那种技术，那就一定会有能够利用它的人。”
奥维茨忙碌于在麦迪逊大街、日本、硅谷，还有耐克总部以及小贝尔公司寻找生意，他在威尔厦和小圣塔蒙尼卡街角建立起来的那栋房子也成了好莱坞最有影响力的就业磁石，许多年轻人都想到那里去寻找工作。只有极少数人真正在那里找到了工作——严格地说，25个申请人当中才有一个找到工作。对于一位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来说，在创新艺术家代理公司的邮件室里谋一份差事，成了在好莱坞能够找到的最大的初步发展。CAA在90年代生气勃勃，由于迈克尔·奥维茨的成就和媒体对他的正面报道，人才经纪人的世界就跟十年前的投资银行业一样热门。
CAA的有些受训经纪人甚至还握有法学学位，但一周只有三百美元的工资。可是为了这么一点点工资，他们一周得工作近一百小时，包括周末在内。不过，很少有人抱怨。毕竟，他们的勇敢无畏的领导人迈克尔·奥维茨本人，当初不也是这样在威莫公司的邮件室里干起来的吗？
CAA的一些受训经纪人一般早晨7点半到8点就要来工作，每天如此。他们一天要到城里跑三趟，到不同的地方去投送脚本，也借此在城里了解地形。他们要料理数千件邮件，其中一些还是影迷们寄来的。在每位代理人的邮件箱里，都有一只大盒子放在那里，上面都写着“汤姆·克鲁斯”，或者“路克·佩里”，或者是CAA在代理的其他一些明星。然后，这些代理人就将这些影迷的邮件送到明星手上。
每当这些受训人觉得工作太繁重的时候，他们就会抬头看看那些上级代理人，因为他们都是从邮件室里干起来的，其中一些代理人都已经成了百万富翁。
好莱坞的一些大电影制片厂在寻找可以拍电影的故事时，姿态是越来越低了。他们不再设脚本部这些部门，一切都不是往日那个样子了，而CAA就要利用这个机会。CAA的代理人极希望在一个项目中对客户进行整批交易，因此他们就会花费极多时间来寻找书籍和杂志，以便找到合适的电影点子。莫特·詹克罗是纽约的文学代理人，他与迈克尔·奥维茨有极紧密的联系。詹克罗的合伙人林恩·奈斯比是迈克尔·克里奇顿的文学代理人，而奈斯比和克里奇顿知道，CAA总是在想办法将其客户融入合适的电影故事之中。“在这座城市里，只有这一个地方，人们在满世界寻找思想和点子及其可能性的。”克里奇顿说。
五年以来，迈克尔·克里奇顿一直都在写一本有关恐龙的书，可是仍然做不完这项工作。他决定把自己最新的一些想法告诉CAA的那些人，CAA的反应非常热情。他们催促他尽快完成此书，这样他们就可以根据这本书做些宣传工作，以便拍成电影。这本书就是《侏罗纪公园》，出版于1991年，并成为极好的一本畅销书。不久以后，克里奇顿又回头来跟CAA联系，以便看看这本书到电影发展到哪一步了，这也是问题开始出现的时候。
“一家代理公司的规模如此之大，又有这种唯利是图的本性在那里摆着，”克里奇顿说，“你从来就不可能知道你的项目已经进到日程的哪一步了，而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后来我感觉到CAA就好像是CLA，我需要一些内部消息来告诉我，事情到底已经发展到了哪一步。为这么一点事，你不可能直接找到奥维茨，迈克尔就是迈克尔。”在克里奇顿的眼里看来，电影业“不太可能讲究什么诚实，”而他现在所感觉到的正是这一点。“这是CAA权力的另一面。对此我曾十分天真，因为《侏罗纪公园》在销售之中。”
最后，好像是就要来执导《侏罗纪公园》的那位导演斯迪文·斯皮尔伯格给迈克尔·克里奇顿打了电话，问他们到底是不是准备拍那部电影。
“也许吧，”克里奇顿回答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拍。”
斯皮尔伯格，按照克里奇顿可以猜想出来的情景，对奥维茨很是恼怒，因为奥维茨坚持认为，斯皮尔伯格在执导此片前，必须成为CAA的客户，否则就不可能让他成为把《侏罗纪公园》销售给某家电影制片厂的一部分。按照奥维茨看世界的方式，斯皮尔伯格与CAA签约只不过是一个赠予物。奥维茨感觉到，《侏罗纪公园》有可能成为一部轰动片，也因此看不到有任何原因使斯皮尔伯格不愿成为CAA的客户。
无论怎么说，克里奇顿已经开始理解，为什么这部电影项目一直停滞不前了。也明白，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告诉他有关这次延迟的真相。他很奇怪，奥维茨竟然会让一部有可能成为热门电影的大项目悬搁一边，在好莱坞的炼狱炉里倒来倒去，为的竟然是这样一种看起来属于鸡毛小事的理由，比如斯迪文·斯皮尔伯格是否加入CAA。
奥维茨承认，他期待斯皮尔伯格会在《侏罗纪公园》的成套销售中成为CAA的客户。两年多来，他一直都在追斯皮尔伯格，为了吸引他，甚至还讲过要帮助他开办自己的电影公司。可是斯迪文的妻子，也就是女演员凯特·卡普肖，一向就不同意这么干，因为她觉得，这对她丈夫来说，也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工作。奥维茨说：“有很多人都明白，如果我给斯皮尔伯格这本书（《侏罗纪公园》），他有可能就会成为一名客户。我并没有一来就说，如果你想干这部电影，你就非得当我们公司的客户。可是，事情总还是明摆着的。”
斯皮尔伯格最终还是当了CAA的客户，克里奇顿也承认，他自己对此“非常天真，竟然不知道CAA是在拿我的材料进行如此露骨的交易。”
电影《侏罗纪公园》1993年公演，后来成了电影史上票房价值第二大的电影。1996年，它的票房约为3.6亿美元，仅次于斯迪文·斯皮尔伯格的另一部超级轰动片《外星人》，该电影1996年的票房收入为四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