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委任以专
南宋末年，赵宋朝廷在元军的猛烈进攻下，岌岌可危。德祐二年(1276年)，刚刚即位一年半的宋恭帝派使者向元军求和，元军拒绝，在元军兵临临安城下的情况下，他只好俯首请降。四个月后，益王赵昰(shì)于福州即位，是为宋端宗。元军一路紧追，当了半载皇帝的端宗逃到惠州，又不得不向元军奉表请降。景炎三年(1278年)，陆秀夫、张世杰等立8岁的卫王赵昺为帝，这就是南宋最后一个短命皇帝。
当时，中原几乎全都落入元军之手，宋帝僻居东南一隅，为保险起见，又移住新会县南80里海中的崖山，追随他的官兵、民兵二十余万人大都住在崖山周围的船中。尽管宋帝已根本不能控制天下，但他的存在至少还是个南宋未彻底灭亡的象征，多多少少在心理上仍影响着臣民。所以，元江东宣慰使张弘范向元世祖忽必烈进言道：“张世杰立赵昺于海上，福建、广东的民众都响应他，应该进兵予以歼灭。”元世祖便任命张弘范为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弘范面辞世祖时，请示道：“国家没有汉人掌管蒙古军的制度。臣为汉人，只怕难以控制军队，请陛下派一位亲信的蒙古大臣与臣同往。”世祖反对道：“你不记得你父亲与察罕的事情吗?他们攻陷安丰时，你父亲要派兵守卫，察罕却不同意，结果他们挥师南下，安丰又为宋人所占，弄得他们几乎进退失据。你父亲因此非常恼恨了。究其原因，就是在于委任不专。现在，我怎么能让你再产生你父亲那样的悔恨呢?”于是，只派他一人统帅军队，并且要赐给他锦衣玉带。张弘范却推辞道：“臣奉命远征，要锦衣玉带没有什么用。如陛下肯赐宝剑、盔甲，臣就可以仰仗威灵，镇住不服从命令的人，从而完成臣的职责。”世祖对他的力，便拿出上方宝剑赐给他，严肃地对他说道：“这上方剑，就是你的副帅。谁要是胆敢抗命不遵，你就用这把剑惩罚他!”张弘范获得生杀予夺的大权，有了师出必胜的信心。他又举荐李恒为副将，率领两万水陆大军，从扬州分道南下，去征讨崖山。
蒙古和汉族的将士见世祖对张弘范如此信任，谁敢和他手中的上方剑开玩笑?因此，人人都听凭调遣，个个服从指挥。这一年的十一月，张弘范率军攻下广州，不久又在海丰俘获了宋丞相文天祥。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张弘范又领兵浮海击败了崖山守将张世杰。陆秀夫见大势已去，便对宋帝说道：“国事到了这步田地，陛下应当为国而死。”说完，背着宋帝跳进了大海，张世杰也绝望地投海自尽。自此，南宋宣告灭亡，被元世祖授以统军大权的张弘范果然不辱君命。
(《元史·元祖纪》等)
用汉法重宋士世祖定天下
元世祖忽必烈是蒙古成吉思汗的孙子、元宪宗蒙哥的弟弟。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怀有治理天下的宏伟抱负。因而，他每到一地，都十分注意“访求贤才”，虚心求教。一些汉人中懂得经邦治国之道的儒生，还被他留在自己的藩王府内供职。这些人又受命四处寻求名士英才，使一批深晓文韬武略的南人儒士云集在他的身边，构成了决策的智囊团。
蒙古乃马真皇后称制三年(1244年)，忽必烈的帐下已有赵璧、董文用、窦默、僧子聪(俗名刘侃)等人，窦默又向他推荐了姚枢。姚枢被请来后，向他呈献了陈述治国之道的著作。该书分“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等八类30条数千言，忽必烈非常欣赏他，遇事总是向他咨询。元定宗二年(1247年)，僧子聪向他举荐了张文谦，他任之为王府书记。当时，忽必烈受封的邢州民生凋弊，张文谦挑选乌托、刘肃、李简三人赴邢州治政后，民户增加了10倍。从此，忽必烈愈加地重视儒士。他听说真定路经历官张德辉很有贤能，便请入府中求教。张德辉批驳了儒臣忘国的观点后，以他房中一个银盘打比方道：“创业的君主治国正如制造这个盘子的良匠一样，精选白银，按照规矩把它制出，目的是使后人传之无穷。应当选择恭谨敦厚的人掌管它，这样它才能成为永久的宝物。否则，不仅仅会出现破损，恐怕还会有人把它偷了去。”忽必烈沉思了良久，深深地折服。张德辉还为他推荐了魏磻、元裕、李冶等二十余位人才。在回真定之前，张德辉为他指出当务之急七件事，即“敦孝友、择人才、察下情、贵兼听、亲君子、信赏罚、节财用”。忽必烈高兴得只称其字而不称其名。
元宪宗元年(1251年)，忽必烈的同母兄蒙哥即位为大汗，命他总领漠南汉地军政庶事。姚枢劝他道：“如今天下，要说土地广阔，人民殷富，财物丰饶，恐怕属汉地为最。大王若全据为己有，那天子还有什么?到一定的时候，天子必然后悔被大王占去。不如只掌握兵权，其他诸事一律交有司负责。这样，可保平安无事。”忽必烈一想有理，便依计行事，取得了蒙哥的信任。僧子聪则劝他仿效西周的周公，辅佐兄长治理国家，并从各个方面详细提醒他为政的注意事项，他都记在心里。元宪宗三年，忽必烈平定云南时，采纳了徐世隆等人的意见，按照儒家所谓“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取天下道理，命姚枢裂帛为旗，上书“止杀”之令，树在街头巷尾。后来在征伐南宋的争战中，他一直试图遵守“王者之师，有征无战”的诺言，纠正“威武有余，仁德未洽”的倾向，南宋臣民抵抗力度因此而降低很多。
元宪宗九年(1259年)，蒙哥大汗死于军中。在围绕大汗一位的激烈争夺中，忽必烈在郝经、张文谦、商挺、廉希宪等人的出谋划策下，抓住时机，先发制人，击败了阿里不哥一派，登上了大汗的宝座，建元中统(1260年)。
忽必烈即位后，即向僧子聪、史天泽、许衡等请教如何治理天下统御民众，他们参照古制旧典，根据现实的需要，提出一整套有关国家机构和官职制度的设想。原来，蒙古自元太祖成吉思汗以来，诸事草创，设置官职、机构非常简单。位置最高的是断事官，居于三公之上，丞相称作“大必阇赤”，掌握军队的只有左右万户。后来仿效金朝的制度，设立了行省以及元帅、宣抚等官职。这次，忽必烈批准了僧子聪等人的设计，设置了总理政务的中书省、掌管兵权的枢密院、负责官员升降的御史台；地方上则设宣慰司，隶属于中书省，下辖路府州县，此外还设有隶属于御史台的提刑按察司。这些机构都“官有常职，位有常员，食有常禄”，元朝一代的机构、官职从此才开始齐备了。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还采纳僧子聪的建议，把“大蒙古国”改为“大元”。这一新的国号取自《易经》“大哉乾元”的含义，意思是国土辽阔，祚运无边。
(《元史·世祖纪》等)
汉人为官
元朝初入中原，以游牧民族统治中原大地。很多蒙古贵族主张掳掠，甚至主张以中原沃土为牧场，进行种族歧视，而元世祖忽必烈等人则坚决主张吸收汉族文化，以儒术治国。高智耀和窦默这样的汉族儒士，在元世祖受到极大重视。
高智耀是河西人，世代在西夏做官，夏被灭国后隐居在贺兰山。元太宗(窝阔台)访求河西世家贤能子弟时，众人都推举高智耀，就召见准备起用他，但他推辞不仕。
蒙古皇子阔瑞镇守西凉时，把所有的儒士都贬为隶役。高智耀就到元府说儒者向来受到文化尊重，现在与小厮杂役同等对待，不合道义，请求废除此令。皇子听从了他的建议，要上奏请他做官，他还是不干。元宪宗继任，高智耀入见说：“儒者所学的是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自古治理国家者，采用了此术就天下安定，否则就天下大乱，培养这些儒生就是要派用场的。应该免去他们的徭役而重用他们。”皇帝问：“儒家与巫医之术相比你看怎样呢?”他回答道：“儒家用纲常治天下，岂是方技所比得上的。”宪宗说：“很好，在此之前从来没人告诉过我这些。”于是下诏免除天下儒生的徭役。
元世祖没继位时，已听说了高智耀的贤明，等到即位之后召见他，他又大谈儒术对国家治理有用，反复与皇帝辩论。世祖觉得他的话有理，就给他铸印授官，命免除徭役的儒户们都受他的辖制。当时淮、蜀等地遭到俘虏的儒士，都被贬为农奴，高智耀上奏说：“以儒生为奴仆，古来从未有过，陛下现在号称以古道治国，应该免除此法令，用以号召天下。”世祖以为有道理，就拜他为翰林学士，命他到各郡县去识别选拔儒士，得到几千人。当时的蒙古贵族大臣有的非难他选人过滥，皇帝责问他，他回答说：“士，譬若金子，颜色有深有浅，不能说它不是金子；人的才艺有深有浅，难道可以说他不是士吗?”世祖很高兴，更加宠信倚重他。高智耀又说：“国家初创，纲纪不完备，应该仿效前代，设置御史台来纠察监肃官吏。”至元五年(1268年)，就设置了御史台，就是采用了他的建议。
高智耀后来被提升为西夏中兴等路的提刑按察使，这时西北蕃王派使者到朝廷来报告说：“我们向来所用的旧俗与汉人不同，现在留在汉人地方，建设都邑城廓，设立礼仪制度，开始行使汉法，但过去的汉法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元世祖召求可以解答西北蒙古问题者，高智耀入朝，请求西行治其国，世祖问他的计划，他都一一对答，皇帝认为很妥当，即日就派遣他上路了。但是刚走到上京，就一病不起，世祖很震惊，也极为哀伤。
元世祖对儒学和儒士的重视，没即位时就开始了，广平(今河北)人窦默早年受教于伊、洛性理之学，与姚枢、许衡在大名(今河北大名)隐居讲学授经，非常有名。忽必烈就派人去请他，他隐姓埋名不见，使者托人往见，穿便服跟踪他，他才不得已出来受命。忽必烈问他治国之方，他用三纲五常相对，三次召见相谈，他都说得让忽必烈称意，就让他不离开左右，随时备用。元世祖问他当世谁通晓治国之道，他推荐姚枢，立即就召用了姚。
不久就命皇子真金跟窦默学习，并赐给他玉带钓，说：“这东西是宋朝宫内旧物，你是旧朝之人，配戴它正合适。而且这可以使我儿子见到它就像见到我一样。”不久窦就南归，忽必烈在大名、顺德等地给他赐有田宅，给以赏赐。
元世祖即位后，又在上京召见他，说：“我要访求唐代魏征那样的人，有吗?”窦默说：“犯颜直谏，刚毅不屈，许衡就是那样的人；深识远虑，有宰相之才，史天泽就是那样的人。”史当时正在做河南宣抚，皇帝马上召回拜为右丞相，让窦墨为翰林侍讲学士。
当时，王文统正受委任重用，窦默上书说他学术不正，久居宰相之位，必然祸害天下。皇帝问谁可以代替他，他又说许衡可以当宰相，元世祖极不高兴。王文统也因此十分恨他。窦不久就因病归乡。很快王文统因罪伏法了，皇帝追忆窦默的话，对近臣说：“过去说王文统不可重用的，只有窦默一个人，假如还有一二个人说他，我能够不考虑吗?”于是又把他召回来，在京城赐修宅第，月给俸禄，国家有大事就去向他咨询。
后来窦默与王磐分掌翰林院，兼掌蒙古文字，又兼掌国史院，修篡国史，典制诰，备顾问。他还请求仿照周代旧制建国学，立国师，选贵族子弟接受教育，用以引导全国文化风气，这些都被世祖称许采纳。
窦默为人平易自足，平时很少评品人物，与人相处，温和而有儒者气象，但谈论国家大事，则当面怒诤，人们称汲黯也不过于此。元世祖曾对人说：“我求贤30年，只得到了窦汉卿(默)和李俊民两个人。”
(《元史·高智耀传》《元史·窦默传》)
世祖用汉人
程钜夫名文海，因为避元武宗(孛儿只斤海山)的讳，通常就叫他的字。他的叔父程飞卿在宋朝做官，为建昌通判，元世祖时率城投降，程钜夫入元都城为人质，官授宣武将军、管军千户。
有一天，元世祖忽必烈召见程钜夫，问他贾似道是怎么样的人，程钜夫回答得条理清晰，皇帝很高兴，给笔札让他书写下来，程便书写了二十多幅上呈。元世祖十分惊奇，就问他现在做什么官，他回答说官居千户(为世袭军职，统兵300至1000多人不等)。元世祖对近臣说：“朕观此人的相貌，已有显贵之态；听他的言谈，是个聪明有识之人。可以安排他到翰林院任职。”丞相火礼霍孙传旨到翰林院，因他年轻，奏请只授他个应奉翰林文字的官衔。皇帝对程钜夫说：“从今以后国家的政事得失，以及朝臣邪正，你都应当向朕反映。”钜夫叩首谢道：“臣本来只是疏远之臣，蒙陛下如此知遇大恩，敢不竭力以效陛下!”不久进升为翰林修撰，后迁任集贤直学士，兼秘书少监。
至元十九年(1282年)，程钜夫表奏五事：一是取会江南仕籍，二是通南北之选，三是立考功历，四是置贪赃籍，五是给江南官吏俸禄。朝廷大多都采用实行了，朝廷还在京城安贞门赐他土地以建房宅。第二年，加进程钜夫翰林集贤直学士，同领会同馆事。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程钜夫见到元世祖，建议道：“光建国学，乞请派使臣到江南搜访遗贤逸士，御史台、按察司都应当参杂使用南人和北人。”元世祖采纳了他的建议。
至元二十四年(1287后)朝廷设置了尚书省，世祖下诏让他做参知政事，程钜夫坚决推辞。朝廷又任命他为御史中丞，台臣中有人说：“程钜夫是南方汉族人，而且年纪太轻。”元世祖大怒说：“你没任用过南方人，怎么知道南方人不能用!从今以后，各省部台院都必须参杂使用南方人。”于是仍用程钜夫为集贤直学士，拜为侍御史，行使御史台的职责，敕令他到江南访求贤能之士。原先，皇帝的诏令都用蒙古字书写，至此时皇帝特命此后诏书改用汉字书写。元世祖早就听说赵孟頫、叶李的名声，程钜夫临行前皇帝密者告他，把这两个人招到北方来。程钜夫又推举了赵孟頫、余恁、万一鹗、张伯淳、胡梦魁、曾晞颜、孔洙、曾仲子、凌时中、包铸等二十多人，元世祖把他们都安排在台宪及文学等职位上。
《元史·程钜夫传》
君臣论贤
元世祖忽必烈起用宋朝宗室后裔赵孟頫之后，并对他极为赏识，并给于很高待遇。有一次元世祖与赵孟頫谈论当时的留梦炎和叶李，并问这两个人谁优谁劣，赵孟頫回答说：“留梦炎，是臣父亲的友人，其人重厚，坚定自己的信念，好谋而能断，有大臣的气度；叶李所读的书，臣都读过，他所知道的所能做到的，臣都知道也都能做到。”元世祖说：“你以为留梦炎比叶李贤明吗?留梦炎在宋朝时是状元出身，官至丞相，但是当贾似道罔上误国时，他却依附阿谀得以偷生；叶李本是一介布衣，却敢于上书进谏，可见叶李比留梦炎贤明。你因为留梦炎是你父亲的朋友就不敢斥责他的过错，就通过写诗讥讽他吗。”赵孟頫听赋的诗中有“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的语句，元世福读后大加叹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