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出律当时因不在大阳汗的营中，故幸免于难。铁木真为除后患，派军穷追不舍，一路上击降东胡、突厥及蒙古在逃诸部残余，杀死新乃蛮大汗古出古敦不亦鲁、蔑儿乞部长脱黑脱阿等，将屈出律逐出阿尔泰山之西。
铁木真击灭蒙古、突厥各部后，统一了大漠，拓地数千里，乃回到其发祥地——斡难河，于宋宁宗开禧二年、金章宗泰和六年、夏桓宗天庆十二年(1206年)十二月十五日，召开诸部大会，铁木真被选为大汗，尊号为“成吉思汗”。
《元史·太祖纪》
居庸关之战
蒙古孛儿只斤部首领铁木真统一大漠后，在斡难河畔被蒙古诸部选为大汗，尊号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即位之初，便计划南下伐金。经过五年的准备，蒙古大军遂于金大安二年、宋嘉定三年(1210年)南下攻金，连克数城，俘掠甚众。辉煌的战果令成吉思汗兴奋不已，因此益发轻视金国。
金至宁元年(1213年)，成吉思汗亲统大军再次南下，攻取金之宣德府和德兴府，直逼金之中都。金主大恐，急忙派完颜纲等率军迎击，结果被蒙古军击败，残兵败将奔逃至居庸关北口，为蒙古兵追及，尽被歼灭。因此，蒙古兵进趋居庸关。
居庸关分为南北二口，两口相距40里，中间为深涧险谷。金延视此关为护佑中都的天然防线，在此置有重兵，据此天险，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金将完颜纲等被蒙古兵歼灭后，守关金将讹鲁不花令士兵紧闭关门，并冶铁灌之。又在关外方圆百余里处遍布铁蒺藜，以阻挡蒙古铁骑。
铁木真率军至居庸关百里外，战马即被铁蒺藜所阻，无法前进。铁木真深知居庸关之险，可见今金兵已有防备，硬攻是不行的，只有设法奇袭之。铁木真召集部将问袭取居庸关之计，萨巴勒道：“从此而北，黑树丛中有间道，骑行可一人，臣向尝过之。若勒兵衔枚以出，终夕可至。”
成吉思汗大喜，乃令部将克特卜齐率一部士兵留在居庸关外佯作攻击，以牵制、迷惑守关的金兵。他则与骁将哲别、速不台挑选精锐骑兵，在萨巴勒的引导下，悄悄出发，沿桑干河西行，天黑时，潜入太行山，经过一夜疾行，黎明时分，已至紫荆关。
金廷方喜蒙古军难逾居庸关，忽得侦报，言蒙古成吉思汗已亲率骑兵迂回到居庸关后方，将至紫荆关，乃派奥屯襄率军前往扼守紫荆险隘。然而为时已晚，金军趋垒紫荆关时，成吉思汗已率军过关，抵达五回岭。
成吉思汗得知金军来战，乃派木华黎击之，双方战于五回岭，金军大败。成吉思汗乘胜进击，顺利攻克金之易州、涿州，然后北上，进袭金之中都。进军时，成吉思汗又派哲别、速不台率一支部队从小道潜行袭击居庸关之南口，守关金将措手不及，大败，哲别、速不台遂占领南口，与还在北口佯攻的克特卜齐遥相呼应，夹攻居庸关北口。讹鲁不花不意蒙古兵从背后捅来一刀，自知难敌，遂献北口投降。
克特卜齐与哲别、速不台会师后，留一部守居庸关，其余骑兵则与成吉思汗的骑兵一起进围中都。金廷在此生死存亡系于一线的危急关头，不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反而又生内乱，金军右副元帅纥石烈执中废金帝完颜永济，另立完颜珣为帝。纥石烈执中又派宦官李思忠杀死完颜永济，自任太师、尚书令、都元帅。一个月后，金将术虎高琪又发动兵变，杀纥石烈执中。完颜珣在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的情况下，遣使向成吉思汗进献金废帝完颜永济之女岐国公主，以及童男童女五百人，另有金帛、良马、绣衣无数。成吉思汗乃解围北还。
(《元史·太祖纪》、《元史·木华黎传》)
蒙古迂道灭金
宝庆三年(1227年)七月，成吉思汗在征讨西夏时得疾，临去世前，以未能灭金为憾，并对诸子群臣面授灭金方略，道：“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敝，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
成吉思汗言罢而卒，享年73。其子窝阔台即位。是时，西夏已亡，因此伐金便成为窝阔台的当务之急。恰如成吉思汗所言，金廷认为蒙古大军灭西夏后，会从西北南侵，故集精兵20万布防于潼关一带。蒙古欲突破金之防线，殊为不易。至蒙古窝阔台汗3年，蒙军在陕西与金军作战，可战果不大，窝阔台乃召诸王大将商议伐金之策，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请窝阔台屏退众人，密道：“金主廷汴，二十年矣！所恃者黄河、潼关之险耳。若出凤翔，道汉中，不一月，可抵唐、邓。金人失险，首尾不相顾，我取之如探囊底物矣!”
窝阔台
拖雷所言，正是成吉思汗之遗策，窝阔台闻之而喜，因此决定派大军从三路伐金，一路由斡陈那颜统领，从济南出发，进击汴京之东；一路由窝阔台亲自统领，先攻河中、孟津，以牵制守卫潼关、黄河天险的金军；第三路即蒙古的迂道伐金部队，共3万精骑，由拖雷统领，南下迂回唐、邓以攻金之侧背。
拖雷统军从凤翔驰至宝鸡，遣使者朔不罕至宋廷，请宋出兵联合伐金，并为蒙军借道以袭金军之背。而朔不罕至宋沔州青野原后，因向宋索要粮草，竟被南宋守将张宣杀死了。拖雷闻讯大怒，立即率3万铁骑渡渭水攻破南宋之凤州，出武休关，攻克兴元府、洋州，宋兵民死于战乱者达数10万。
至此，拖雷计划东进袭金，又担心四川方面的宋军进行反扑，袭蒙军后背，乃分军一部南攻四川，击破四川北部城寨140余个，宋军突遭蒙古打击，纷纷远遁，蒙军这才在兴元、洋州间会合，经绕凤岭，出其不意攻取宋之金、房二州，直趋均州。
均州之北，便是金国地界，邓州、唐州在均州东北方。拖雷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一举突破南宋地界，下一步，就要根据既定作战方略经邓、唐直趋汴京。金左右宰相完颜合达、移刺蒲阿闻讯大惊，赶忙从潼关抽调大军南下至邓州防守，各地亦派军赴援，诸军会合于顺阳城。
拖雷在今湖北老河口市一带麾军急渡汉水，因船少，整整渡了4天，全军方抵达北岸。合达、蒲阿也引兵来战，蒙军稍退，突然不见了踪影。一连4天，金军未侦得蒙军去向，合达、蒲阿认为，蒙军此时肯定已南渡汉水而归了。
不久，金哨兵来报，道是蒙军隐藏到光化对岸的枣林之中。合达、蒲阿遂率军至枣林的后方，想乘蒙古军不备而袭之。谁料，拖雷早已侦知金军企图，反而忽至金军阵前而击之，金军迎战间，拖雷却遣百余骑截获了金兵的辎重，合达、薄阿见战事不利，忙引军退入邓州城。
合达、蒲阿既入城，适至蒙古太宗四年正月初一，拖雷不愿顿兵于坚城之下，乃令部将札刺儿率3000骑殿后，自己则率军绕过邓州继续北上，将金二相之十几万大军置于身后而不顾。
由于金军精锐皆在前线，后方空虚，故拖雷避开邓州之敌后，顿时如入无人之境，一路势如破竹，攻破金之泌阳、南阳、方城、襄城等地，径逼汴京。合达、蒲阿担心蒙军乘虚袭破汴京，匆匆率军出邓州城追击蒙军，与蒙军殿后部队激战，蒙将札刺儿大败，金军遂追击蒙军至钧州。
是时，风雪大作，人马僵立，两军对峙于三峰山，金军有的已三日没有进餐，饥寒交迫，皆无斗志。窝阔台乘金潼关守军调走之机，已袭取河中府，立即派大将口温不花等率万骑驰援拖雷，拖雷乃麾军将金军包围，故意留通往钧州之路，而伏军于前。金军早已不堪饥寒之苦，乃向钧州突围，蒙古伏兵突起，后军复至，金兵大乱，大部被歼。合达仅率百余骑突围逃往钧州，蒲阿则逃往汴京。
窝阔台此时亦麾军来与拖雷会合，两军同攻钧州，克之，擒杀完颜合达。窝阔台至拖雷军营，慰劳之道：“微汝不能致此捷也!”意思是：除了你，谁都不能获此大捷。拖雷十分谦虚，说：“臣何功之有?此天之威、皇帝之福也!”
拖雷迂道袭金，尽管未能直捣汴京，但已打乱了金廷的防御部署，使防守潼关之金军仓猝赴援，疲于奔命，窝阔台则乘机南下，潼关金之守军投降，合达、蒲阿之军也被拖雷歼灭，金之汴京门户大开，金廷再也没有力量抵抗蒙军了。
移刺蒲阿逃亡汴京途中，被蒙古骑兵追及，不屈而死。蒙古大军进围汴京，金主完颜守绪与蒙古议和不成，只好弃汴京逃至归德又弃归德迁于蔡州。
蒙古窝阔台汗六年，宋理宗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蒙古联合南宋围攻蔡州，城破前，金哀宗传位于完颜承麟，然后自杀。完颜承麟与守城金兵全部战死，金遂亡。
蒙古迂道灭金之战，乃中外战史上罕见的大迂回战略行动，其气魄之大，令人叹为观止。
在此役中，金朝虽亡，犹不失悲壮。而宋朝君臣却扮演了一个可笑的小丑角色。蒙军借宋地伐金，宋既不敢拒绝，又无力阻挡，竟使蒙军如愿以偿，由此而使蒙古生轻宋之心。最可笑的是，在金将亡之际，宋廷认识不到“唇亡齿寒”这个浅显的道理，仅以与金国为“世仇”，竟出兵助蒙灭金，此举过于愚蠢。金亡后，南宋之亡，亦不旋踵矣!
(《元史·睿宗传》等)
阿合马兴办冶铸
中国的采矿、冶炼、铸造的技术起源很早。新石器晚期的先民，通过采石和烧制陶器而逐渐发现了某些金属，最早是从铜开始的。中国大约在公元2000年前就已进入了青铜器时代。商末周初，青铜冶铸达到了一个高峰。春秋时期，出现了冶铁业，秦汉时期，我国掌握了金、银、铜、铁、锡、铅和汞等七种金属的冶炼技术。
元朝蒙古统治者，也向汉族人民学会了采矿、冶炼和铸造技术，并且将采矿和冶炼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的，就是元世祖时代主管财赋的宰相阿合马。
阿合马是元朝的大奸臣，他“在(相)位日久，益肆贪横，援引奸党”，与这些奸党狼狈为奸，互相勾结，欺上瞒下，强占民田，贿赂公行，残害忠良，苛薄百姓，甚至活剥人皮……总而言之，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后来，被一个专门行骗的妖僧高和尚勾结一个痛恨阿合马的叫王著的人，让人假扮太子，约见阿合马，用大铜锤砸碎了他的脑袋。当世祖刚听说有人刺杀了阿合马的时候，大为愤怒。可是当有人把阿合马的罪状告诉了世祖以后，世祖反而认为王著做得对了。以后，世祖还下令在他死后开棺戮尸，放狗吃他尸体上的肉，没收了他的家产，杀了他的子侄，百姓称快。
尽管阿合马奸诈，但他还是为国为民为子孙后代作了一些好事的。尤其是在他为官的前期，在发展采矿业和冶炼业上，确实作出一些贡献。
忽必烈中统三年(1260年)，他被任为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委以管理国家财赋之重任。第二年他就要求发给他所属的官员“宣牌”(一种表明身分的铜牌)，让他们到有铁矿的地方去发展冶铁事业。
中统元年，忽必烈定都开平(在今内蒙古正蓝旗)，至元四年(1267年)又把开平升为上都，并任命阿合马为同知开平府事仍兼领左右部。他上书要求派礼部尚书马月合带领三千户在开平附近冶铁，每年产铁1.3万斤。他又把这些铁铸成20余万件农具。秋收后，他又把这些农具换成钱，再用这些钱买成米，交给官府，以备军用。仅此一项，他每年可向朝廷上交4万石粮食。
他还注意发展盐业。当时，官卖的盐价钱高，有些百姓就自己煮盐卖，称为小盐。因为小盐比官卖的便宜，国家专卖的盐就卖不出去了，几年来几个地方的盐税收入只有7500两。阿合马想了个办法：每年每人多交些税金，全国是5000两，然后取消官卖盐，听任百姓随意买卖。这个办法表面上是加重了一些百姓的负担，但却减少了百姓买盐的麻烦，对盐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好处。
那时有一座山，叫别却赤山，不知现在在什么地方。这个山上产一种矿物叫“石绒”，现在我们把它叫作石棉。用这种绒织出来的布不怕火烧。阿合马便派官员去组织开采。这说明在元代我国不但发现了石棉矿及其特殊的性能，而且能够采掘和利用这种矿藏。
至元三年，他还向忽必烈报告，在开平(上都)西不远的桓州山中的银矿，已经采得矿石16万斤。每百斤矿石可炼得银三两和锡25斤，采矿的费用可以用卖锡的钱来解决。这说明那时不但能够生产银和锡，也说明那时的人们也掌握了对共生矿的开采和利用。
阿合马变坏以后，还曾建议把民间的铁器都搜上来，然后铸成农具高价卖给农民，世祖没有答应。
阿合马在发展采矿和冶铸方面的贡献，不只是反映了他个人的功绩，更主要地是表明了当时我国采矿和冶炼事业的发展情况和达到的水平。
(《元史·阿合马传》《元史·食货志》等)
为僧不善自取祸患
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大多把佛教作为帮助自己统治中国的工具，鼓励发展佛教。更有甚者皇帝自己也要出家为僧，其中不乏有装模作样的，也确有十分虔诚而不惜误国的。有的朝代经济困难的时候，还把佛教作为发展经济的手段，以“度僧”的形式收取费用，甚至把它作为正式的财政收入纳入预算。
为了发展佛教，各代都大量地修建佛寺，大量地赏赐给寺院土地。僧尼们在寺庙中不事生产，给社会造成沉重负担。这些土地本来应该是作为维持寺庙的佛事活动的费用的，但是一些贪婪的僧人，也把它用作为个人谋取好处的手段。更有一些不法之徒乘机掠夺民田。
元朝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年)，有一个叫白云宗的佛教教派，教派的总摄叫沈明仁。“总摄”就是庙里的主持。他强夺民田两万顷，还诱骗了十多万名百姓到他管辖的分布在各地的庙宇里当和尚。即，这两万和尚实际上成了他的奴隶，而那两万顷良田却为之占为己有。
他还贿赂皇帝身边的宦官和官僚，让他们帮助他取得了爵位和官职。
延祐六年(1319年)，白云宗总摄沈尚仁的问题败露，中书省向仁宗禀报了这个案件。仁宗下令褫夺他的爵位和官职，被骗的僧徒送回家，各务本业，强夺的民田也要反还原主，并进一步追查他的其他违法问题。仁宗还表示：朕已经知道沈明仁的罪行，一定要认真查办。
第二年，果然治了沈明仁的罪，还把那些已经入僧籍的被骗百姓退回为民。
(《元史·仁宗纪》等)
张文谦爱民致财
蒙古族统治者统治中原以后，实行了落后的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它把全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分为四等；蒙古人是第一等，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色目人是第二等。“目”在这里有品类、类别的意思，“色目”就是各种类型，指的是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汉人是第三等。但这里“汉人”只是指北方和四川的汉人。南人是第四等。“南人”指的是南宋的遗民。蒙古人以外的等级顺序，就是被蒙古人征服的先后顺序。
这种民族压迫的政策，在官制上体现非常明显，朝廷的重要官员都由“北人”就是蒙古人和色目人为之，汉人和南人在朝中做官的为数极少，绝大部分汉人和南人只能做些小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