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打破了文学和文化之间的界限，努力将文学放到更为广阔的背景里来探询它和政治、权力、经济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它将文学和历史之间的互文性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而非传统理解上的历史决定了文学。文学文本对于世界的塑形作用在于历史本身也具备着诗性的因素，有着文本性、虚构性、转义性等特征。历史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有着叙事功能的话语系统。这既提升了文学的地位，同时也使文学的概念普遍泛化，并从内部消解了文学的价值意义体系。信息时代的来临，要求一种求真的美学，并赋予所有的事物以同等的符号价值。这也在无形中降低了文字在象征体系里的核心作用，文学文本产生价值和意义的作用被等而下之，一度笼罩在其之上的光环顿时暗淡下来。这也是目前诗歌文体等边缘化的现实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市场经济主宰下的消费主义思潮。
这里我们首先考察了当前诗歌发展的外部语境，并将其作为第三条道路诗学发生和流变的内在依据。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发展历程，以便廓清笼罩在其之上的种种疑云。
一、从空泛的诗学到完备的实体：“第三条道路”历史考察
提起“第三条道路”，就难免不提及发生于1999年的“盘峰诗会”上的“盘峰论争”。这次论争发生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打破了整个90年代一直死气沉沉的诗坛，从此诗歌界进入了一个短暂的多事之秋。它直接产生了“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两个概念，并将当时的诗坛中的重要人物逐一对号入座排列其中。这就难免不引起更多的置身事外的诗歌界人士的关注，因此，第三条道路写作也就应运而生。对此，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发起人之一的谯达摩有着详细的描述：
现在看来，20世纪末期的所谓“盘峰诗会”就像一个巨大的胎盘，“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这两个二元对立的怪物出乎意料地几乎胎死腹中，从思想史的角度而言，这实际上标志着封闭的、平衡的、稳定的、“从一个空想滑向另一个空想”的“现代范式”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彻底终结。因为“盘峰诗会”不久，也就是1999年12月，“第三条道路写作”应历史之运而生。简而言之，“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诞生过程，其思想观不是基于实证主义的确定性而是基于实用主义的怀疑，这一怀疑来自基于人类经验和精神历史而非元叙述主题的任何决策。所以，“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出现实际上标志着一种开放的、动态的、具有创造性的“后现代范式”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真正确立。诗评家兼诗人谭五昌对“第三条道路写作”的产生及其重要意义也有着非常精辟的见解，他说：“‘龙脉诗会’之后，谯达摩、莫非、树才等诗人编选了一本同仁性质的《九人诗选》，明确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诗歌写作构想，从而凸现了当代诗歌写作多元化趋向的客观存在。”谯达摩：《第三条道路：一种思想技术》，出自谯达摩、海啸主编《第三条道路》(第一卷），九州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1页。
这里，谯达摩将1999年12月出版的《九人诗选》作为第三条道路写作出现的标志，并将其定位为一种“思想技术”。他还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
所以，“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出现作为当时诗坛业已僵化的“二元对立”的一种思想转换，显然旨在重新修复中国诗坛残破不堪的“道”。因此，小而言之，“第三条道路写作”是一个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流派；大而言之，“第三条道路写作”则是确切意义上的、“道”在其中的、因而成为当下诗坛(甚至包括整个文坛）唯一充满强大生命力的一种文学思潮。当然，一种思想的得以转换除了需要智慧和灵感，还需要一种转换的技术：在此，为了阐释的方便，我将之命名为“思想技术”。出处同上，第3页。
在谯达摩看来，第三条道路写作更像是一种文学思潮，这种思潮代表着的是一种打破二元对立的僵化模式的新的思想方法，它更接近于“后现代主义”所秉持的理念，提倡一种开放的、动态的、具有创造性的“后现代范式”。这篇写于2004年的论文既是对于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诗学理念的很好的总结，同时也为2005年起发生的第三条道路内部的分化找到了诗学的依据，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也颇有一些先见之明。
而同时作为第三条道路重要的发起人的莫非和树才也就此问题做过阐述。莫非在其文章《反对秘密行会及其它》一文中将“第三条道路”作为词条做出了详细的解释：
第三条道路写作并非指在民间派与知识派之外另谋出路。第三条道路写作，是另类，是另类的另类，甚至是自身的另类，是"单独者"，是单数的复数。其代表人物到目前为止，我发现了两位。比如树才的写作，他的好诗和他从法语那里译过来的好诗，使他在当今汉语诗歌中拥有不争的地位；比如车前子的写作，他的前卫，他的连续性，他的好诗，他对诗界冷静的观察与思考，是剩下的诗歌中最具光彩的篇章。没有诗人能够置身于诗歌大局之外，不论我们愿意不愿意，诗歌最终留下她自身的判决，谁也跑不掉。出处同上，第434页。
莫非既强调了第三条道路的独立立场，也没有割裂它和其它写作之间的联系。和“主义”、“流派”这些概念性的东西比较起来，莫非更为重视的是诗歌写作本身的艺术性，诗歌文本本身的艺术价值，以及写作中的个体的重要性。这和谯达摩提出的流派和思潮比较起来是大相径庭的。他们的思考，基本上是处于完全不同的两个层面。
树才在其文章《第三条道路：兼谈诗歌写作中的“不结盟”》中先讨论了“盘峰论争”和其产生的两个概念之后，又讲述了个人对于诗歌写作当中的种种问题的看法，然后才提及第三条道路的问题：
我既不赞赏什么知识分子写作，也不站在所谓的民间立场上。
我站在我的位置上(注意，不是立场)。我只能这样，否则我就不诚实。
我不相信一个诗人想成为“知识分子写作”就真能是知识分子写作，或想站在“民间立场”就在民间立场上了。在我的位置上，我积累我的单词；我写我生命中真实的诗，我写我生活中鲜活的诗。直接性和深度，仍是我的诗歌的关键所在。诗歌的最重要价值就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触及了生命真实的内在深度。诗人必是有知识的人；没有起码的关于诗歌的知识，一个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但诗歌显然是关于知识之外的东西的学问。诗歌不是可以教会的，模仿也无济于事。有人以为技巧是可学的，以为技巧能决定一切，这正是诗歌界近年来的通病。技巧其实是最经不起谈的，它内含在每一首具体的诗中。必须把一首好诗看作一个整体。尽管现代诗整体上信奉的是碎片美学，一首碎片状的诗仍是一个整体。
中国诗人不应漠视自己脚下的诗歌现实、生活现实和历史现实。回到自身中来，回到汉语的语言现实中来；要想，更要看；要争论，更要写作。
有一天，莫非跟人说：“树才走的是第三条道路。”对此，我这么回答：“是啊，我一条，莫非一条，车前子一条……。”显然，“第三条道路”是另一些道路，是复数。因为我坚信诗歌的丰富多样正是基于每一位诗人观念和文本上的差异。所谓多元，即差异，即独立，即无领袖欲，即尊重对手，即“不结盟”。在中国，真正有独立品格的诗人还是太少了!我看重第一位诗人独立探索的勇气和自由飞翔的姿态。正是在一己的生活中，你感受到时代的冲撞、压迫和剧变；正是在一己的生活中，有着你必须体悟的写作之道，它就在你无从选择、必须忍耐的生活过程中。谯达摩：《第三条道路：一种思想技术》，出自谯达摩、海啸主编《第三条道路》(第一卷），九州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441－442页。
树才也很重视诗歌写作的个人性价值，只是将视野聚焦在本土文化和现实生活的层面上，并特别强调了写作本身的重要性，以及生活对于写作的第一现实的意义，指出独立的品格对于诗人的重要性，诗人应该对于时代主题进行感知和回应，对自身负责。
当我们来重新看这些时，就不奇怪为什么第三条道路的阵营会在2005年的鼎盛时期突然分裂。作为一个诗学概念也罢，诗歌群体也罢，诗歌流派甚至文学思潮也罢，这些看起来都不是那么确切和一定，第三条道路写作本身自一开始起就处于一个不一致的状态，没有一个完整的、清晰的、确定的概念可以把握。因为这里面有着谯达摩式的第三条道路和莫非式的第三条道路以及更多其他某某人的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这个概念其实由来已久，并非新鲜的东西，只是它最早被运用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第三条道路”会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在当代，“第三条道路”主要是指一种“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哲学或理论，试图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外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这种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当然，这里所提及的“第三条道路写作”应该是完全不同的范畴和概念，因为它对应于一个全新的领域，并有着迥异的背景和出路。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个词汇本身是相当敏感的。在这里，以谯达摩为主要建设者的“第三条道路”理论体系，应该说是一个诗学的概念，特指诗歌写作当中的一种新思潮，那就是破除中心化的僵化意识的写作潮流。它主要是指向于一种更新的写作立场和写作现实。
谯达摩对于他标举的“第三条道路”诗学有着一个长期思考和建构的过程，他一度将“第三条道路”称之为“21世纪中国新诗写作的开端”及“21世纪中国第一个诗歌流派”，但他最终还是把落脚点放在了“思想载体”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1999年12月”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全面展开东方后现代主义的逻辑起点，换言之，1999年12月出现在中国诗坛的“第三条道路写作”表面上看是一个诗歌流派，其实质则是中国的一个重要事件：后现代主义这个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徘徊在中国大地上的幽灵终于寻找到了一个不断滚动的思想载体。是的，“第三条道路写作”的确是一个不断滚动的后现代主义，它陈述(而非宣告）着如下一个观点：在尚未结束现代性的历史断裂处，后现代主义以一种顿悟的方式突然依附于“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躯体，并被一分为三：后现代浪漫主义，后现代现实主义与后现代先锋主义。谯达摩：《第三条道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出自谯达摩主编《第三条道路》(第二卷），九州出版社，2005年2月版，第3页。
如果说将一种写作取向和一个诗歌流派或者诗歌群体结合起来，那未免有些以偏概全，让人产生牵强附会之感。但是，如果将一种人的集体行为称之为一个诗学思潮出现的标志则显得颇为合理有效了。因此，也许应该说，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出现，在诗学概念上是有效的话，它所代表着的是一种新的写作思潮的出现，也就是个人化写作潮流的具体体现。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诗写作当中一直延续着并不断得到加强的趋势之一就是诗歌写作的个人化倾向。这也和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密不可分，那就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到来，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的来临，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崛起都是其促进因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盘峰诗会”上发生的论争，是民间力量崛起的标志，同时也是中国诗坛全面分化的象征。诗坛不再是铁板一块这早就是不争的事实，只是在这次诗会上将其公开化了。与此同时，民间力量的发展壮大，并逐步和主流诗坛发生碰撞，也是一个全面接纳融汇的开始，起到了另外一重更为深层但却往往被忽略了的现实。那就是，中国诗歌界在传统上一直存在着的主流和民间的两重结构界限不再那么泾渭分明了，两套话语体系出现了快速浑融的趋势。而第三条道路写作，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似乎充当了两者之间的浑融体的象征物的角色。如果这个结论成立的话，是否也就意味着，第三条道路，作为一个诗学的理念，在其完形之际，就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那么，第三条道路的诗歌群体的分崩离析也就显得不难理解，而且简直是必然的了。因为，作为一个整体，它从来不曾存在过，它只是一种混杂的想象物，或者说，只是一种中间化的存在样态，不具备完形的能力。
如果将“第三条道路”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来对待的话，那么其存在的价值仍然是很重要的。首先，中国的现实尚且处于一个未完全现代化的时代，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只是在局部的地区的某些层面有所显现，但远远不是主流特征，在这个角度上，它具备着先锋的意义和价值。同时，“第三条道路”作为一个诗歌现象也好，流派也罢，毕竟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标志性的价值和意义是不容抹杀和不可忽视的。它所起到的作用尚待进一步观察之中。第三条道路写作的阵营，在2005年达到了鼎盛期，当时中国诗歌界的相当一部分活跃分子都和它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当然，最为重要的是，“第三条道路”虽然出现了分化，但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并且逐渐发展出来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条道路诗派”。这个诗歌流派的最终成型是以谯达摩、朱赤、亦言主编的《穿旅游鞋的舞神们：第三条道路代表诗人作品集》的出版发行为标志的。该书的出版让“第三条道路”从一个空泛的诗学概念演变成了一个真实的诗歌写作流派，代表着“第三条道路”已摆脱了原有概念和体系的困扰，而逐步进入了一个完备而自足的状态。
二、《穿旅游鞋的舞神们》与第三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