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与一个诗歌流派之间的关系分析事物在发展演变的过程当中，有着自身的净化功能，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在喧哗与骚动过后，那些外围的、偶然的因素自动消失，留下一些或深或浅的痕迹；真正得以留存的因素就是事物的内在与必然，是其组成的核心部分，也是事物成为它自己的内在本质。从1999年的“盘峰诗会”起到2005年这段时期的中国诗坛是相当喧嚣的，呈现出一派繁华的景象。这是和当时诗歌的传播语境的转变分不开的。中国社会机制进一步改革开放，传播的社会文化语境日益自由和多元。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程度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社会教育也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新世纪的诗歌，经历的最大的变革，已经从内部转向了外部，那就是传播方式的变革--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传播渠道的出现，并逐步取代原有的传播途径成为诗歌传播的最主要方式之一。这就有效拓宽了诗歌传播，让其进入到了一个可以突破数量、地域、时间等因素限制的新的传播时代。
互联网是人类社会技术革命的产物，代表着技术文化的威力。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工具，互联网也通过改变世界，同时改变了人本身。互联网对于诗歌的传播起到的作用，目前尚难完全预料。而且，互联网是在改变人的行为的同时改变了人的属性，这影响显然更为深入和持久。21世纪之际的中国诗歌传播，在互联网等新兴媒介的推动下，出现了新的传播特性，大体上如下：
二十一世纪之交的诗歌传播，出现了一系列的新特征。第一，诗歌传播的文化语境有了大的变化。之前，诗歌主要是受到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等话语因素的影响，而今诗歌逐步摆脱了公共话语的限制而趋向于个人化和主体性，诗歌开始拥有了一个相对自由、宽松、独立的语境。特别是随着网络等新兴传播媒介的出现，带来了一个更为自由的话语平台，有效地突破了旧有的话语机制，使得诗歌的传播拥有了新的公共空间。在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外，以及官方的文学刊物之外，民间的和民刊的诗歌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化的现实，为一个立体、多元的诗歌生态系统的出现带来了可能性。第二，诗歌传播的渠道大为拓宽，在传统的书籍报刊之外，还出现了互联网等新兴的传媒，一个无纸化的诗歌传播时代正在到来。当前，以印刷等传统方式传播的诗歌数量非常有限，大部分的诗歌传播是以互联网的方式进行的。那些在纸质出版物上可以找到的诗歌，在互联网上大部分也都可以找到。第三，诗歌发表和接受方式更为多样化，新兴诗歌传播方式下的信息反馈及时有效。在传统的传播时代，诗人的作品想要发表是相当困难的，在网络时代，发表作品和写作本身可以几乎是同步的。这样，原来努力寻求在纸质刊物上发表诗歌的欲求自然会削弱。这也为诗歌写作的多元化带来了便利。这同时带来了编审制度的缺失。诗歌的阅读接受更为方便、快捷，读者可以轻易地在互联网上搜索到感兴趣的诗歌；同时，海量的诗歌也使接受者的选择更为茫然。读者和诗人之间的距离被拉近，可以进行及时有效的信息互动，就具体的诗歌作品进行在线交流。第四，不同诗歌传播方式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在互联网等新兴的传播媒介下，诗歌的体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部类之间通常可以是同时并存、交叉进行的，原来清晰的传播方式之间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这也让具体的诗歌传播行为的性质变得更为复杂，其作用也更加多样化，难以控制。诗歌传播行为因此容易失范。第五，诗歌传播的规模越来越大，难以计量。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社会文化水平的整体提升，以及印刷技术、传播技术的改善等等，诗歌作品印刷物的数量呈现快速增长之势。同时，通过互联网等新兴媒介进行传播的诗歌数量更为惊人。民间自印的诗集等大都没有备案，互联网上的诗歌更是无法统计确切的数字，这些都为诗歌的传播规模的测定带来了困难。出自本人的博士学位论文《二十一世纪之交的中国诗歌传播研究》。
在这些因素之外，起到作用的还有网络诗歌本身阶段性发展的因素。总的说来，中国大陆地区的网络诗歌传播渠道，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电子公告板系统阶段(1995－1999年），这是网络诗歌传播的起始阶段，传播渠道作用比较单一，功能主要体现在互动方面；网站传播阶段(2000－2005年），这是网络诗歌传播的发展阶段，这种传播渠道，拓宽了传播的功能，特别是增强了诗歌传播的组织性；博客传播阶段(2006年以来），这是网络诗歌传播发展的新阶段，它凸现了诗歌传播的个人能动性；同时，博客圈等功能，也弥补了个人性带来的不足，是一种比较全面、均衡发展的诗歌传播渠道。网络诗歌传播渠道和网络诗歌传播的阶段之间，有着很明显的对应性关系，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深入探讨的现象。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第三条道路发展最为鼎盛的几个年头，对应的正是网络诗歌发展的网站传播阶段，这个阶段的网络诗歌是以群体性和组织性为主的，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的功能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发挥和应用。而自2006年以来，网络诗歌进入了一个博客传播的新阶段，这个时期的网络诗歌传播的个人性因素开始增强，组织性和群体性相应弱化。网络，特别是网站，促进了第三条道路在诗歌传播方面的繁荣。
在第三条道路发展的历程里，存在着两种主要的传播方式，一是正规出版物，二是诗歌网站。诗歌出版物作为传统的传播媒介，依然有着很强的传播功能，比如文化价值的发现和赋予；但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缺乏新兴传媒的传播宽度和广度，在时效性和便捷性方面都有着不足；同时互动性也很差，基本上是单向传播，缺失即时的信息反馈。网络等新兴媒介在弥补了传统媒介的不足的同时，也起到了人群聚集的作用，将松散的人群快速集结起来，便于交流和集体活动。但网络也有着自身的不足，那就是行为的随意性强；诗歌信息传播活动过程当中的传播和接受主体都存在着现实身份和虚拟身份之间的差异，这种分裂现象进一步导致了网络诗歌传播当中人的身份和心理的双重性和不稳定性。自2003年6月起，“第三条道路”诗歌论坛开始创办，随即出现了包括“第三条道路综合网”等好几个和第三条道路有关的诗歌论坛或诗歌网站。其中尤以“第三条道路综合网”的规模和传播作用为最大。网络扩充了第三条道路的阵营，让其迅速波及到整个汉语诗歌写作圈子。但这也让其构成显得颇为庞杂，在谯达摩等人主编的三卷本《第三条道路》选本中，有大量的诗歌作品都是和这些网络上的诗人相关的。网络隐藏了人的现实身份，让传播显得遥远而接近，既远在天边又触手可及，虚拟和真实之间的界限显得很模糊。这也掩盖了人的行为的真实企图。被现象隐藏起来的，时间将为我们揭开这个谜底。时间的敞开作用就在于在场的事物的痕迹是无法被全部抹去的。
第三条道路的分裂或者说内部分化现在看起来是顺理成章的，诗歌流派或者说群体的净化是和整个诗坛的净化同时展开的。去除掉个人性的因素，那么当时的分流对于整个第三条道路的发展也是一个良性的过程，它让本来就处于分裂状态或者说分化趋势的事物得到实现。在谯达摩看来，这也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并促使他做出了第三条道路诗学是一种“实践诗学”的判断。谯达摩自2004年至2006年间发起和主编的三卷本《第三条道路》选本，带有诗歌群体的年度选本的味道，是该创作群体在某一个时期内诗歌写作整体面貌的集中展示。这些选本可谓厚重，特别是后两卷每卷都有上百诗人入选，字数达到上百万字。这也是其庞杂的结果。在2006年编选的《第三条道路》(第三卷）当中，谯达摩对于第三条道路的发展进行了反思，也就是他说的“拆解”，试图使其变得眉目清晰起来。他在《拆解第三条道路：实践诗学的后现代阐释》中指出：
换言之，我现在所说的“第三条道路诗派”已与这些诗坛混子无关。我们现在所说的“第三条道路诗派”主要指本文所涉及的诗人，其活动场所主要在“第三条道路综合网”(www.dstdlzhw.com）。除此以外，作品收在《第三条道路》(第三卷）的诗人，除了其中极个别的破坏性力量尚未来得及被彻底清理的，基本上都可以纳入“第三条道路诗派”。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所谓的拆解，其实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开放。我们知道，“后现代的思维确实是与整体有关，但是后现代的思维毕竟不同于其他的思维，也就是说，它不是规定性的，而是开放式的。”谯达摩：《拆解第三条道路：实践诗学的后现代阐释》，出自谯达摩、温皓然主编《第三条道路》(第三卷），九州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2页。
自从第三条道路成立起，就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质疑甚至攻讦。这和其树大招风分不开，也和世纪之交的整个诗坛的混乱有关系。有争议的事物本身就是因为其值得争议，争议说明它的价值所在。谯达摩在这里反思了第三条道路的驳杂所带来的弊端。另外，理论必须有实践作为支撑才能实现其现实的作用和价值。对于“实践诗学”，他做了进一步的阐释：
有鉴于此，“第三条道路写作”发轫之初就反复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其目的是使之尽可能保持诗学探索或诗学历险的本真状态，而不受意识形态左右。当然，作为一种实践诗学，“第三条道路写作”与其理论基础即实践哲学一样，并非不要思辨，不要理论。实践、行动不应该是任意的和盲目的。……“第三条道路写作”重视差异性、不确定性、流变性是对的，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同一性、确定性、稳定性。换言之，我所说的实践诗学实际上是实现实践与思辨、理论的综合、统一、融合。再换言之，“第三条道路写作”无论是现在的“诗歌流派”，还是即将形成的“小说流派”、“散文流派”，都应该是集大成者。
至于目前的“第三条道路写作”到底是不是一个诗歌流派，近两年以来一直在一些诗歌网站处于争论不休的状态。其实“第三条道路写作”无论是一个诗歌流派还是一个诗歌群体，其意义几乎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就我而言，我始终认为“第三条道路写作”是一个诗歌流派。谯达摩：《拆解第三条道路：实践诗学的后现代阐释》，出自谯达摩、温皓然主编《第三条道路》(第三卷），九州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15页。
谯达摩自始至终都是标举“第三条道路写作”为一个诗歌流派，并有意识地进行着主动性的诗歌流派建设活动。这并不能改变“第三条道路写作”本身所具备的群体属性，或者说其最初只不过是一个松散的群体，或者说只是一种写作上的美学倾向性，一个颇为空泛的概念。如何才能真正将“第三条道路写作”发展成为一个相对严谨的诗歌流派，这是一个需要创新、思考并付诸行动的课题摆在我们面前。可以说，自2006年9月出版的《第三条道路》(第三卷）起，就已经开始了对于“第三条道路诗派”的构想与筹建的过程。只是到了2007年4月，随着《穿旅游鞋的舞神们：第三条道路代表诗人作品集》的问世，正式宣告了“第三条道路诗派”的成立和完形。在该书中，谯达摩指出：
“第三条道路诗派”作为后现代诗学进程中的汉语之舞，肇始于1999年12月谯达摩、莫非主编并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1999九人诗选》一书，该书标志着“第三条道路”正式登上中国诗坛。现在认真研究起来，当时的“第三条道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一个松散的诗歌团体，尚不具备作为一个诗歌流派的一些主要品质和元素。2004年，谯达摩、海啸主编的《第三条道路》(第一卷）由九州出版社出版，该书的问世标志着“第三条道路诗派”已形成了自己的雏形，接着谯达摩、刘生龙主编了《第三条道路》(第二卷），谯达摩、温皓然主编了《第三条道路》(第三卷），都由九州出版社分别于2005年、2006年出版，在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此，“第三条道路诗派”的轮廓基本显形。2007年1月，由谯达摩、朱赤、亦言主编的《穿旅游鞋的舞神们：第三条道路代表诗人作品集》一书，则标志着“第三条道路诗派”作为一个诗歌流派的正式确立。谯达摩：《第三条道路:后现代主义诗学的汉语之舞》，出自谯达摩、朱赤、亦言主编《穿旅游鞋的舞神们》，九州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2页。
这本书和之前的第三条道路诗歌选本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它是作为一个诗歌写作群体的同仁性作品集出现的，因此更具有流派的性质。它剔除了那些过分芜杂的成分。它代表着“第三条道路写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在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当中，诗歌流派是以两种方式来出现的。一种是自然形成的诗歌流派，比如像七月诗派、九叶诗人(中国新诗派）、朦胧诗等等，他们一开始并没有一个鲜明的统一的行动方针，只是因为在特定的时期之内，由于写作的风格比较接近，从而被后来的研究者认定为一个诗歌流派的。另外一种是人为的主动形成的诗歌流派，比如像新月派、湖畔诗人、垃圾派等等。这一类诗歌流派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诗歌写作共同指向，具备有相当强的组织传播功能，他们往往具有流派的写作纲领，以集体的方式向外界展示自身。无论是自然形成的诗歌流派，或者说是主动形成的诗歌流派，其能够真正成为一个诗歌流派，还是需要被外界承认。这就需要该诗歌流派本身具备这样的功能，它可以起到一个诗歌流派在新诗发展过程当中应当起到的作用。是否具备一定的共同的写作取向，并对新诗的写作有着相当的影响力，这才是一个诗歌流派能否确立的关键性因素。因此，我们需要认真考察一下被列入“第三条道路诗派”的诗人们的整体创作状况，以及它可能具备的诗歌写作的潜力，和其可能对新诗写作带来的影响力。
三、第三条道路流派写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