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镇压国民党左派及民主人士
1．捕杀共产党人，制造白色恐怖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蒋介石便一直致力于稳定这一政权的统治。当时，中共是蒋介石最大的对手，国民党左派一直与蒋介石的政权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一些社会民主人士也通过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呼声，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与翦除地方军阀割据和“围剿”红军不同的是，蒋介石对国民党左派及社会进步民主人士的镇压主要依靠他建立起来的庞大的特务组织。
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后，立即开始清党，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蒋介石利用特务组织疯狂破坏中共的地下组织，大肆捕杀共产党人。1927年4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通电中外，表示接受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咨请《查办共党分子案》。随后又发出《通缉共产党首要》的“秘字第一号命令”，明令缉拿鲍罗廷、陈独秀、吴玉章、徐谦、邓演达等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其他著名社会活动家190余人。5月17日，国民党正式成立“中央清党委员会”，以邓泽如为主席委员。接着又指派各省、市“清党”委员，组织各地方“清党委员会”，在全国普遍实行“清党”。5月21日，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颁布《清党条例》，将国共合作时期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一体查办，清除出国民党。8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各级党部和军政机关全体动员，镇压和解散各地的共产党组织，逮捕共产党分子。
国民党反动派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全国共产党员的人数由大革命时期近6万人减少到1万余人。仅上海一地，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5个月内，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工会干部和革命群众就有2000余人，被捕入狱和被迫逃亡者则在万人以上，共产党员的人数由原来的8000人骤减至1220余人。在武汉，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前，有共产党员8000人，到1927年10月底、11月初，仅剩600余人，中共湖北省工委的工作人员几乎被捕至尽。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后的3天之内，就有570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在北方，奉系军阀和蒋介石遥相呼应，在北京等地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在反革命的屠刀下，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领袖壮烈牺牲。
封闭或解散各地的革命群众组织。从1927年3月以来，蒋介石从南昌至上海，走一路，杀一路，仅一个多月时间，就有赣州、九江、安庆、宁波、杭州等地的总工会被封闭或解散，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上海总工会惨遭破坏。大革命后期，上海全市先后建立了16个产业工会、8个地区工会，登记在册的工会组织达502个。政变期间，这些工会大部分被解散，其余的都被迫转入地下。广东的反动派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查封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铁路总工会、中华海员工会联合会等，广东全省被解散的市、县总工会及其所属各产业部门工会共有206个。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汪精卫占领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北全省总工会会所。全国各地共有146个工会被封闭或解散，剩下有组织的工人不到3000人，能影响的工人只有1万余人。从1928年1月至8月，有近10万工人被杀害，还有1.7万余工人被捕入狱，全国工会会员由大革命时期的280万人下降到3万人。
在农村中，农民协会会员在大革命时期有915万人，这时，也大都被打散了，农民运动领袖被缉拿捕杀。有组织，有规模的工人和农民运动不复存在了。
把一切革命行动，统统归之为“犯罪”，予以残酷镇压。1928年2月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防范共党扰乱阴谋案》，确定“共党之理论、方法、机关、运输”，“均应积极铲除或予以防范”。2月29日，国民政府公布了《暂行反革命紧急治罪法》，规定“意图颠覆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或破坏三民主义而起暴动者”，或“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均以“反革命罪”论处。8月1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又通过《民众运动案》，规定组织任何民众团体，“必须受党部的指导和政府的监督”。1929年12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反省院条例》，并依据这个条例，在各地普遍设立反省院，专门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这些法令的实施，把国民革命中人民群众争得的民主权利破坏殆尽。
南京国民政府还对中共首脑机关进行疯狂的破坏。据国民党官方的统计材料称，在上述三年间，破坏中共中央机关及其有关组织14次，破坏当时中共省委之中最具实力的江苏省委机关9次，破坏北方最大的中共省委机关河北省委4次，破坏山东省委机关3次，其余中共省一级机关也有不同程度的破坏。中共的附属和外围机关也有相当大的损失，总工会被破坏4次，互济会被破坏3次，反帝大同盟和共青团中央各被破坏3次，等等。
党的干部队伍遭到严重损失。中共有3位总书记被捕，有111名党团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被捕，有829名省市委干部被捕，有8199名县市委干部被捕，有15765名区委、支部书记和委员被捕。闻名于世、成功地处死过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和王英、处决过许多丧失革命气节又对中共形成威胁的变节者的中共地下特工组织“红队”，也在一次开会时，因走漏风声大部落入敌手，有28人被捕，被查出37枝手枪、1万发子弹和1箱手榴弹，以至中央机关和共产党在白区的工作无法开展，被迫迁入中央苏区。
2.杀害民主人士
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分裂。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代表邓演达发起组织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以国民党民主派为主体的第三党。
邓演达在大革命时期十分活跃，在国民革命军将士中有很高的威信，蒋介石对其也是比较器重的，如果他投靠蒋介石，高官厚禄唾手可得。在蒋、汪叛变革命后，作为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邓从国民党右派中分裂出来，成为第三势力的领袖，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把斗争矛头始终指向蒋介石的反动专制统治。
四一二政变后，邓演达参加并领导了武汉的反蒋斗争，积极主张东征讨蒋，被蒋介石下令通缉。七一五汪精卫“分共”后，邓演达又起而谴责汪背叛革命，屠杀工农，遭汪打击，出走苏联。11月1日，他和宋庆龄、陈友仁等于苏联联名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痛斥蒋汪罪行，倡议组织“中国国民党行动委员会”，进行平民革命，建立平民政权，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邓演达的主张得到国内谭平山等人响应，1928年初在上海召开了“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推邓演达为总负责人，邓归国前由谭平山代理。
1930年5月，邓演达从国外回到上海。8月，邓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大会，会议推选邓演达为总负责人，通过了邓起草的政纲《我们的政治主张》，第三党正式成立。
第三党的政治主张虽然也有一些不同意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言论，但基本方面是反帝反封反蒋的，主要是反蒋。第三党成立后，一度发展很快，曾在11个省和3个市建立了地方组织，出版了《革命行动》和《行动日报》，邓演达组织了“黄埔革命同学会”，与蒋介石的“黄埔同学会”相对抗，并多方联络国民党军队将领密谋反蒋。
蒋介石对第三党的活动非常惧怕，悬赏30万元缉拿邓演达。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到上海愚园路参加临时行动委员会举办的各地干部训练班结业式，由于叛徒的告密，会场被国民党特务和外国巡捕包围，当场逮捕了邓演达，同时被捕的还有参加训练班的罗任一、刘魁、周竞西等共11人。当晚，又逮捕了临时行动委员会负责人郑太朴、沈维岳。深夜，黄埔革命同学会负责人余洒度、陈烈、徐会之、余墉、韩浚等20多人亦被捕，黄埔革命同学会被封闭，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和上海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邓演达被捕后，先被关押在公共租界巡捕房监狱，后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8月21日解往南京关押。邓演达被捕时，各派反蒋势力齐集广州召开了非常会议，逼蒋下野，各省军阀也正在伺机反蒋。邓被捕后，蒋一直不敢公开“审判”。邓被押解至南京后，蒋即授意陈立夫派齐世英游说邓演达，以允许邓先去南昌暂住，或留南京襄助军政大计为条件，要邓与蒋合作。邓不为所动，指出蒋介石完全背叛了孙中山，背离了革命，没有合作的可能。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又以“捐弃前嫌，共赴国难”为名派人劝降邓演达，并答应只要邓公开声明取消临时行动委员会，即委任邓为“剿匪”副总司令。邓当即表示“政治主张决不变更，个人更不苟且求活”。最后，蒋介石亲自出马劝降邓演达，邓当面斥责蒋“叛变总理遗教，连年内战，排除异己，民穷财尽”，蒋恼羞成怒，对邓起了杀机。
就在这时，黄埔军校历届毕业生联名上书，要求蒋释放邓，蒋惊骇邓在军校生中之威望，终于下决心除掉邓演达。他不顾粤宁议和中关于释放政治犯和蒋介石下野的条件，在下野前夕命其侍卫长负责枪杀邓演达。11月19日深夜，邓演达被秘密杀害于南京城东麒麟门外沙子岗。
12月初，邓演达遇难的消息披露后，宋庆龄悲愤填膺，亲赴南京怒斥蒋介石，随后又在上海公开发表宣言严厉谴责蒋介石之罪行。
蒋介石见事情败露，为掩盖罪行，即命军政部军法司伪造公审“判决书”，以所谓“背叛革命危害民国”之罪名，判决邓演达死刑，并将此公布于报端。蒋介石镇压第三党，杀害邓演达之后，该党的一些动摇分子吓得纷纷退党，或者另组新党，更有个别人投靠了蒋介石。但是，大部分成员仍然坚持斗争，到后来发展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蒋介石除了镇压异已，还积极致力于文化围剿。蒋介石自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后，就开始打击革命文化，摧残进步团体，迫害进步人士。 1927年5月，郭沫若因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叛变革命屠杀工农等罪行，遭到通缉，被迫流亡日本。
1929年秋，中共中央为统一领导革命文化运动，设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以上海为中心，左翼作家联盟等进步文化团体相继成立。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对文化界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洗。1930年9月，国民党当局密令取缔“左联”等组织，通缉鲁迅等进步文化工作者。10月，在南京枪杀“剧联”盟员宗晖。12月25日国民政府颁布《出版法》，对书刊及其他出版物作了许多限制，宣称违者要遭到扣禁、罚款直至判刑。
1931年1月18日，中共领导阶层一部分激烈反对王明教条主义者夺权的人，跟着罗章龙，违反党的纪律自行成立临时中央机构，并在上海东方旅社召开重要干部会议，当天下午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与会的30余人被捕。2月7日，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伍仲文等在内的23人被杀害。此案震动很动，其中李求实等5位年轻作家的被害，更是激起文化界人士的极大愤慨。
军法从事、秘密处决，是国民党的基本镇压方式，毫无人权可言，法制成为儿戏。如邓演达被逮捕后，一直不登蒋家门的宋庆龄首次登门面见蒋介石，要求释放邓演达，蒋介石“平静地”告诉她来晚了，因为邓演达刚在南京城外被处决。五位青年作家被捕后，上海、南京、北平等地文化、教育、艺术各界都行动起来，要求释放他们，但最终难免被害。
在组织争取人权、营救政治犯、反击文化“围剿”的斗争中，以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史量才、邹韬奋等为代表的爱国民主人士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2年夏秋之交，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人开始就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事，进行接触和筹备。12月17日，筹备委员会发表宣言，宣布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他们不顾南京当局的“劝告”和特务们的跟踪威胁，不顾白色恐怖日趋严酷，于12月29日在上海华安大厦举行记者招待会。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设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邹韬奋、伊罗生、胡愈之等7人组成，宋庆龄为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标志着争取民主、保障民权、营救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主体的政治犯有了领导核心，为社会各界反对蒋介石专制树起了一面旗帜。
1933年1月21日，秘密关押5个多月、未经审判的镇江《江声日报》经理刘煜生被杀害；1月31日，上海《时事新报》记者王慰三因为报道了芜湖汉奸张显如、田焰埔在街头行凶的消息而被害，江苏省主席顾祝同却不闻不问。这两条消息经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揭露见报后，社会舆论一片谴责。2月1日，民权保障同盟又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布此事，最后蒋介石不得不把顾祝同调离现职。
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成了蒋介石的一块心病，他把陈立夫、徐恩曾、戴笠三个特务头子找来，让他们立即采取措施，并告诫他们，对宋庆龄和蔡元培“可吓不可杀，可批不可动”，对其他人则不要顾虑了。三个人心领神会，戴笠很快拿出了行动计划，计划定得很清楚，对宋庆龄、蔡元培只是进行恐吓，包括让南京、上海的国民党党部出面予以“提醒”，由特务寄恐吓信和子弹，这符合蒋介石的“可吓不可杀、可批不可动”的标准。对民权保障同盟的其他人可以下手。向谁下手？戴笠盯着“杨杏佛”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他太熟悉了，这段时间下面报上来的有关民权保障同盟的黑材料看，民权保障同盟的所有营救、集会、闹事活动几乎都有杨杏佛插手，他成为第一个打击目标最合适。主意已定，戴笠流利地在计划上签上他的名字，并且在“杨杏佛”三个字上划了一个红勾，一桩震惊全国的谋杀计划就这样决定了。
杨杏佛，又名杨铨，江西临江人，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27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上海政治分会和中山陵工程委员，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兼秘书长。杨杏佛和孙中山关系较好，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站在革命阵营一边，不畏强暴，成为爱国民主的斗士。
1933年6月18日上午8时，杨杏佛带上儿子登上一辆篷盖车，离开中央研究院，准备去大西路换乘马匹去郊游，经过亚尔培路口时，早已埋伏在附近的赵理君、过得诚等特务冲上前去，向汽车连连射击。司机身中两枪后逃下车，杨杏佛听到枪声，本能地扑在儿子杨小佛的身上。杨杏佛身中3枪当场死亡，杨小佛右腿中弹，幸免于难。巡捕追捕闻声赶来，特务来不及接应，赵理君慌忙中将过得诚击伤后逃走，过得诚后在医院急救中被特务处特务毒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