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失去了大后方
1．得罪天下读书人
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统治的失败，军事上的溃败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除此之外，政治上的日益独裁，逐渐失去民心，也是其迅速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纵观中国近现代政治舞台，一直存在三股政治力量：一股是东方专制和西方现代资产阶级专政相结合，穷兵黩武，导致中国积贫积弱的反动势力；一股是代表人民大众利益，以振兴中华复兴民族为己任，以中共为领导的、以广大军民为基础的革命力量；第三种力量是介乎于上述两者之间，政治上主张西式民主、经济上主张发展自由经济的第三势力，这主要是以民主党派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十分活跃的进步民主力量，这些人大部分是读书人，是知识分子。
第三势力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职业基本集中在理论、科技、新闻、法律、文学、艺术、教育、医学等与社会政治、经济及日常活动有着密切关联的领域，因为他们的职业性质决定了他们可以用各自的专业技术，参与国家的部分管理和监督活动，他们的职业可以谋取比较好的工作，因而也能获得较高的收入。他们是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崇尚西方的民主理念和社会生活模式，他们不满现实，但也反对用革命的手段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抗日战争结束后，代表第三条道路的民主力量的观点非常明确，那就是民主改造国家政治，用和平手段解决国内政治争端。尽管他们对中共不是十分了解，但对于中共没有利用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百万雄兵与国民党再打内战以争天下，主张和平建国这一深明大义的举动十分佩服。但是民主党派在国内的政治斗争中从来不为国民党所看重，在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上，由中国共产党力争，才使他们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以政团和政党的身份加入抗战胜利后善后事务的处理，所以在政治上比较倾向于共产党的主张。
在重庆政协会议期间，中共和民盟等组织在沧白堂宣讲政协会议的情况，向各界群众宣传和平民主建国的基本主张，国民党大小特务奉命前来破坏。2月10日，民主党派又在校场口召开庆祝政协胜利结束大会，国民党方面又暗中指使特工人员殴打出席会议的民主人士。特务们不仅把大会总指挥李公朴的胡子扯去大半，甚至把他一脚踹到主席台下；郭沫若（军委会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为保护李公朴，眼镜不知去向；马寅初（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立法院经济和财政两委员会委员长）身负重伤，连马褂也被剥掉；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的施复亮被张牙舞爪的特务追打至一家小杂货店。周恩来赶到时见特务如此嚣张，气愤地高叫：“这是什么国家？”国民党元老冯玉祥曾为此写下一首打油诗，诗中曰：“有的破口大骂，有的砖头飞；章乃器被打，李公朴被毁，郭沫若受伤，施复亮挨锤；有些挨打者，打伤两条臂，还有受伤者，打坏一条腿。”
1946年6月，马叙伦、陶行知、许广平等知名人士联名致函蒋介石和马歇尔，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制止中国内战的再次爆发，要求美国政府审时度势，重新考虑援助国民党的价值和意义，他希望从外交上帮助中国摆脱内战的阴影。与此同时，他们也给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蒋介石对于他们的呼吁置之不理。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则联名复信给马叙伦、陶行知等，表示完全支持他们反对内战的正义行动。
与此同时，中共上海地下党决定组织上海各界人民团体的代表团去南京请愿，揭露蒋介石集团假和谈、真战争的面目，以配合中共与国民党的和谈斗争。
1946年5月5日，在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下，中国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工商协会、杂志联谊会、妇联会、学生团体联合会和上海工商实业界工会以及文化、医药、银钱、教师等各界52个主要人民团体联合组成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代表各界群众45万，以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梅达君、徐伯昕、许广平、周建人、沙千里、沈志远等29人为理事。
6月上旬，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决定组织上海人民反对内战大会。并推举了9名和平请愿代表，加上两名学生代表共11人组成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又称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以马叙伦为代表团团长。6月23日，上海市五六万人在火车站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欢送代表赴南京请愿。
请愿代表团经过8个小时的旅程，终于到达南京下关车站。代表团刚刚下车，就有三个自称是苏北流亡青年的人，挤到代表身边来，要代表说明此行的目的，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代表团秘书胡子婴答复道：此行的目的无非是要向政府当局和中共呼吁停战，达到全面永久和平。
瞬间警笛长鸣，一群自称“难民”的暴徒蜂拥而来，骂声四起，一片混乱，把代表们包围起来。在混乱中，代表团被有计划地分割成两部分：马叙伦、雷洁琼、陈震中、陈立复被推推拉拉，进了候车室；盛丕华、蒉延芳、吴耀宗、阎宝航等则被挤进了西餐厅。
到晚上11点多，也就是代表们被围困5个多小时后，候车室门口只剩下一个宪兵和一个警察，而围在外面伺机行凶的“难民”却有一二百人。“突然，“难民”们砸烂候车室的窗户，疯狂涌入，对其中的代表们大打出手。
阎宝航和雷洁琼为了保护马叙伦，拼命以身体挡住暴徒，但是“难民们”训练有素，挡不胜挡，结果马叙伦还是挨了打。后来马叙伦被一个宪兵推到男厕所后面的办公室里躲起来，才免于继续挨打。学生代表被难民们殴打成重伤，随行记者头部受重伤，左眼球暴出。
在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政府当局置若罔闻。一直到午夜，经民盟及中共代表数小时向孙科、邵力子、李济深、冯玉祥、马歇尔紧急呼吁，再经冯、邵及马歇尔电陈诚、俞大维等交涉，但此时已行凶完毕，遭致群殴的代表们在宪兵“保护”下，被送入中央医院。
下关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团成员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齐燕铭等立即赶到医院表示慰问，并在第二天发出备忘录，通过美方代表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人民团体推派代表向政府请愿，不论其性质属于何种，都应得到政府保护，何况此次人民团体所推派之代表，原为请愿和平及停止内战而来，且又拟向三人会议中马歇尔将军、政府及中共代表陈述意见，俾有助于三人会议之进行，更宜受到应有之保护。”要求政府严惩下关行凶的暴徒，保护代表在京及其以后的行动安全。
在外界的强大压力下，1946年6月28日，蒋介石才接见代表团成员蒉延芳。蒉延芳见到蒋介石后，陈述了工业危机、农村破产、饿殍遍地、人民厌战的情况，以及上海各界人民迫切需要和平的希望后，蒉接着说：“再打内战，国家前途不堪设想。”蒋介石不得已表述了避免内战，实现和平的意愿，但同时又说：“我不要打，是共产党要打。”蒉延芳说：“我们也和共产党说，不要打，我们还见过马歇尔，要他努力调停，总之，人民不要看见打仗了。”蒋介石答道：“和平很有希望的，就是他打过来，我也不打过去。”可是，就在当天，蒋介石密令刘峙进攻中原解放区，并加紧布置了向苏北解放区进攻。
在这次事件中，宋美龄也表现得很活跃。雷洁琼受伤后，躺在医院里。她曾出席过1938年宋美龄召集的庐山妇女谈话会，会上宋美龄认识了雷洁琼，因而宋美龄接见了负伤留宁的雷洁琼。雷洁琼滔滔不绝地向宋美龄列举内战造成的种种不良后果。她说：“内战使工商凋敝，内战使学业受阻，内战使人民家徒四壁，妻离子散，民不聊生，内战使国亡种灭！”
宋美龄用耸耸肩膀来答复雷洁琼的沉痛叙说，并说：“我不是政府呀，我只能转达给政府。”还说什么“蒋介石也有困难，如果断然去处理，人家又会说蒋独裁。”对此，雷洁琼回答说：“只要符合人民利益，蒋先生尽可以做，人民将是最强有力的后盾！”
雷洁琼用愤慨的语调向宋美龄报告了上海的几家报纸将要被政府封闭的消息。宋美龄听后却说：“不会吧？！真的吗？”
雷洁琼说：“我是这么听大家说的，你顶好打电话问问吴国桢市长。”她沉痛地继续说：“假使人民连用语言文字来表达他们的意志的自由都没有，他们是会用行动来表示的。那时候，封也封不住，挡也挡不了，对政府没有好处的。目前人民对各种措施普遍地表示不满足，人民迫切要求的是改革。如这一点不能达到，流血革命就将不可免！”
宋美龄默默地听着，没做出什么明确的表述。
雷洁琼还向宋美龄详细地诉说了下关事件的经过。宋美龄听后提出两点疑问，一、“如何迟出车站？”雷回答说：“是因为有行李，找不到红帽子脚夫。”二、“先后如何一个个从他们留的屋子里离开？”对此，雷洁琼只好苦笑着说：“蒋夫人，那我就不知道了。”
蒋介石派特务大打出手，宋美龄却在雷受伤后，只对其表示慰问。蒋氏夫妇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演出了这一场双簧。
蒋介石为实现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一直准备以武力消灭中共势力，并挑起内战，这显然与民主力量的要求背道而驰。同时民主力量的种种政治要求与蒋介石的想法也有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则对民主活动进行了镇压，其凭借的工具是国民党特务。
民主党派的活动大多处于公开和半公开状态，利用合法的政治舞台与国民党内的反动势力进行各种斗争。蒋介石为了争取西方援助，也不得不打民主的招牌，所以对民主党派的打击和监视也只能用地下的办法，依靠特务进行。
这一时期，蒋介石利用特务制造的几起反民主事件主要有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事件，下关惨案和“一二？一”惨案。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民主民盟负责人李公朴和闻一多先后为民党特务暗杀。对于民主同盟，蒋介石已视之为共产党第二，一律采用密报、密捕、密诀的手段。长期致力于民主事业的李公朴对此早有预感，不畏强暴地说：“我跨出了大门就不想再进大门。”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不久闻一多也被暗杀。烈士的鲜血，教育了全国人民，也使蒋介石丧失了抗战中建立起来的在人民心中的形象。7月25日，在重庆，吴玉章组织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国民政府主席成都行营主任张群担任大会主席，岂知特务又来捣乱，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被特务打伤。
西南名城昆明在抗日战争期间是汇集文化较多的城市，在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爱国学生中间，已积聚起不小的民主力量，民主气氛相当浓厚。抗战结束后，针对蒋介石不断向各根据地发动武装挑衅，响应中共“反对内战、组织联合政府”的号召，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和学生掀起反内战运动。11月25日，大中学生6000余人在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前举行时事晚会，呼吁阻止内战。国民党当局派特务到会场捣乱，会后又封锁交通，使学生回不了城。次日，全市3万学生举行罢课，反对内战和美国军队在中国登陆。时任云南警备司令的关麟征对部下声称：“学生有在校罢课的自由，我有在校外有开枪的自由。”12月1日，关麟征下令包围西南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对学生大打出手，并向师生狂扔手榴弹，当即炸死师生4名，酿成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一二？一惨案”成为全国反内战的序幕。
1947年5月，国民党称与他们不合作的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团体已为“中共所实际控制”，成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这表明蒋介石已下决心对民主进步力量大力镇压。10月，南京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取缔民盟成员在各地的一切活动。取缔民盟，使那些曾对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抱有一丝好感的中上阶层中的不少人彻底绝望。蒋介石打击中间党派，等于“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这股政治力量全部推向中共，很快在国统区内形成了爱国反蒋的第二条战线。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民主人士重新加人了新政协，成为辅助中共的一股重要政治力量。
2.触动生斗小民利益
蒋介石在军事上竭力消灭中共，镇压爱国民主运动的同时，对国统区也加强了法西斯统治，利用大大小小的特务进行恐怖统治。
1946年7月，上海市政府就以“妨碍市容，有碍观瞻”为名，明令取缔全部摊贩，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民众的利益，理所当然遭到市民的抵制。11月，市长吴国桢再次下令，马路上不准再有摊贩，如不见效，就是警察不力，以渎职罪论处。此令一下，顿时上海滩上的所有摊贩均遭了殃，不甘“渎职”的警察，纷纷摩拳擦掌，大打出手，几乎是见“贩”就抓，见“摊”就砸，一时间，鸡飞狗跳，人仰马翻，乌烟瘴气。靠“摊”为生的上海人超过10万人，再加上他们的家属，不下几十万、上百万。他们无以为继，只有到市政府请愿。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对民众和共产党有着本能的反感，颁布了戒严令，并命令军警必要时可以开枪镇压。11月30日，军警开枪镇压，游行群众有7人在冬天的寒风中倒下，第二天又有10人死在军警的枪口下，数百人受伤。上海各界人士首先起来声援同胞，形成全市性的反蒋爱国运动，并迅速向全国各大城市和地区传播，成为国统区人民斗争走向新高涨的先声。
在中国的美军更是肆无忌惮，他们以占领者的骄横姿态横行中国，他们任意欺侮、凌辱甚至残害中国人民。仅美军军车横行出事一项，从1945年8月至1946年7月，便轧死中国人民1000余人，而击毙岗警、枪击学生、殴死黄包车夫等事，也层出不穷。这些，早已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怒。1946年9月下旬，中国各大城市举行了“美军退出中国周”活动，反对美军驻华和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而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暴”运动。
1946年12月24日，北京大学先修班一个女生沈崇，在东单被美国士兵皮尔逊强奸。消息传出，立刻引起了人们的愤怒。27日，北京大学民主墙上贴满了揭露和抗议美军暴行的文字。当日，北京大学学生召开了全校各系代表和各社团代表大会，决议30日罢课一天，举行示威游行，并成立了“北京大学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筹备会”。
但是，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歪曲事实的消息，诬蔑受害女生“似非良家妇女”，并无耻地说“美军酒后失检，各国在所难免”等等，而大大小小的特务们则撕毁墙报，抢夺会场，像疯狗一样到处乱窜。
1946年12月27日，清华大学学生也召开了大会，决定罢课游行。朝阳、师院、辅仁等大学也相继发动起来了。连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到29日也成立了“燕大抗暴会”。
从北平学生开始的抗暴运动，很快在全国各地展开了，天津、上海、武汉、重庆等大城市相继开展了抗暴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