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47年1月底，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举行了抗议罢课、示威游行，参加的学生达50万人以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也纷纷参加了这一运动，从而在当时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美军强奸中国女大学生，从法理上讲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的制裁，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却认为是一个棘手问题。当蒋介石就这一案件与宋美龄交谈后，宋美龄亲自出马处理这一案件。据陈廷一所著《宋美龄传》一书中描述说：
一天晚上，宋美龄乘一辆乌亮发光的雪弗莱轿车，驶入了金陵女子大学。不久前，沈祟刚从北平被接到这里。
在校董务室里，她专访了受难者沈崇同学。
“你是沈祟姑娘吗？”宋美龄问。
沈崇点点头，未说话就失声痛哭起来。宋美龄掏出雪白的手帕替姑娘揩着泪水，同时安慰着对方：“姑娘，想开点，我是信耶稣的。《圣经》上有句箴言：‘再没有比那些只顾自己鼻子尖底下一点事情的人更可悲了。’有什么要求，说出来我会满足你的，懂吗？”
姑娘渐渐平静下来，用嘴咬着手绢抽泣着，眼含泪水望着夫人道：“我曾想死，以死来洗刷自己的耻辱。”
“不，姑娘，你不能死。你想想父母养活你这么大，又供你上大学，实在是不容易呀！难道你用死来报答他们？死并非死者的痛苦，而是生者的痛苦。你愿意加入基督教吗？我可以收你做个干女儿，也做你的洗礼人，让耶稣来超度你。”
“谢谢夫人。”沈崇点点头，接着眸中放出怒光：“为了天下姐妹免再遭痛苦，请夫人严惩皮尔逊之流！”
“孩子，我同意你的要求，我一定同美国政府交涉，将皮尔逊绳之以法！”宋美龄说出了沈崇姑娘要说出的心里话。
宋美龄临出金陵女子大学时，又告诉沈祟：“你既做了我的干女儿，又是基督教徒了，也给干妈一点面子。我替你改了一个名字：沈筱龄，把你转到条件更好的北平女师大，换一个环境生活，这样也许更好！”
宋美龄的轿车驶出金陵校园，她又命令司机向远郊的特别军事囚禁所驶去。
军事囚禁所与其说是一座牢房，倒不如说是一幢达官贵人的别墅。在接待室里，宋美龄会见了皮尔逊。
“我的第一夫人，什么屁事能使你跑到这里来关心我？”皮尔逊捋了下蓬松的黄胡子，颇有点傲气十足、玩世不恭的样子。
宋美龄的肺都快气炸了，但却忍住了。此时她认为，冷静比凶相毕露更具有威慑力。于是她笑容可掬地道：“噢，我的皮尔逊上士，看来没有给你戴上手铐，你倒过得挺痛快啊！”
皮尔逊原以为夫人会大发雷霆的，没成想夫人却笑脸相迎，突然预感到凶多吉少，他听说有关“笑脸打死人”的传说，心里便恐怖起来，试探着问道：“夫人，我可能判多少年？”
宋美龄伸出白皙的纤手，做了个抹头的手势。皮尔逊像一只要被人砍掉脑袋的猴子，尖声怪叫起来：“不，不能按你们中国的法律办事，中国是封建国家不开窍。在我们美国，强奸罪最多判三年！我是美国人，应该按美国法律办事。”
“哼，你太天真了。”宋美龄严肃起来，冷笑道：“要知道你这不是一般的强奸罪，你强奸了美国的援华政策，强奸了中美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你的案情不但惊动了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连美国总统先生都拍着桌子骂你。”
宋美龄不愧为外交夫人，一番犀利而又使对方无法辩驳的言辞把皮尔逊尚存的锐气和希望，驳得体无完肤，统统化为乌有。在“第一夫人”宋美龄的眼里，信奉活命哲学的美国兵比信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兵容易对付。皮尔逊吓瘫了，两只呆呆的鼠眼向前面空地直视着，仿佛是坐在电椅上或刑场上尝着处以极刑的滋味儿。宋美龄见时机已到，立即以救世主的口吻道：“只要你按我说的做，我可以救你！”
“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夫人能救我一命，夫人要我干什么我都照办！”皮尔逊连忙伏地，向夫人求饶。
宋美龄拿出一卷纸，说：“只要你写一份真实的认罪书，我一定在贵国总统面前说情，最多判你15年徒刑，决不会处死你！”
皮尔逊接过卷纸，颤抖地抓在手里，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
1947年3月17日，美国军事法庭经过调查取证，判处皮尔逊15年徒刑。
当月20日，美国国防部同时又发文，要求所有涉外驻军以皮尔逊为戒，严整纪律，以儆效尤。
消息传来，蒋介石连连感谢夫人宋美龄帮忙，一是平息了国内事态，二是皮尔逊绳之以法，可向国人作以交待。同时也感谢美国政府，不但以物资支援，道义也尽了责任。
这时，美国街头却出现了游行，要求释放皮尔逊，停止对华援助，他们要求政府以释放皮尔逊为条件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
在国民党政府收到文本、没有正式签约之前，美国单方面已将皮尔逊释放，气得蒋介石连连顿脚骂娘。
宋美龄与蒋介石演出这场“双簧”剧目，实在太精彩了，宋美龄的辩解能力实在也太高明了。
内战进行到1947年，面对国民党的苛政，全国许多省份的广大民众组织起来，武力抗租拒交捐税，逃丁逃命。特别是饥饿中的农民和市民无以为生，为了维持生计，只有“抢（官店和富商的）米为生”。据不完全统计，蒋介石为镇压，“抢米风潮”，竟然派出30万正规军进行“围剿”，群众反抗的激烈以及国民党当局的黔驴技穷从中可见一斑。
蒋介石发动的内战给人民大众带来了巨大灾难，到1947年5月，不堪忍受的民众在全国更广泛的范围内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对前方打内战、后方打学生”的抗议运动。5月20日，来自京沪杭等地区的16所大专学校的学生，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学生被打伤118人，被捕20余人，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二0惨案。广大爱国学生的鲜血和激情，换回来的是民众的觉悟和斗争的勇气，“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呼声响彻全国。
从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到他退守台湾，在短短的3年内就走上了失败之路，与他同时在几条战线上开战有很大关系。就他一生中最大的谋略上的失算来讲，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那就在位的22年间，几乎一直是同时与几个方面的对手作战，对一个权力一再受到挑战的执政者来讲，多边作战是最不明智的，当然也是应该极力避免的。而事实是蒋介石从刚上台就同时与中共、第三势力、党内反对派和地方实力派开打，这一方面与他对自身实力的认识过高，另一方面说明他未能认清整个世界发展的潮流；抗日战争时期，在极需团结全民族一致对付侵略者的时候，他不忘与中共搞摩擦；现在8年抗战刚结束，本该休养生息，可他又把三种政治力量当成对手，一种是中共，一种是进步民主力量，一种是人民大众，三面开战的错误战略选择，注定了其失败的必然结局。
二、制宪国大和行宪国大
1．总统情结和制宪国大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为了标榜自己的正统地位，在占领张家口之后单方召开了制宪国大，通过了伪宪法。可以说，制宪国大的召开对于蒋介石在大陆的迅速失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使当时中国的其他民主力量进一步认清蒋介石的独裁自为，也是内部本已存在的利益冲突更加严重，从而削弱了自身统治的根基加速了南京政权的灭亡。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察哈尔省主席傅作义，率部攻占了中共聂荣臻任司令的晋察冀军区总部所在地张家口。当天下午，蒋介石为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为中共在军事上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即将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当然也就没有必要担心中共对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的态度如何，于是宣布将举行“制宪国民大会”。蒋介石急于召开国民大会的原因，最主要的一点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民选总统是他长期以来的愿望。
蒋介石的总统情结可谓由来已久，早在1930年10月间，蒋介石在打败阎锡山、冯玉祥等地方实力派之后，除了还有当时他不以为然的中共的几块根据地外，在中国大地上蒋可以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基本实现武力统一，正在他踌躇满志，准备登上中华民国总统宝座的时候，遭到了汪精卫及其他政治反对派的掣肘，为此酿成了“广州非常会议事件”。蒋介石之所以想当总统，除了打民主招牌之处，更主要的是可以以总统身份，把所有大权集中到自己手中，因为当时国民党的许多元老和实力派对蒋并不佩服，更谈不上崇拜，没有佩服也就不会有服从，没有崇拜也就不会有盲从，没有盲从当然也就谈不上依附，最终迫使蒋介石放弃了出任总统的打算。蒋介石明白他之所以失败，关键是实力不够，还不足以彻底摧毁倒蒋派，没有实力只有“民主牌”是无法横行于国民党内的。然而，蒋介石对此却是一直耿耿于怀。
到1936年间，南京政府又准备召开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以还政于民。出席会议的1200名代表也已选出，当然这批代表主要是国民党权力部门所决定的，选举只是过场、一个形式而已。大会所需要的宪法文本是早在1933年间由立法院起草、1936年5月5日公布的《五五宪草》。会议原定于1936年11月12日，即孙中山的诞辰日召开，岂知到期未准备完毕，故决定顺推一年，谁知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大会只能无限期后延，蒋介石的总统梦再次告吹。
抗日战争结束，应该是蒋介石实现总统梦的最佳时刻。因为战祸已经了结，和平已经来临，人们对国家、民族的复兴充满希望，只要按照和平民主方针建国，不打内战，中华民族的复兴为期不远。对于这一点，任何一个正常的中国人可以说都明白得很，蒋介石当然不会不明白，遗憾的是，他知道这一点，但没有利用这一点，放弃了和平民主建国之路，以消灭中共为首任，从而渐渐丧失了其成为总统的政治基础和社会条件，他不知道这就使他即使当上总统也缺少必要的政治基础和社会条件。
蒋介石之所以喜欢当总统的原因，是因为总统本身就是民主的最好的明证。总统显然不是中国的国粹，是西方的舶来品，根据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法则，总统是民选的产物，是民主、政党政治的集中体现。蒋介石上台后，可以说是东方专制的典型代表，一直成为西方对蒋不满的政治势力攻击的目标，不利于发展与西方的关系。而对那些公开高喊“维护人权”的西方国家来说，“民选总统或普选国民代表选举总统”是最受欢迎的，蒋介石要想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势必要投西方所好，使自己成为东方民主的楷模。此外，召开国民大会和选举总统，可以修正南京政府和国民党在国际上的形象，拉近同西方国家的距离，便于争取经济援助和政治援助。
中共和进步力量之所以主张召开国民大会，最根本的目标是希望蒋介石放弃一党专制，向社会其他阶层开放，组成联合政府，然后再通过国民大会这一法律程序重组能够体现中共和人民意志的国民政府。抗战胜利后，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迅速觉醒，万众所归是通过谈判和让步的方式，争取和平民主，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蒋介石比较看重的是中共和民主党派提出的召开国民大会的建议，对中共和民主党派提出的避免内战和争取和平民主的主张则不甚了解，这就是中共为首的革命进步势力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不同之处。双方争论的焦点，不仅是国民大会的指导思想，也是抗战胜利后全社会和国际上的主要政治力量的关心的焦点是：国共双方是和平解决争端还是在战场上论是非？和战的问题没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双方的谈判自然也不会有很明显的进展，国民大会有关事项也就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事实上，关于国民大会的指导思想，国共双方的分歧显然无法弥合，即使在会议的具体筹备和组织上，双方也是各持己解，互不相让。因为召开国民大会是中共和民主党派所提出现，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就不便轻易推翻，据于这一点，国民党方面就不再提出强人所难的观点和主张，逼中共让步。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共领导核心对于只要有利于缩短革命进程和减轻人民痛苦的任何要求，也还是愿意做出让步的。
事实上直至全面内战爆发，国共双方仍无法就国民大会的一系列问题达到一致，甚至在大会的前提，即国共双方停止内战，民主建国的主张都不能达到一致，这样，双方最后摊牌的结果只能是兵戎相见。
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显然反对由国民党组织召开的国民大会，蒋介石见双方已无一致的可能，只能撇开中共，独自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一边打内战，一边要召开国大，这一明显的强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形式下的独裁、反共反人民的举措，理所当然地遭到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及其他爱国人士的抵制。内战全面打响后，蒋介石表面上仍然保持低调，表示欢迎中共代表光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召开的国民大会。但是在傅作义攻陷张家口后，蒋介石自以为中共武装力量已不堪一击，没有必要再去担心中共的态度，故在当天宣布了“国民大会”召开的日期，即（1946年）11月12日为预定开幕日。
此间，也有不少中间势力的投机分子附和蒋介石，投向国民党的怀抱。会议开幕，蒋介石首战告捷，已宣布不出席大会的青年党和民社党突然改变主意，同意出席国民大会，这对宣布抵制会议的中共和民主同盟显然是一个意外，对国民党方面来说显然是一大胜利。中共对此看得很坦然，既然民社党不想留在民盟这一进步民主团体中，还不如早一点走。蒋介石高兴万分，立即做出决定，增加两名大会主席团名额，由该党两位主席张君劢、伍宪子担任。事实上，由原国家社会党和民主宪政党组合而成的民社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从来就没有扮演过什么重要角色，而通过违背自己与中共和民主同盟已立下的诺言走投机的捷径，一下成为南京政府内的座上宾，也算是当时政坛一奇事。
1946年10月12日，国民党组织的制宪国大在南京举行，制宪其实就是通过国民党的根本大法。会议最关键的是制订《中华民国宪法》，11月26日，大会主席团向全体会议提交《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经大会讨论意见集中后呈缴审查委员会逐条逐句审查修正，然后再交综合审查委员会整理后提交大会讨论，到12月25日，即大会的闭幕日，正式通过了国民党的这一根本大法。按照惯例，重要文件是不加圈点的，“宪草”也是如此，没有标点符号，所以特地邀请著名学者胡适为这部根本大法加注标点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