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最后请代表中最长者，也是蒋介石的挚友吴稚晖代表主席团向国民政府现任主席蒋介石致送《中华民国宪法》。会议期间曾对“宪法”进行了30天的讨论。至于这一宪法文本，很难说对国民党政权有什么帮助，因为南京国民政府不到3年便宣告结束，而对于台湾时期的国民党而言则引起了无数次的修宪纠纷。尽管如此，12月25日是伪宪法通过的日子，是日被国民党当局定为“宪法纪念日”。1948年元旦，南京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这个宪法随同制订它的、执行它的国民党政府一起在世上存在时间并没有超过3年。
除此之外，这次制宪国大通过了一系列的有关法律。被称之为国民政府“制宪国民大会”的这一次在国民党统治史上空前的全国性会议，通过了《国民大会组织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监察院监察委员罢免法》、《五院组织法》等。这些法律对维护国民党统治的秩序、保证南京政府的正常运转，起到了很大作用，但这并不能避免南京国民政府最终灭亡的历史命运。
通过这次大会，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得到了强化。蒋介石自当了黄埔军校校长后，进人仕途的鼎盛期，他的领导地位早已得到确立，即使在他1927年夏和1932年初的两次辞职期间，国民党离开蒋介石基本上也就处于瘫痪的状态。抗日战争结束后，他的威信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国民党内均达到个人发展史上的最高峰，成了国人乃至国际上公认的中国革命的领袖，可是好景不长，因制造一系列的惨案和不断的蚕食中共的武装力量，他的威望迅速地下降。但是这些并不影响所谓的“国民大会”的决策，蒋介石的地位和权力，首次以“国民大会”的形式得到肯定。国民大会的召开基本上实现了蒋介石预先设想的目标。与此同时，它产生了一些蒋介石所没有料到的后果。
国民大会召开的第二天，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谈判期间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当场散发了书面声明，强烈谴责了这次大会的召开及其将要通过的宪法，指出这实质就是要把内战、独裁、分裂和出卖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合法化。态度坚决的周恩来当众宣布：中共决不承认国民党正在召开的“国民大会”。他说，因为蒋介石封闭了国共两党和谈的大门，中共代表团和他本人将于日返回延安。同时周恩来情绪激昂地表明他们一定会回来的。这句话，恐怕在当时并未引起记者们和国民党有关方面的注意；更有甚者，他的话还会被蒋介石及其助手们认为这是一个对前途不抱希望、对言论不负责的对手的狂言，但事实却告诉他们，2年零5个月后，人民解放军就解放了南京城。
2.当选中华民国总统
制宪国大召开以后，蒋介石便着手改组政府的工作，国民党开始“改组”政府的工作，作出准备行宪姿态。为此，1947年3月15日至24日，召开了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讨如何结束训政，促进宪政，作好行宪的各项准备。蒋介石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吴铁城、陈诚、王世杰等分别作了党务、军事、外交报告。全会通过了关于军事、政治、经济、党务、外交及反共措施等多项决议案。发表了大会宣言。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实际上宣告了和中国共产党彻底决裂。蒋介石在开幕词中，离开会议主题，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武装割据，妨碍统一”，“拒绝参加国民大会，要求取消国民大会通过之宪法”。他表示要“采取坚决迅速之措施”，“消弭此国家统一、政治民主、经济建设之最大障碍”，彻底解决中共问题。
会议期间，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于3月19日侵占延安，全会还特致电“祝贺”。国民党通过六届三中全会表现了两种明确倾向，一方面明确要结束一党训政的局面，“还政于民”。声言“国民政府改组完成之日，即为训政开始结束之时”，表示国民党要降为普通政党地位，和各党派平等相处，拓宽其执政的基础。另一方面却又表示“中国盛衰兴亡的关键，不操于任何一党之手，而实操于本党之手”。把自身凌驾于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之上，行一党专政之实。
这次会议决定增设国民政府副主席，向“行宪”时的设置“副总统”过渡，副主席由孙科担任；改组内阁，由张群任行政院长，翁文灏任副院长；扩大政府，开放部分内阁人事权，吸收青年党的李璜任经济部长、左舜生任农林部长、社会贤达许世英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并且安排了另外一些职位给非国民党籍人士。尽管如此，仍然未能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现实，因为国民党外的人士根本没有决策权。
蒋介石之所以要匆忙中召开行宪国大，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张厉生在选举前曾说得很清楚，那就是要力促国民党在选举中巩固既得优势，以民主之体，执掌政权，行一党专政之实。1947年6月13日，成立了以张厉生为主席的“选举总事务所”，准备“行宪国大”的召开。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对于蒋介石仓促召开“行宪国大”，颇多微词。8月15日，广州行辕主任张发奎、广东省主席罗卓英等43人联名上书，表示在国共之争日烈之际，仓促从事，普选能否顺利进行都是问题，更不用说对宪政前途的影响，他们更反对“以党派分赃”的方式分配代表名额，各地参议会和国大代表也纷纷电请蒋介石谨慎行事，就连戴季陶、于右任、邵力子等人亦认为选举条件不成熟，不能实施普选。
但是蒋介石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于1947年11月22日成立了以孙科为主任的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洪兰友为国民大会筹委会秘书长，国民党中央也成立了选举指导委员会，并确定了选举日程。但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重重，国民党同其他党派间激烈的权争，国大代表迟迟选不出来，国民党不得不将原定于1947年12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大会推迟到1948年3月29日召开。在代表名额上，国民党同民社党、青年党讨价还价，是造成选举纠纷的主要原因之一。国民党为了控制国大而又不至于被指责为一党专政，不得不拉民、青两党作陪衬，以点缀其“民主”和“多党政治”，而民、青两党则乘机提出更高的条件，以抬高其身价。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提出国大代表分配名额为：国民党2000名，社会贤达及其他党派500名。蒋介石声称：此数额“可以同意其为基本数，但选举结果如何，本党本身也绝无把握的。”蒋介石此举不仅遭到了民社党和青年党的反对，就连国民党内部人士对于这种党派分赃的做法也纷纷表示不满，各省参议会和国大代表联谊会，写信或致电蒋介石，反对按比例选举。面对各地要求民选国大代表的呼声，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为了进一步对国大代表选举进行控制，并保障民、青两党的代表名额，对国民党参加选举作了种种限制。在1947年9月7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闭幕词中提出：党员参加竞选，必须由党提名，绝对禁止自由竞选。任何党员如不听命令，自由竞选，党部即开除其党籍。
总的来说，这场选举还是深受国民党重视的，他规定凡是国民党内志愿参选者，必先得到党内提名，以避免出现自行违纪参选者及其与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争夺选民。但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国民党的意料，各地国民党自选成风，最后这类人总共有600余人当选“国民大会”代表，造成本来准备用来装点民主门面的民社党和青年党籍的国民大会代表严重不足。
蒋介石为安抚这两个装点门面的在野党，强行要求自行参选当选的代表自动把名额让给民、青两党成员，否则就要以违纪参选为由，给予党纪处分。蒋介石没有料到这批人也是一帮政治流氓，他们来到开会前夕的南京城，联合成立“民选代表联谊会”，向中央示威，力争代表资格。而那些虽获各级国民党党部提名而没有当选的人则成立“提名当选人联谊会”，联合行动，要求出席“国民大会”。两个联谊会便以老拳对话，热闹非凡，指责、攻讦、谩骂，凡是能充分表达自己态度和情绪的、不管该如何，均毫无顾忌地从这些置身国会殿堂的中央民意代表嘴里喷出来。
由国民党中央党指派认定的“提名代表”明显要优于自行参选的民选代表。为此，这批民选代表并不甘心，最后，这批自行参选当选者，有100多人在会议开幕时竟然进行绝食抗议；有人干脆实行死谏，上吊自杀；有人抬着棺材到会场门口，扬言“不进会场就进棺材”。更有甚者，不请自到，从而与维持秩序的军警发生互殴、谩骂之事，拳脚相加更是谁也不怕，形成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闹剧。
截至3月11日，国民党员代表占去民、青两党名额171人，而国民党内由有256位中央提名代表落选。对此情况，国民党中常会与选举指导委员会在此期间曾先后做出过决议，决议除了维持选举结果的同时又安抚了民青两党。以上各条，若不执行，以党纪处分。随后于2月4日，中常会第140次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员当选国大代表立法委员会自愿让与友党奖励办法》6条，面对国民党的威逼利诱，签署提名当选的代表与中央提名落选代表各不相让，分别成立了“国民大会代表签署提名当选人联谊会”和“国代中央提名当选联谊会”，向国民党中央请愿，强烈要求出席国大，并且在各自的宣言中相互谩骂。
1948年3月29日“行宪国大”开幕，1679名代表出席。蒋介石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他认为这次大会是“中华民国实行民主宪政的开始”。会议期间，蒋介石、白崇禧、俞鸿钧等人就政治、军事、财政、外交等做了报告，但都企图掩盖其政治、军事、经济面临总崩溃的形势。在白崇禧作军事报告时，气氛立刻紧张起来，绝大多数代表要求检讨白崇禧的“军事报告”；而俞鸿钧的财政报告最为尴尬，4次受到代表们的起哄，几至于哑口无言。有一家报纸描述这几天的“行宪国大”的会场状况，“有如下等歌剧院”。
这次大会的实际内容在于选举国民政府的正副总统。关于总统的选举，蒋介石当选，这是早已确定的事实，选举只是形式上的一个手续。按照“制宪国大”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的权力受到立法院的限制，总统仅是礼仪上的国家元首，显然，蒋介石不愿担负这个徒有虚名的职务。于是蒋介石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手段，表示坚决不接受总统的职位，而愿意担任握有实权的行政院长或国防部长，但其党徒、亲信却一再“劝进”，要蒋接受总统的职位。原来蒋介石对总统、副总统候选人问题，提出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决定，其目的是压迫李宗仁退出副总统的竞选。
1948年4月4日，国民党六届中央执委会临时全体会议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礼堂举行，专门讨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问题。蒋介石主持会议，宣布不参加总统竞选，并提议国民党提名党外人士为总统候选人，甚至提出了由胡适任总统的设想。蒋介石的态度使与会者一头雾水，由陈布雷报告蒋，但蒋仍不同意，最后决定交中常会研究后再行决定。4月5日上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在丁家桥中央党部会议厅举行，研究蒋介石当不当总统候选人问题。在会上展开的辩论中，有20人发言，意见出现了分歧，其中有何浩若、黄宇人等6人主张接受蒋介石不当总统候选人的意见。14比6，两种意见对立，不能做出决定。
蒋介石的知心人张群一语道破了天机：“并不是总裁不愿意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一位虚位元首，所以他不愿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如果常委会能想出一个补救办法，规定在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中常委当即推定张群、陈立夫、陈布雷3人前去见蒋，转达常会意见，如蒋愿任总统，当在宪法外另定款，赋予他以必要的权力。蒋介石的“谦让”，原来是认为在《宪法》中规定的总统的职权太小，反不如当行政院长或国防部长，可以充分发挥威力。既然目的已经达到了，蒋介石表示愿意当总统候选人。当天下午，中常会即按照张群所提意见通过相应的决议。4月6日，国民党临全会决定，本届总统候选人仍拥护蒋介石竞选，但党不提名，而采取联署投名的方法，所以国民党政府的宪法，在未实行前，已经被虚置了。因为按照《宪法》第39条、43条规定，对总统的权力有所限制，一旦此约束解除，便“给予总统以实际上无限权力”。
张群把国民党内的这个决定带到国民大会上，在串联了一部分拥蒋人士之后，由吴稚晖、于右任等200余人联名提议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19日国民大会举行选举总统大会，出席代表2614人，迨至投票时，代表增至2765人。选举结果：蒋介石获票2430票，当选总统，陪选的居正仅得票269张，废票35张，就这样，蒋介石如愿以偿地登上了民国总统宝座，当上了名副其实的总统。
3．与桂系视若水火
在西方的民主政治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一般都是黄金搭档，即总统候选人先找好副总统候选人后再投人选举。在国民党召开制宪国大和行宪国大过程中，除有民选代表和提名代表这种荒唐事之外，还有就是在副总统人选问题上也充分表现出中国特色，即总统和副总统分头参选。更出格的是，原本应成为黄金组合的正副总统却因派系之争闹得不可开交，当然也就谈不上当选以后的协作和一致，身为总统和副总统者，简直是在拿国家前途开玩笑。
蒋介石强烈的权力欲使得他无时无处不在考虑如何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限，他当上总统后，还要思考如何控制副总统人选，以防副总统与自己异心。作为政治装潢的副总统一职，在国民党上层引起连锁反响，即“国民大会”给某些实力派带来了上升的机会。在国民党内共有李宗仁、孙科、于右任、程潜、莫德惠、徐傅霖等6位候选人，蒋相中的人选是孙科，真正具备竞选副总统实力的是李宗仁和于右任。关于副总统选举，蒋介石甚至明确劝告李宗仁不要竞选副总统，而要选举孙科任总统，遭到反对。党内提名竞选的意见，也被国民党临全会议否决。1948年3月31日公布的《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规定：有国大代表100人以上联署提名即可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于是孙科、李宗仁、程潜、于右任等6人均成为副总统候选人。其中李宗仁是孙科的有力竞争对手。对此，蒋介石心里极为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