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赣州时，章亚若曾经寄希望于去溪口拜见毛福梅以求关系公开，孰料毛福梅的猝逝彻底地断绝了这条变通之路；现在，她只能企盼着事实上的公公蒋介石的承认与接纳。然而重庆方面却迟迟不肯表态。眼看着两个孩子日渐长大，章亚若内心里对狸儿与狮儿的名分问题也日渐焦急。她曾不止一次地告诉妹妹章亚梅，说她不能让狸儿、狮儿的身份不明不白。每次蒋经国来桂林探望，章亚若都用柔情和泪水催促他想办法早日将两人关系合法化。另一方面，章亚若也开始请家庭教师苦学英文，似已打定主意，一旦无法解决母子三人的地位问题，就要远走异邦。她已不肯再这样委屈自己，长期躲藏在妾身不明的阴影中，无法公开见人。
事实上，在这个时期，在如何处理蒋经国的这段婚外恋情及这对私生子的问题上，蒋介石及蒋经国均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隐藏不了，又公开不得，颇感棘手。当时，蒋经国的从政之路正危机重重。“赣南新政”的强力推行，既给他带来了“蒋青天”的巨大声誉，同时也因为触及许多要人的既得利益而遭惹了不少麻烦，责难声四起。为避风头，蒋介石已有了将蒋经国调离赣州的打算。另外，为了谋求更大更快的发展，蒋经国自己也有将活动重心移至重庆的考虑。在这种情形下，任何一点风波，都可能对蒋经国的仕途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无论是蒋经国乃至蒋介石看来，章亚若此时的“名分”之争应属“很不适当”的“压力”。
事情凑巧得很，恰在这时，章亚若忽然暴病而亡，一切棘手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那是1942年8月的一天，章亚若应一友人之邀出去赴晚宴，留妹妹章亚梅在家照料两个孩子。据章亚梅回忆，直到夜半时分，才听到章亚若返家的声音。她从房里走出来，一看吓了一跳，面色苍白的章亚若东摇西晃，说不出话来，挣扎着进房后就倒在床上，脸上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章亚梅见此情形亦束手无策，立即通知了广西省政府民政厅长邱昌渭，第二天一大早，将章亚若送至广西省立医院抢救。
桂昌德在章亚若出外赴宴的那个晚上，因为哥哥桂昌宗正巧来广西办理公务，她去探望，所以没有依以往的惯例陪同章亚若。她是被章亚梅告知后才尽快赶回狸狮路的，并亲送章亚若去医院。桂昌德证实，章亚若是在外出赴宴回家后，开始上吐下泻的。
桂昌宗得到妹妹桂昌德的电话通知，也在当天上午赶至医院。他进入病房时，章亚若经过抢救，神志已经恢复，见到老同事、老朋友，显得很开心。
桂昌宗记得十分清楚，章亚若和他谈了一会儿，就说到她的“地位”未定的境遇，禁不住神色悲伤，泪水满眶。几分钟后，一个王姓医生拿着针筒来了，先试着注射章亚若的右手臂，没插进血管，绕过床，替她在左手臂打了一针。章亚若揉着手臂上打过针的地方，看着医生跨出病房门没几秒钟，突然尖叫一声：“哎呀！不好了！”她对着桂昌宗大喊，说自己眼前一片漆黑，看不见任何东西，随即昏迷过去。
桂宗昌惊呆了，奔出病房喊医生、护士，很快屋里聚集起一群人。这时有位医生说抢救要用冰块，吩咐桂昌宗快到街上去买一袋。等半个小时后，桂昌宗买到冰块赶回病房时，章亚若己是气若游丝了。正惶惶间，桂昌宗早先熟识的广西省立医院院长走到身边，交给他一张病危通知单，上面写着的病危症状是“血中毒”。但是，这位院长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几分钟后，主治医生宣布急救无效，章亚若已逝，尸体要送太平间冰存。
在章亚若猝逝的急电传回赣州后，出人意料的是，蒋经国表现得“异常平静”，以“公务缠身”为由，没有亲赴桂林见章亚若入殓前的最后一面，而是派部下王制刚前往料理善后。章亚若的丧事是由邱昌渭幕后打点的，具体出面负责筹办丧葬事宜的是广西省警察训练所的教务主任苏乐民。他们在桂林东郊警察训练所附近凤凰岭腹地，选定了有“百鸟朝凤”之说的墓址下葬了章亚若。所立碑文正中写着“蒋门章夫人讳亚若之墓”，右下方是“狸儿、狮儿敬立”。
丧事毕，桂昌德将章亚若遗物略事整理，带着蒋经国赠送的那床织锦被面，赴赣州见蒋经国。桂昌德回忆：当时蒋经国目睹遗物，“顿时面色凄然，双手颤抖，悲戚凝噎，眼泪沿面颊而下，久久不发一语，忽仰天长叹，欲言又止，我见此景，也无言安慰，只好悄悄离去。”
从1942年夏末章亚若去世之后，蒋经国似乎就下定决心将这段旧情埋葬在心坎深处。
那位曾在赣州专员公署做主任秘书，后来赴桂林任职的徐君虎透露，章亚若病逝桂林年余后，他陪同蒋经国四处走动，抵达漓江一带时，曾提醒蒋经国说章亚若墓地就在附近，问蒋经国是否有意前去祭拜。
“莫要再提此事了”。徐君虎记忆中蒋经国略带慨叹地说完这句话后即不再言语。徐君虎明了蒋经国创痛仍在，也识趣地未再提章亚若。
几近半个世纪之后，即将走完生命最后一段历程的蒋经国、曾在昏迷中不停地唤着一个名字：“章亚若！”令所有陪侍在侧的人为之一震。毕竟这是仅属蒋经国个人的隐私世界，外人是无从探知蒋、章这段转瞬即逝的婚外恋情都给当事人留下了怎样的一种体验和记忆？
关于章亚若的死因，章家亲友以及当年章亚若要好的一些同事，一直心存疑窦，议论纷纷。
桂昌宗、桂昌德兄妹二人亲历章亚若暴亡的前前后后，认为其中蹊跷处甚多。他们怀疑这是一场谋杀，极有可能是“蒋老先生”给“小蒋先生”派来“保驾”的“情治人员”自作聪明、盲目护主的愚忠蠢举。而“刀手”就是那个神秘的王姓医生，一针“毒剂”立置章亚若于死地！由于有了这种直觉和推断，他们给章亚若料理完后事，即速离开桂林这块是非之地，他们担心自身成为下一个“杀人灭口”的对象。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自觉生活在恐惧之中，桂昌德改名桂辉，主要也是因为这件事。但是因为事涉蒋经国，基于对“老上司”的尊重，他们对外始终保持缄默。
国民党政权偏安台湾之后，香港的《镜报》曾发表过一篇署名陈琛的“内幕”文章，披露：章氏兄弟的生母，是蒋介石下令他的头号杀手戴笠，于抗战期间在桂林杀害。蒋经国之所以不重视这对双胞胎，是因为此乃当时的蒋经国一时之兴，无心插柳所致。因为蒋经国曾警告过章亚若，不要怀上他的孩子。
对于如此“不恭”之说，不知何故，台湾方面反应淡然，无人出头辩驳。反倒是长期保持沉默的桂辉（桂昌德）挺身而出“开口”“打抱不平”，投书《镜报》，指出：“不错，章亚若的确是生产后死在桂林，被人谋害，但不可能是蒋介石下的手。”“老先生喜获麟儿，喜出望外，此系华夏炎黄血统，岂有杀媳之理，虎虽毒不食其子，委过于老先生，让他背黑锅，未免冤枉也。”但不知是心有顾忌，还是同样深感茫然，不明其实，桂辉的“投书”内容并没有言明最核心的问题——究竟谁是真正的凶手和幕后主持人？
1985年11月、12月，香港《广角镜》杂志第158、159期独家发表台湾禁书《蒋家三代罗曼史》，其后更结集出版，一纸风行，连销四版，种种“蒋家王朝婚恋隐情”开始大曝光于天下。蒋经国、章亚若“赣南之春”的这段婚外恋情，原来被国民党当局视为“绝对不可外泄”的“高等机密”而刻意加以隐匿、掩饰，无论是在大陆而或台湾时期，其内幕几乎无人得喻，而民间流传的种种猜疑，以讹传讹的成分居多，令人愈觉扑朔迷离。如今，章亚若这位“薄命红颜”的悬命案“出土”“重见天日”，一时间“蒋氏父子政治骗局的牺牲品”之说差不多成为口碑。然而，仔细推敲，关于“章亚若死于蓄意谋杀”的结论，仍然缺乏令人信服的逻辑推理和足够的证据。
当年，蒋经国与章亚若赣南缔缘，其中曾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牵线人——王升。王升是江西龙南县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6期。从蒋经国主政赣南时期起，王升就一直跟随蒋经国左右，宦海沉浮。蒋经国出掌台湾统治权柄之后，王升一度官至“总政治作战部主任”、“国防部联训部主任”等显位要职。后来因言行不慎见罪于蒋经国，被外放乌拉圭做“大使”，垂暮之年才得以返台赋闲，领虚衔“总统府国策顾问”。蒋经国与王升有“师生之谊”，王升也是赤硃岭“青干班”一期学员，与章亚若同时受训。王升处事精明练达，非常善于摧摩、迎合上司心意，因此深得蒋经国的赏识与倚重。蒋经国、章亚若初识后建构起的朦朦胧胧的微妙关系，就是经王升暗中制造机会使之“点题”深化的。自然“蒋、章之恋”的“前因后果”，王升也是最具“权威性”的见证人。
1992年1月10日，正值蒋经国辞世4周年，王升在台北家中接受“台视”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节目主持人凌峰的采访，追述了他大半生追随蒋经国的情形，同时披露了蒋经国、章亚若“赣州之恋”的内幕。王升特别澄清章亚若“不是被毒死”，而是因病找不到抗生素治疗而死亡。
对于王升这一“章亚若死因”的新的解释，因无有力的佐证，同样有不少人持有异议，认为疑点重重。
事实上，对于这桩历史悬案，只有一个人能真正使之水落石出，使之大白于天下，那就是悲剧的另一半蒋经国。然而，既然蒋经国生前有意尘封这段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那么，随着1988年蒋经国溘然谢世永远带走了秘密，“章亚若之死”恐怕就是一个无法破解的千古之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