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采纳了贾诩的计策之后，利用与叛军进行谈判之机，分化瓦解叛军。叛军头目之一的韩遂成为曹操离间之计的首要目标。曹操在与韩遂谈判的过程中，故意只叙旧情不谈具体事务。曹操的离间之计果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马超对韩遂产生了怀疑，叛军内部也逐渐出现裂痕。
之后，曹操又给韩遂写了一封信，故意将信件中的很多文字进行了涂改。
马超看到该信之后，认为是韩遂故意将信件中的关键内容进行了涂改，对韩遂也越发地猜疑。叛军内部的相互猜忌，严重影响了整体的战斗力。
曹操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向马超等人发动总攻。此时叛军已经毫无斗志，一触即溃。叛军首领当中的成宜、李堪等人被杀。马超无奈之下只能逃往凉州。为时半年之久的潼关之战以马超的惨败而告终。
对于贾诩而言，常年在凉州地区的生活经历使得他对于马超、韩遂等凉州叛军的战斗力及其主要头目的性格特点非常了解，因此他才能提出攻心之计，分化、瓦解敌军，这对曹操取得潼关之战的胜利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随着曹操在朝中地位的日益巩固，汉末皇帝的权威已经完全丧失，沦为了曹操的傀儡。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力，曹操于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迫使献帝加封自己为魏公，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又成为魏王。这时曹操的继承人问题便摆上了议事日程。当时，继承人的争夺主要集中在曹丕和曹植的身上，两人各自拥有自己的支持者。曹丕的支持者主要有崔琰、毛玠、邢甬、吴质、桓楷、卫臻、曹操夫人王昭仪等人，而曹植的支持者则为丁仪、丁廙、杨修、贾逵、王凌、邯郸淳、荀恽、杨俊等人。从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开始，这兄弟俩就展开了明争暗斗。作为兄长的曹丕为了在争嗣之中取得有利的形势，暗中派人向贾诩问计。面对来使的询问，贾诩建议曹丕应该扩大胸襟，提高德行，谦恭下士，将心思用在事业上，每天都要做到孜孜不倦。同时还要恪守作为儿子的准则，孝顺父亲，能做到这样就非常不错了。贾诩的这个回答可谓比较含糊，除了一些堂而皇之的意见之外，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建议。
对于在曹丕和曹植之间选定谁来担任自己的继承人，曹操也非常犹豫。到了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的时候，曹操为了最后确定自己的继承人选，开始采用谨慎的方式，秘密向部分朝臣征求意见。当时接受曹操咨询的朝臣有尚书崔琰、东曹掾邢甬、侍中桓阶、中尉杨俊、尚书仆射毛玠、西曹掾丁仪、黄门侍郎丁廙等人。结果朝臣们众说纷纭，未能使曹操下定最后的决心。因此，曹操找到了已经年满七十的老臣贾诩，想从他的口中得到答案。可没想到当曹操屏退左右向贾诩询问的时候，贾诩只是默然不答。曹操一看贾诩的神情也不禁面露愠色，曹操问道：“我在和你说话，你却不作回答，这究竟是为什么？”这时贾诩才平静地回答：“大王刚才提问的时候我正在思考问题，这脑子一时还没转过弯来，所以无法回答大王提出的问题。”曹操一听心中更加不满，追问道：
“那你都在想些什么要紧事？”贾诩回答：“我在想当年的袁绍和刘表父子。”听完贾诩貌似不着边际的寥寥数语，曹操立即明白了贾诩的用意，不禁放声大笑。不久之后曹操便册立曹丕为太子，持续数年的继承人之争这才正式的宣告结束。
贾诩口中所提到的袁绍、刘表父子，都是在册立自己继承人的问题上废长立幼，造成内部局势的动荡，削弱了自身的实力，最终都被曹操乘虚而入，将这两个当时强大的割据势力先后消灭，对此曹操也是非常熟悉和了解的。贾诩是在暗示曹操不要重蹈袁绍和刘表的覆辙。陈寿在《三国志》中就明确地指出，正是因为贾诩的表态使得曹操确定了自己的继承人选。
尽管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官场上，贾诩都为曹魏集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贾诩平日为人却是非常低调。贾诩认为自己并非曹操的旧臣，非常担心受到曹操的猜疑。因此平素闭门自守，回家也不同他人交往，儿女的婚嫁也不攀什么豪门大族，尽量避免卷入曹魏集团的政治纷争之中。闲暇之余，贾诩一心钻研兵法，先后抄写了《孙子兵法》一卷，同时还对吴起的用兵之道进行了深入研究，撰写了《吴起兵法注》一卷（贾诩的着作在唐代初期仍然流传于世）。
为了感谢贾诩在帮助自己立嗣过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曹丕于延康元年（公元220年）继位魏王之后，立即将已经就任太中大夫一职长达二十年之久的贾诩提拔为三公之一的太尉，同时还晋为魏寿乡侯，又将贾诩的幼子贾访封为列侯，同时还任命其长子贾穆为驸马都尉。此时的贾诩已经是一名七十四岁高龄的耄耋老者了，但壮心不已的他仍然在为曹魏集团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最后一份力量。
曹丕称帝之后，颇具雄心，打算利用曹魏集团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实现其父亲曹操的未竟事业——统一全国，为此，他专门找到贾诩征求意见，询问是应该先征讨东吴还是蜀国。贾诩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的首要任务并不是急着去统一全国，而是要在魏国实行仁政，加强魏国的综合国力。贾诩指出：吴、蜀两国虽然只不过是区区小国，无法与魏国直接抗衡，但是却都能够依靠山川险阻进行有效的防御。而且蜀国的君主刘备具备英雄之才，属下丞相诸葛亮擅长治理国家；东吴的君主孙权善于审时度势，属下的陆逊精通军事。这两个国家都具有一定的实力，如果发动战争则很难在短时期内取得胜利。因此，必须在有了必胜的把握之后才能发动战争，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战略部署，选择合适的将帅进行指挥。贾诩认为目前在魏国国内还没有出现能与刘备和孙权直接对抗的将帅，就算是曹丕御驾亲征，也未必能够保证战争的胜利。与其打一场毫无把握的战争，还不如现在搞好内政，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展开军事行动。
不过，贾诩的规劝并没有打消曹丕统一全国的雄心。黄初四年（公元223年）三月，曹丕贸然向东吴发动江陵之战，其结果也正如贾诩事先预料的那样，曹丕的进攻遭到了东吴集团的强烈抵抗，只能无功而返。
就在曹丕发动江陵之战失利的三个月之后，贾诩也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病逝于洛阳，终年七十七岁，谥号肃侯。
作为汉末三国时期着名的谋士，贾诩曾经数易其主，人生道路不可谓不坎坷。但是贾诩都能凭借自己的出色才能出谋划策，屡出奇谋并取得良好的效果。他不但权变机警、料事如神，而且深谙人性、以术济身，可以说是当时最为出色的谋士之一。不过，贾诩的政治名节和个人品行却饱受争议。当孙权听说曹丕任命贾诩为太尉这样的高位之后，觉得非常可笑，表示出对贾诩的极度蔑视；史学家陈寿也认为贾诩“权以济事”，将贾诩归纳为擅长使诈术的一类。正如学者所言：贾诩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智谋超群，算无遗策，汉末群雄谁都不能轻视他，然而却“谋”有余而“识”不足，善于谋身而不善体国，其智谋才华不免流于权术诡诈；他“经达权变”，纵横权术，生荣死哀，子孙昌盛，成为武威贾氏望门的始祖；他轻忽名节，德行有阙，又成为当时与后世訾议的对象。
但是，贾诩生活在汉末乱世，不得不仰仗权术以济身。而他的鄙夷名节，重谋轻德，不仅因为他出身凉州深染胡风，也是汉魏之际儒学衰落、名教废弛、尚通脱、慕通达社会思潮与风尚变化在他身上的反映。总之，孔雀有毒，不掩文章，是者自是，非者自非，我们也没有必要完全用今天的价值标准去衡量一千多年前的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