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争霸之时高祖刘邦的实力不如项羽，但却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靠的是智慧，这就说明战争的最终结局并不能只单纯地以实力的强弱而定。袁绍有十败，将军有十胜，就算袁绍兵强马壮，也终将失败。袁绍做事复杂烦琐，将军则顺其自然，这第一胜则为道胜；袁绍逆大势而为，形同叛乱，将军则尊奉天子，奉皇命号令天下，这第二胜为义胜；大汉王朝之所以数十年来出现如此混乱的局面，主要是因为法治过于宽松，有法不依，袁绍则继续沿用这种失败的方式进行治理，因而无法改变其属地的局势，而将军却法纪严明、实施得力、落实到位，这第三胜则为治胜；袁绍外宽内忌，用人顾虑重重，所信任者只有自己的亲戚，将军则用人不疑、唯才是举，只要是有才之人都会被安排在最合适的岗位上，这第四胜为度胜；袁绍多谋寡断并因此经常出现失误，而将军考虑清楚之后就立即实行并根据情况随机应变，这第五胜为谋胜；袁绍受世家大族名声的拖累，喜欢沽名钓誉，一些阿谀奉承之辈纷纷投入其门下，人浮于事，而将军则诚心待人，不喜虚美之词，对有功之人不吝赞扬和奖励，很多刚直而有才之人都愿为将军服务，这第六胜则为德胜；袁绍见到饥寒之人马上就会救济，但在他看不到的地方就不闻不问，这只不过是一种妇人之仁，将军对于一些小事经常忽略，但每逢大事则一丝不苟、周密细致，接济各地，恩惠所及之处往往超乎人们的想象，因而非常周全，这第七胜为仁胜；袁绍手下文武经常争权夺利，谗言惑乱，影响整体的团结和稳定，而将军则治理有方，能将所有人紧密团结在一起，那些谗言自然销声匿迹，这第八胜为明胜；袁绍往往是非不分，而将军则是非分明，对待正确的事情以礼相待，遇到错误的事情则正之以法，这第九胜为文胜；袁绍作战喜欢虚张声势，其实并不懂得作战的兵法精要，将军则经常以少胜多，用兵如神，可谓深谙兵法，士兵们依靠将军的神机妙算取得最终的胜利，敌人也因此闻风丧胆，这第十胜为武胜。
郭嘉从政治、军事、道义、用人、用兵、决策、个人品行等十个方面，对袁绍集团和曹操集团进行了比较和分析。虽然其中难免有些对曹操的过誉之辞，但总体上非常符合这两大集团的实际情况，体现了一个优秀谋士所具备的战略眼光和预见能力。郭嘉提出这个看法在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左右，当时曹操集团的力量还远非袁绍集团的对手，因此包括曹操本人在内，对战胜袁绍集团产生悲观情绪是很正常的。而仅仅辅佐曹操一年多时间的郭嘉就能从十个方面对双方进行比较和分析，并最终得出曹操集团定能战胜袁绍集团的结论，无疑对曹操树立信心是有着极大帮助的。因此在三年之后，曹操才能够排除所有质疑，坚定不移地与袁绍集团展开官渡之战。
从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开始，曹操与袁绍在中原地区已成对峙之势，这时远在江东地区的孙策集团打算趁着曹军主力北移之际对许昌展开奇袭，这给正全力备战的曹操带来了恐慌。这时又是郭嘉站出来对孙策集团的动向进行了一个客观而冷静的分析。郭嘉认为：
孙策刚刚兼并了江东地区，在此期间诛杀了大量当地的英雄豪杰，导致江东地区的政局非常动荡，这个时候孙策又贸然决定进攻许昌，虽然表面上拥有百万之众，但实际上好比一人独自行走在中原。孙策为人轻佻，好勇斗狠，缺乏足够的自我防护意识，这些弱点都会成为其致命伤。假如有刺客暗中埋伏进行刺杀，仅需一人就可以解决孙策。依我所见，江东地区的局势如此混乱，还没等到孙策出发就已经死于匹夫之手了。
后来，事态的发展与郭嘉的预测不谋而合。孙策还没有渡过长江就被刺客谋杀，死于非命。尽管这是一种神奇的巧合，但是从郭嘉的话中，可以体会到郭嘉对于孙策集团内部的不稳定因素以及孙策个人性格缺陷的分析都非常准确。从这段记载中又可以看出，作为曹操集团的主要谋士，郭嘉不但对曹操集团当前所面对的对手了如指掌，而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对手也作了充分分析和研究。
发生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终于以曹操集团的全面胜利而宣告结束。建安七年（公元202年）袁绍病死，袁绍集团的势力越发走向衰落，曹操集团成功取代袁绍集团成为汉末中原地区的霸主，并开始着手对袁绍集团的残余势力进行围歼。在这场长达七年统一中国北方地区的战争中，郭嘉再一次成为曹操集团的主要谋士并在战争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建安七年（公元202年）九月，曹操亲率大军渡过黄河向袁绍残余势力占据的重镇黎阳发动进攻，正式拉开了统一中国北方地区的序幕。
经过近半年时间的苦战，曹操终于占据黎阳，打开了通往袁绍残余势力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邺城的门户。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四月，曹军向邺城发动猛攻。镇守邺城的袁绍二子袁谭和袁尚殊死抵抗，战事陷入胶着状态，曹军伤亡很大，但将士们士气不减，很多将领提出不惜重大伤亡也要拿下邺城的建议。此时的郭嘉却公开对这种意见表示反对。
郭嘉向曹操建议：
袁绍生前最为喜爱的就是袁谭和袁尚这两个儿子，还因此在确定自己继承人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直到病死都没有确定究竟由谁来继承自己的地位，这就造成了袁谭和袁尚为争权而产生内讧，再加上郭图、逢纪这些谋臣从中煽动、挑唆，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空前激烈。如今大军围攻邺城，袁谭和袁尚为了自保，不得不暂时放下分歧共同对敌。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急攻的方式只会增加士兵的伤亡，如果放缓或暂停进攻，外部的压力一旦减弱，袁谭和袁尚这兄弟俩之间的矛盾就会随之凸显出来。为今之计不如摆出因久攻不下而不得不转移目标南下去进攻荆州地区刘表的架势，暗中严密监视邺城等地区两袁之间的情况，一旦两人之间内讧再起、相互削弱，大军再突然发动进攻，这样就可以一举将其歼灭。
对于袁绍集团的内部矛盾，曾经在袁绍手下效力的郭嘉是十分了解的。这种矛盾也是导致袁绍集团官渡之战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郭嘉充分利用了这个矛盾，建议曹操通过佯装撤军的方法造成一种假象，诱使袁绍集团内部原有的复杂矛盾再次爆发。随后，曹操立即派遣大军退至西平县，作出一副即将南下进攻荆州的假象，袁谭和袁尚对此深信不疑，很快便爆发冲突。不久之后，袁谭与袁尚的部属开始相互进攻，袁谭被袁尚打败，逃至平原县，并派谋士辛毗向曹操乞降。曹操眼见时机已到，随即派兵佯装援助袁谭并顺势拿下邺城。后来郭嘉又随同曹操一起在南皮地区击败袁谭并平定了冀州地区。到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三月为止，曹操先后消灭袁谭、袁尚、高干等袁绍残余势力的有生力量，占领了冀州、并州、青州及幽州等地，基本统一了黄河北部地区。郭嘉也因为谋划有功被封为洧阳亭侯。在夺取了冀州、并州、青州及幽州四州之后，郭嘉又提醒曹操广揽四州人才并大胆任用，这对四州地区的稳定和以后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袁绍残余势力在被击败之后，只能仓皇向边远的乌丸控制区逃窜。
面对这一现象，曹操提出了北征乌丸的战略构想。乌丸地处边境，不但路途遥远，而且道路曲折，无论大军移动还是粮草供应都困难重重，而且还有腹背受敌的危险。因此，当曹操提出北征乌丸的战略构想时，立即遭到手下大多数人的反对。大多数将领认为此时的袁尚已经无法构成威胁，乌丸人又贪财忘义，不讲朋友交情，就算袁绍生前对乌丸人多有笼络，但他们也不可能被袁尚所利用。在这种情况下贸然远征乌丸无疑会激起乌丸的强烈抵抗，加上一直有传闻说已逃往荆州多年的刘备还向刘表建议趁着曹军主力远征的机会偷袭许昌，到时候曹军远在北方无法进行增援，许昌等地将难以抵挡刘表的进攻。
对于将领们的这些意见，郭嘉明确表示反对。郭嘉不但坚定支持曹操北征乌丸的战略构想，同时进一步指出：尽管我军已经威震华夏，但乌丸地理位置偏远，他们一定不会增加防御力量。如果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发动奇袭，就一定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同时，袁绍生前对乌丸人有恩，四州的局势也尚未稳定，如果在这个时候不能斩草除根彻底消灭袁绍的残余势力，那么袁尚就极有可能凭借乌丸的资助死灰复燃、东山再起，到那时无论是青州还是冀州的局势都将发生突变，因此，北征乌丸是彻底消除隐患的最佳选择。郭嘉同时认为，荆州割据势力的首脑刘表只不过是一个清谈客而已，他知道自己的能力不足以驾驭刘备这样的枭雄，一旦重用刘备又无法完全控制，但不给刘备重任又担心刘备从此根本不会听自己的话。这种矛盾势必会影响刘表最终的决策，到头来终将沦为纸上谈兵而毫无实际动作。尽管由于大军主力远征造成许昌等地兵力空虚，但刘表最终是不会真听从刘备的话发兵进攻许昌的。
郭嘉的意见更加坚定了曹操远征乌丸的决心。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三月，曹操从邺城出发，开始了北征乌丸的艰难征程。当大军到达易县之后，郭嘉又建议曹操改变行军方式以达到进攻的突然性。郭嘉指出：兵贵神速，目前大军辗转千里偷袭敌军，军用物资太多会严重影响行军速度，同时也难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不如下令留下军用物资，让将士们轻装前进，加快行军速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军发动进攻。
曹操采纳了郭嘉的意见，立即命令大军日夜兼程，轻装前进，秘密从卢龙塞出兵，直取乌丸单于的老巢。乌丸人果然措手不及，仓促间甚至顾不上任何战术，只能盲目进行防御，结果被曹军杀得大败，乌丸单于蹋顿及几个出名的乌丸头领均死于乱战之中，袁尚等人只得再次仓皇逃走。
北征乌丸的胜利，对于曹操集团而言意义非常重大。这次战争是曹操统一北方战争进程中的重要一战，既消灭了袁绍集团的残余力量，同时又战胜了乌丸，消除了他们百年以来对于北方地区的骚扰。另外，随着并州乌丸部落迁入内地，曹操集团手中具有了一支以骑兵为主的战略机动力量。而在这场战争的战略制定与具体实施过程中，郭嘉不但坚定了曹操的决心，还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战术，使得战争很快获得了胜利。
郭嘉在协助曹操实现统一中国北方地区的一系列战役中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其能力也得到了曹操的高度评价。但是，在此期间，曹操集团内部也出现了对郭嘉种种诟病的声音，原因是郭嘉的个人品行受到了曹操手下部分人士的指责，这种指责也传到了曹操的耳中。
前文提到，郭嘉在战场上的算无遗策深得曹操的器重，但是他在品行上的“不治行检”却受到时人的诟病。《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中就提到，曹操手下的重臣陈群曾经因为郭嘉的“不治行检”而多次在曹操面前投诉他。行检，指的是品行。“负俗之讥”与“不治行检”，指的都是郭嘉行为上的不检点。这是郭嘉性格上一个巨大的缺陷。不过，曹操采用“唯才是举”的方针，对于郭嘉这种品行不端的另类也能够大胆任用，这使得郭嘉对于曹操非常感谢。郭嘉与曹操的关系，就像同时代的另一对君臣——刘备与诸葛亮一样“犹鱼之有水”。郭嘉竭尽全力辅佐曹操，而曹操对郭嘉亦是信任有加。他自己就曾经说过：“只有郭嘉才真正明了我的用意。”可见他对郭嘉的赏识。他对郭嘉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甚至动过“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的念头。但是这一切美好的愿望却因郭嘉的病逝而落空。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郭嘉在随曹操北征乌丸途中染病，不久就病逝。一个算无遗策的传奇也从此在后汉时代消失了。郭嘉病逝后，曹操无限哀伤。直到一年之后赤壁之战失败，他还想起了郭嘉这位算无遗策的谋士，认为如果郭嘉在世，自己就不会遭受如此惨痛的失败。他还发出了：“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的感叹，对于郭嘉的离去感到万分的惋惜。
对于后汉三国时期这位着名的谋士，曹操曾经在给郭嘉当年的举荐人荀彧的两封信中写道：
郭嘉没有活到四十岁，他和我在一起东征西讨仅有短短十一年的时间，所有的艰难困苦他都与我共同经历。同时郭嘉此人通达事理，对于世间万物看得非常透彻，我很想将自己身后的事业托付给他，却不曾想突然之间永远地失去了他，这真是让人悲痛欲绝……追念痛惜郭嘉，他总是难以让人忘记。他对政治局势和军事方面的见解均远远超越其他人。
《三国志》作者陈寿认为：郭嘉才策谋略，堪称世之奇士。
纵观郭嘉短短三十八年的经历，这两者的评价都是恰如其分的。作为后汉三国时期曹操集团的谋士，郭嘉对于曹操集团的发展、壮大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智略谋划往往出人意料，而事实的发展也总能证明他的意见和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这说明郭嘉所具备的与众不同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面对复杂的形势与局面，总能作出正确的选择。虽然郭嘉有“负俗之讥”、“不治行检”的缺点，但也只能说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吧，这无损于他成为后汉三国时期最出色的谋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