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帝曹睿执政早期，中书令孙资与中书监刘放利用曹睿的宠信专权，朝政初现混乱之势，这引起了蒋济的关注，他上表曹睿，对这种现象表现出了深深的担忧。蒋济认为，大臣的权力过重，国家则有陷入危险的隐患。蒋济建议曹睿对专权的官吏展开调查并挑选品行兼优者进入朝廷，做到人尽其才、各司其职，杜绝官吏专权的现象。尽管曹睿并没有按照蒋济的建议对孙资、刘放等人作出处理，但是对蒋济的直言不讳还是比较赞赏，称赞蒋济为刚直的“骨鲠之臣”，才兼文武，服勤尽节，每当遇到军国大事，总能够提出符合实际的意见和建议，并将蒋济升迁为护军将军，加官散骑常侍。
魏明帝曹睿时期，除了与蜀汉及东吴之间经常爆发战争之外，还有与占据辽东地区的公孙渊家族的复杂关系要处理。在如何对待曹魏与公孙渊家族关系的问题上，蒋济提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看法。
自汉末以来，辽东局势一直处于纷乱之中。时任辽东太守的公孙度通过立威、固土、拓疆等一系列举措，最终取得了在辽东地区的绝对控制权（有关公孙家族在辽东的发迹、发展及最后的覆灭，详见拙着《三国，不能戏说的历史·诸侯》，201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公孙度又开始了多次对抗外族的战争，不仅完成了固土的职责，而且实现了拓疆的战略意图，初步解除了多年以来外族对于辽东、玄菟等地的骚扰和侵略。公孙度也在辽东地区完善了地方行政机构，进一步扩展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至此，公孙家族正式成为后汉末年辽东地区最大的割据势力。官渡之战时期，曹操为了能够全力对付袁绍集团，消除后顾之忧，曾经派人去联络公孙家族，而公孙度也表示效忠由曹操把持的汉末朝廷。
因此，双方之间的这种臣属关系一直保持到曹睿时期，此时公孙家族的掌权者也变成了公孙渊。作为公孙家族而言，他们从来就没有打算真心地投靠曹魏集团或者是孙吴集团，他们采取“挟两端”的战略，企图在三足鼎立的局面下谋求自己的生存之地。对于这种状况，不少曹魏大臣建议曹睿趁早发兵征讨。太和六年（公元232年），曹睿命令汝南太守田豫及幽州刺史王雄分别由海路及陆路向辽东发起进攻。对于曹睿的这个决定，蒋济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蒋济认为，公孙家族只是割据辽东以求自保，并没有进攻中原地区的打算，这样一来他们也就不算是谋逆的臣子，不应该轻易地发兵攻打。万一进攻并不顺利，就等于直接使其变成了自己的仇敌。因此，虎狼当道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则小害自除。
目前沿海地区大都已经归顺曹魏，每年不但参与朝廷官吏选拔和财政审核，同时也定期向朝廷交纳贡品，这说明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比较密切。蒋济预言，就算是攻克了公孙家族也没法得到足够数量的人口和财物，反而会因为战争造成双方结怨而失信于人。不过，蒋济的这个建议仍然没有得到曹睿的接受，结果田豫与王雄的出兵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得公孙渊与曹魏的关系走向公开决裂，从而引发了景初二年（公元238年）爆发的曹魏大规模进攻公孙渊的辽东之战。
是年正月，曹睿令司马懿统兵四万征讨辽东，公孙渊闻讯后立即向孙权俯首称臣，并希望孙权派出军队进行增援。消息传来，曹睿向蒋济咨询孙权是否一定会派兵救援，蒋济认为，孙权明知道曹魏一方对于进攻辽东已经作了充分的准备，自己是不可能从中渔利的。辽东与东吴路途遥远，东吴援军深入辽东则力所不及，不深入则注定徒劳无功。在这种现实面前，就算是儿子、兄弟这样的至亲陷入如此境地，孙权的大军也不会大举出动来进行这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更何况求援者是公孙渊这样的人。如今孙权宣称派兵辽东，只是为了敷衍公孙渊以及给曹魏带来心理压力，一旦受到这种压力的影响造成辽东战争的失利，孙权正好可以借此要求公孙渊臣服。蒋济指出，如果司马懿的大军不能尽快地结束战争取得胜利而与公孙渊形成相持的局面，那么孙权则有可能改变决定，派兵增援，因此，孙权会否进行增援的关键就要看司马懿大军的速度了。同年六月，司马大军进入辽东地区，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就斩杀公孙渊父子，结束了公孙家族在辽东地区长达四十六年的割据。孙权也如蒋济所预料的那样，并没有派出一兵一卒进行援救。
从一名小小的计吏开始历经数十年时间，蒋济逐渐为曹魏的三代君154三国谋士今日观王所赏识并进入了曹魏帝国的核心阶层，成为对曹魏政治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实权人物之一。这些年蒋济的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不过这种情况在曹魏第四代君主曹芳执政时期却突然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不但蒋济这位四朝元老一度被排挤出了曹魏的权力中心，曹魏政局也暗藏危机，一场腥风血雨的政变即将开始。
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正月，魏明帝曹睿病逝，齐王曹芳继位，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蒋济已经被升职为领军将军，晋封昌陵亭侯，后来又升迁为太尉，可谓位高权重。不过，此时的曹魏政局开始出现了复杂的变化，大将军曹爽利用自己首辅的有利条件与司马懿所代表的儒学世家集团展开了权力争夺。曹爽先后任用何晏、邓飏、李胜、丁谧、毕轨、夏侯玄等心腹取代了朝中大部分老臣以巩固自己的权力，进而与司马懿争权。面对曹爽咄咄逼人的态势，司马懿以退为进，主动称病不出，暗中积极准备与曹爽展开最后的殊死一搏。而此时身为太尉之职的蒋济也失去了昔日的权力，被排挤出权力的核心，蒋济对此感到非常不满。他针对曹爽集团的主要人物邓飏、丁谧经常随意修改法令制度的现象展开了公开的批评。在一次日食出现、曹芳召见群臣询问日食所反映出的政事得失的朝会上，蒋济提出了自己对曹爽集团这几位干将的强烈不满。蒋济上表称：
过去大禹辅佐治国，禁止群臣结党营私；周公辅政期间，对于任用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也非常谨慎；齐景公询问灾情，晏婴回答要广布恩惠；鲁僖公询问灾异，臧孙表示应该缓减劳役。顺应天命，防止变故，其实质全在于人事。如今吴、蜀未灭，我军将士在外征战已有数十年时间，男女怨恨，百姓贫困。在这种局面下为国家制定法律制度的人必须具备命世之才，才能完善各项法律制度并将其流传于世，怎么能够让几个平庸的官吏擅自改动呢？那样做终究对治国毫无益处，反而会伤及广大的平民百姓。希望陛下能够让朝中的诸位文武大臣各司其职，以清廉公平作为表率，这样才能减少灾害、治理好国家。
不过，蒋济的警告并没有引起曹爽集团的重视，对于权力的争夺愈发激烈。在这种局面下，蒋济终于倒向了司马懿所代表的儒学世家集团。
说起蒋济与司马懿之间的交情，可谓由来已久。早在曹操时期，蒋济就曾经与司马懿同在丞相府任职，两人关系密切，并共同劝阻过曹操迁都的想法。蒋济担任中护军期间，又曾经与司马懿有过工作上的交流与沟通，双方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加深。这个故事出现在鱼豢所撰写的《魏略》中，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
在蒋济担任中护军时期，曹魏集团内部武官选举的行贿受贿现象就已经非常的严重，当时有“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的潜规则，而身为主管武官选举的蒋济自然也身在其列。有一次司马懿有意无意地向蒋济问起这样的潜规则，蒋济则毫无掩饰地向司马懿表示，这就像在京城洛阳做买卖一样，少一分钱也不行。听到蒋济的表态之后，司马懿也毫不吃惊，两人相对大笑。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事实，此时蒋济与司马懿的关系已经是不同寻常，要不然如此隐秘之事司马懿不会无缘无故地问起，蒋济也不可能毫不掩饰地承认。或许也正是因为两人之间早年良好的私人感情以及对于曹爽专权的强烈抵触，使得蒋济在曹爽与司马懿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并在后来发生的高平陵事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嘉平元年（公元249年）正月，曹芳拜祭魏明帝曹睿的陵墓——高平陵，大将军曹爽及其弟曹羲、曹训等曹爽集团的主要干将随行。这时候司马懿趁机发动政变，以太后的名义罢黜曹爽。曹爽的智囊桓范借机逃出洛阳，将司马懿发动政变的消息通知曹爽，要求曹爽立即和皇帝曹芳一起赶赴许昌并发布檄文征讨司马懿。听说桓范逃走的消息之后，司马懿心里有些担心，而蒋济却大胆预言，就算桓范为人足智多谋，能够提出最佳的方案，但俗话说“驽马恋栈豆”，曹爽此人贪图眼前的利禄，一定不会采纳桓范的计策的。为了麻痹曹爽，蒋济又派人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去见曹爽，让曹爽认清形势，尽快缴械投降。
在司马懿、蒋济等人的强大政治、军事和心理压力面前，曹爽最终停止抵抗，不久之后便被司马懿以谋反的罪名处决，一场原本胜负难料的政变就这样以司马懿的全胜而顺利结束了，从此曹魏政权落入了司马懿的手中，这也为日后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高平陵事件结束之后，为了表彰蒋济发挥的重要作用，蒋济被晋封为都乡侯，增邑七百，不久之后蒋济便病故了。
作为一名出色的战略家，蒋济对于战争的发展和走向都做出过极其准确的预判，为曹魏帝国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曹魏集团的四朝元老，蒋济更多的是在提醒曹魏的帝王们要用人唯贤，极力加强政权建设。而当曹魏帝国逐渐走向衰落之时，蒋济又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果断地投向了司马懿集团，并在高平陵事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蒋济不愧为审时度势的杰出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