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四月，孙策在一次狩猎时被许贡的门客伏击，身负重伤，于同年八月病逝，终年二十六岁。这个消息不仅让张纮感到非常震惊，同时也引发了曹操集团与东吴集团的一场政治危机。此时曹操打算利用孙策新亡、东吴集团群龙无首的时机，出兵征讨江东。曹操的这个想法也得到了曹魏集团内部部分士人的响应，甚至已经在许县成为人们公开谈论的一个话题，就连张纮这位东吴集团的使者都听到了风声。对此，张纮立即求见曹操，向曹操当面阐明了当前的形势和自己的看法。
张纮认为，趁人之危去发动征讨，完全违背道义。万一征讨不成，双方就将成为世代的仇敌，以前东吴集团与曹操集团所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也将毁于一旦。张纮向曹操建议，不如利用这个时机主动向东吴集团的继任者孙权表达哀悼之意，同时加深与东吴集团的良好关系。
以当年曹操集团的情况来看，曹操正忙于应付与袁绍集团之间展开的官渡之战，无暇以主力进攻江东，如果进攻江东，也只能利用徐州地区的有限兵力，如果战事不顺，即将面临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在张纮的规劝下，曹操也很快便明白了与东吴集团交恶将带来的严重后果，于是顺水推舟，采纳了张纮的建议，加封孙权为讨虏将军兼会稽太守。为了引诱年轻的孙权归顺自己，曹操又自以为是地想出了一条计策，加封张纮为会稽东部都尉，并派张纮回到江东，让张纮劝说孙权放弃割据江东而投入自己的阵营。
不过，曹操的这个如意算盘显然是打错了。在曹操的想象当中，他认为经过自己一年多对张纮的厚待和利诱，张纮已经放弃了效忠东吴集团的念头转而投奔自己，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此时的张纮依然是不改初衷，一心想着回到江东，继续效力东吴集团。曹操的这个如意算盘不但没能成功，反而让张纮如愿以偿地回到了已经阔别一年多的江东地区。
张纮回到江东之际，正值东吴集团面临危机之时。孙权继位之初，江东的政治形势异常严峻，前文已经说过，不但外患不断，还有内忧。
对此，孙权的母亲吴氏经常用一些鼓励、赞扬的话语激励孙权的部下极力辅佐孙权。对于吴氏此举所包含的深意，张纮自然是了然于胸，为了配合吴氏，张纮也常常修书公开感谢吴氏对于江东群臣的激励，并表示将时刻思索自己的言行以做好辅佐新主孙权的工作。张纮的这个举动无疑也对稳定江东群臣的人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为了树立孙氏家族统治江东的合法性，张纮还经常在起草表章文书的过程中，有意加入孙氏父子历史功绩的介绍，并将其作为这类文章的重点进行描绘。张纮的这些举措不仅在外交场合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对于江东的民众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连东吴集团的继任者孙权看到这些表章之后都非常感动，认为张纮此举也让自己对父兄的历史地位感到非常自豪。
对于张纮这位东吴集团草创时期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的有功之臣，孙权非常尊重。孙权执政早期，对于满朝文武的称呼都是直呼其字，唯独对于张昭和张纮这两位重臣另眼相看，他尊称张昭为张公，称张纮为东部。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东吴集团内部却出现了质疑之声。有大臣认为张纮在出使许昌期间受到了曹操的重用，并以此推测张纮的志向并不在东吴集团，而是在内心深处向着曹操集团。孙权对此毫不在意，仍然依照东汉朝廷对张纮的任命，派遣张纮前往会稽郡担任东部都尉一职。
到了需要孙权外出征战的时候，孙权便将张纮招至东吴集团的首府吴郡居中镇守，担负其当年与孙策时期一样的在幕后运筹帷幄的任务，这也说明了孙权对于张纮的高度信任。
孙权主政之后，东吴集团的发展战略较之于孙策时期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以鲁肃为首的新兴力量逐渐成长，成为孙权幕府的核心势力。
鲁肃还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向孙权提出了着名的“榻上对”，对孙策时期由张纮制定的发展战略进行了进一步的延伸和完善，并改变了张纮所倡导的坚持成为汉朝廷的支持者而转为据守江东割据称雄。在这种战略思路下，孙权于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开始对盘踞江夏的荆州刘表割据势力的主要将领黄祖展开进攻。为了保证大军主力云集江夏之时内部的稳定，孙权安排张纮留守吴郡主持后方事务并遥领会稽郡东部都尉一职。战后孙权认为张纮在留守吴郡期间成绩突出，打算论功行赏，提升张纮的职位。但张纮却坚持认为自己并没有取得多大的功业，有愧于孙权的封赏，到最后孙权也只能尊重张纮的意愿。
面对东吴集团鲁肃等新人的横空出世，张纮这位看惯事态变迁的名士显得非常镇定。他既不像另外的一位重臣张昭那样对于鲁肃等新人采取抵制的态度，也没有在孙权这位年轻的东吴集团领袖面前摆出自己一副老臣的架势，而是非常淡定地注视着东吴集团的下一步发展，当孙权与自己产生意见分歧的时候，也只是非常委婉、隐晦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对孙权进行规劝，他的这种做法较之张昭显然要高明了很多。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已经统一中原地区的曹操开始征讨荆州，并在短短的数月时间内基本控制了荆州全境，之后曹操又派人向孙权送来了一封充满威胁、恫吓的信件，打算兵不血刃实现收服东吴的战略目的。面对曹操咄咄逼人的态势，东吴集团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以张昭等人为首的一干谋臣极力鼓动孙权放弃与刘备的合作随顺曹操，而以鲁肃为首的另一派则力主与曹操展开战略决战以保全东吴集团的地位。在这个决定东吴集团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张纮这位曾经为东吴集团立下大功的谋士是什么态度呢？这一点成为一个千古之谜，因为在当时的史料中居然无法找到张纮态度的明确记载。但是从后来孙权对于内部职位调整上可以进行一个猜测。就在鲁肃等主战派获得了孙权的支持与曹操展开赤壁大战并取得大胜之后，孙权对于张昭的职位进行了重大调整，将其自孙策时代就担任的长史一职撤掉了，代之以张纮为长史。长史这个职位，虽然级别不高，但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可以说是孙权幕府中最为重要也是最有权力的关键职位，是孙权最为主要的助手。张昭就是因为在赤壁之战中主降而被孙权剥夺了职位，说明孙权对其在战前的言论和行径非常不满。如果当时张纮也是以主降派的身份对孙权进行游说的话，孙权不太可能将这个重要职位授予张纮，因此可以初步断定，对于是否与曹操集团展开战略决战这个原则性问题，张纮的立场与孙权是基本一致的，因此，他才有机会在战后代替张昭接任了长史一职。
对于张纮而言，重新进入东吴集团的核心阶层自然是一件开心的事情。而他也不顾自己已经五十六岁的高龄，积极投身于东吴集团的发展、壮大之中，并为此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赤壁之战以后，东吴集团将其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与曹操争夺淮南地区的控制权上，因此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年底赤壁之战结束之后不久，孙权便亲自披挂上阵，出兵淮南重镇合肥，而此时身为长史的张纮也老骥伏枥，随同孙权一起来到了合肥前线。
战事的进展一开始对东吴集团比较有利，吴军迅速形成了对合肥的合围之势，而此时的合肥仅有张辽、李典等人率领的少数曹魏士兵驻守，兵力悬殊，只能进行殊死抵抗，战事陷入胶着状态。此时，张纮察觉到吴军在战术布置上出现了重大失误，便立即向孙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张纮认为，自古围城之战都会故意地网开一面，以造成守敌的困惑并引诱其产生突围的错误念头，这样就可以动摇敌军的士气和战斗力。
如今吴军兵临城下并将整个合肥城围得水泄不通，同时又不分昼夜地进行攻城，守敌一见根本没有突围的可能，只能孤注一掷、负隅顽抗，这样的城池是最难攻破的。张纮认为正确的做法是故意减缓对城池的进攻，让守敌产生可以伺机突围的错觉，这样才能够利用敌军的动摇一举拿下合肥。
张纮的这个建议，可谓是兵法上所说的“围师必阙”这一常用战法的具体体现，这种战例在汉末之前已经多次出现并被证明是进行城池攻坚战中进攻方取得胜利的主要手段之一。二十多年前汉末名将朱俊在围剿盘踞宛城的黄巾军将领韩忠时也采用了这一战法。当时的情况与如今合肥非常相似。朱俊也是一开始如现在的孙权一样将宛城重重围困并展开猛攻，但无法攻破城池，之后朱俊采用了“围师必阙”这个战法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如今张纮所提出的这个战法，也正是夺取合肥的最佳方案。
张纮的提议却遭到了一些将领们的反对，这也使得孙权犹豫不决，战机也就在孙权的忧虑中稍纵即逝。不久，扬州别驾蒋济使用疑兵之计，谎称将军张喜的数万援军正赶往合肥，这也使得合肥守军士气高涨，吴军的进攻难度大大增加。后来曹魏的援军赶到，在合肥城下主动向孙权挑战。孙权眼看战机已失，急躁之心顿起，竟然打算效仿当年自己的哥哥孙策亲自率领精锐对敌军展开突袭。这时候张纮终于忍耐不住自己的不满，当面批评孙权轻率的决定。张纮告诉孙权：战争本身不但凶险，而且也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如今将军仰仗自己昂扬的斗志亲自出战而忽略敌军的强悍，这将会使得三军将士感到心寒。就算能够斩将夺旗，那也只是军中的一名偏将之类的低级将领所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不是将军这种全军主帅所应该做的事情。希望将军能够抑制住一般将领心中所固有的匹夫之勇而胸怀自古霸主们的谋略，不要做出亲自上阵厮杀这样的莽撞行为。在张纮的劝阻下，孙权终于打消了一时的冲动，面对现实作出了撤军的决定。
第二年，孙刘联军在江陵一线与曹操集团的争夺愈发激烈，曹操集团在荆州地区重要的战略据点江陵陷入孙刘联军的重重围困。为缓解江陵之围，曹操不得不多次从外调集兵力进行增援，合肥一带的防御力量较为薄弱。这时候孙权又打起了进攻合肥的念头。张纮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再一次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此时进攻合肥并不是最佳时机。张纮认为：自古以来的英明之主都是依靠文治和武功享誉天下，目前尽管东吴集团在赤壁之战及江陵争夺战中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的施展武力，最关键的在于适时而动。按照目前东吴集团的现状，应该暂时停止对合肥地区的攻势，积极开展农耕养殖，繁荣经济，同时任用贤德之士并推行宽松的政策广施恩惠，加强内政建设。等到东吴集团的国力进一步增强之后再顺应天命进行征讨，这样就可以不劳师动众而平定天下。
从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张纮的意见是非常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的。
尽管曹操集团在赤壁之战中大败而回，损失惨重，又在江陵一线遭受孙刘联军的联合打击，但其雄厚的实力仍然不容小觑。淮南地区是曹操拱卫中原的重要屏障，而合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节点，也正因为如此，在之后进行的淮南争夺战中，曹操始终没有放弃对合肥地区的防御，并利用合肥作为依托，向进犯的东吴集团进行反击，使得东吴集团在对淮南的争夺中徒劳无功。对于东吴集团而言，赤壁之战的大胜虽然稳固了长江防线，但自身遭受的损失也不小，这个时候加强内政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在认真听取了张纮的意见之后，孙权接受了张纮的意见，暂缓对合肥地区的进攻，将重点放在稳固长江防线、积极发展经济建设上。同年年底，曹操在荆州地区重要的战略支撑点江陵被孙刘联军拿下，荆州大部地区也从此易主，孙刘联军取得了江陵争夺战的最后胜利，进一步稳固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面对赤壁之战后汉末局势出现的新变化，张纮于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又向孙权提出建议，认为孙权应该定都秣陵，将东吴集团的政治、军事中心迁至长江下游地区，这个建议也是赤壁之战后东吴集团战略调整的重要一环。赤壁之战之后，东吴集团的发展重点从荆州一线转移至长江下游，在巩固长江下游防线的基础上加紧与曹操在淮南地区的争夺。
因此这个建议不但得到了孙权的首肯，也得到了来自刘备集团的支持，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张纮这位年近六十的老臣对于天下大势的准确把握。
孙权迁都秣陵后不久，在该地兴建石头城，第二年又修筑濡须坞，并将秣陵改为建业，使其成为东吴集团在长江下游地区的战略重地。就在这之后不久，孙权让张纮赶回吴郡迎接其家小迁往建业。不料张纮在回家的途中意外染病去世，终年六十岁。
临终前，张纮还念念不忘东吴集团的发展大计，写了最后一封给孙权的信并让儿子张靖转呈孙权。在信中，张纮认为自古以来的君主都是希望实行德政以达到国运昌盛这一目的的，但是从古至今却很少有君主最终实现了这一宏伟的目标。其原因并不是没有贤良的大臣辅佐，而是由于君主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不善于听取群臣的意见所导致的。大多数人的弱点在于畏难趋易，喜欢与自己一致的意见而讨厌不同的观点，这就与治国之道完全相反。古书有言“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就是说学好是非常不容易的。只有领悟了这个道理，懂得了治国之道，才能做到求贤若渴、受谏不厌，国运才能保持长盛不衰。
张纮的这封遗书饱含了他对孙权的殷切期望，可谓字字真情，难怪当孙权看完这封信后，也不禁流下了眼泪。
作为汉末三国时期东吴集团的谋士，张纮对于孙吴政权草创、建立、巩固都起到关键作用。正是他的“广陵对”，确定了东吴集团早期的发展战略，也正是因为他的不懈努力，新兴的东吴集团才能在汉末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得以生存和发展。东吴集团在经赤壁之战大胜的情况下，张纮也不失时机地向孙权提出中肯的建议，让东吴集团的发展保持一个正确的轨道。
张纮也是促进汉末南北文化交流与沟通的重要人物。在他出使许昌期间，与孔融、陈琳等中原文人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保持了长期的书信往来。张纮本人还是一位着名的文学家，文采飞扬，声名卓着，连陈琳这样的才子也甘拜下风，认为自己和张纮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
另外张纮还精于书法，对小篆、楷书都有很深的造诣，深得名士孔融的钦佩。
总之，在早期东吴集团的谋士群体中，张纮可谓独树一帜，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还是一位着名的文学家，可惜其作品已佚，否则如今的我们不但能从史料中缅怀这位战略家的深谋远虑，同时还能瞻仰其墨宝并从中领略张纮这位一代名士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