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亲子家教父母课:我国传统家庭教育经典译注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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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颜之推颜氏家训[北齐](2)

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着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此则皆勤学守行者所能办也。人性有长短,岂责具美于六途哉?但当皆晓指趣,能守一职,便无愧耳。

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a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

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b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

……古人欲知稼穑之艰难,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种之、薅c锄之、刈d获之、载积之、打拂之、簸扬之,凡几涉手而入仓廪,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e哉!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童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耙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

《颜氏家训》

注释

a品藻:品评人物高下。品藻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化现象,人物品藻始自东汉,到了魏晋时代,人物品藻在士大夫中蔚为风气,对当时的文学艺术等影响很大。

b战陈:即战阵。陈,通“阵”。

c薅(h`o):拔除。

d刈(y#):割。

e末业:古代指手工业、商业。与称为“本业”的农业相对。

译文

有德君子处于世上,贵在能有益于外物,不只是高谈阔论,弹琴读书显示风雅,浪费国家的薪水和职位。国家任用人才,主要不过六类:

第一是朝廷之臣,看重他们能通晓治国之本,满腹经纶,广博而典雅;第二是起草文件和修撰国史的文官,看重他们能阐明陈说国家的基本典章制度,不忘历史;第三是军旅之臣,看重他们能决断、有谋略,强悍能干办事能力强;第四是保卫中央的地方藩臣,看重他们对于地方风俗明白练达,清白爱民;第五是出使外交以及奉命巡视地方的官员,看重他们能随机应变,有体有节地完成君主交办的事务;第六是负责工程营造的官员,看重他们规划工程节约用度,谋划有术。这些就都是勤奋学习坚守品行的人所能做到的。人各有所长,怎么能要求一个人在这六方面都精通啊?只要都知道大概主旨,能把一项工作干好,就无愧了。

我看世上文学之士,品评古今,了如指掌,到有试用具体任务了,大多什么都胜任不了。生活在太平世界,不知道防备丧乱的祸患;在朝中做官,不知道可能随时突发战事;保有俸禄的资助,不知道有耕稼之苦;在小吏和百姓头上发号施令,不知道人民常常被派遣到劳役任务;因此,难以适应世事变化,治理国家事务。

……古人都要知道种庄稼的艰难,这是所以向来以粮为贵,以农为本的道理。食物是老百姓的天,百姓没有食物就无法生存。三天不吃东西,父子都不能相互养活。耕种、薅苗除草、收割、车载回去堆积,打拂脱粒,簸扬掉糠秕和灰土,一共要多少次经手才能把粮食收到仓库中啊,怎么能轻视农业而以经商为贵呢!南朝的官员,因东晋在江南建国复兴的缘故,向南渡过长江,最后寄居于外地,到现在已经八九代人没有耕种,都凭借俸禄薪水吃饭。即使有田地的,都听凭家里仆人去干,连亲眼看到起一耙土、耘一棵苗都不曾有过,不知道几月该播种,几月该收获,怎么能认清世间其他事务呢!因此,做官做不明白,管家管不利索,都是悠闲所导致的过错。

评析

颜之推所生活的时代,正是社会剧烈动荡,分裂割据的时代,一般士大夫往往自取华荣,不存国计。加之当时佛教盛行,玄(道)教成风,传统的儒家伦理纲常受到冲击。一生“三为亡国之人”、曾为“四朝元老”

的颜之推,从耳闻目睹和饱经忧患中找出一条安身立命的经验--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求之于自身;只好以“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为目的,论立身治家之法,辨证时俗之谬,作《颜氏家训》20篇,以训诫子孙。

望子成龙,盼女成凤,是做父母的一般心理。但是人中龙凤的培养与教育,除了社会、学校的强制措施外,家庭教育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为子女的成长,花去多少精力,投入多少财力,而往往得到的则是他们不愿意接受的事实:子不孝,女不贤,成为他们根本无法摆脱的心理障碍与精神负担。这就是“教子”篇所阐述道理的现实价值所在。

“教子”篇的重心在于子女教育的方法与原则。从方法上说,一是教子须及时。除了胎教外,当孩子长到一定年纪,开始“识人颜色,知人喜怒”,即懂事时,便进行有计划的正面教育;二是教子须不懈。要循序渐进。忌一曝十寒,时断时续,又戒毫无目的、缺乏变化的死板教育。因此,教育子女的过程,也是父母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过程。三是教子须刚忍。这是针对体罚鞭挞而言。作者认为,仅仅“诃怒”颜色、责骂训斥是不够的,有节制的体罚鞭挞往往能起到明显的效果。作者用治病说明此举不得已而为之的道理与苦衷。这在现代教育是不提倡的。

但现实也告诉我们,世上没有从不打骂孩子的父母。关键要知权变,掌握尺度。四是教子须循礼。即要按规范培养子女的胸襟性情、志向抱负,不以自己的好恶喜厌来左右、铸造子女的未来。

“教子”篇为天下父母教育下一代提示了一个原则:爱、严并重,恩、威兼施。爱之深才能教之严,爱是基础,严是手段。既防止溺爱过度,又不以虎狼之心待子。同时还要注意形象,把握“严”与“狎”、“爱”与“简”的分寸。

经世济民、建功立业是古代文人所崇尚的政治理想。满腹经纶、才华横溢是传统人才观对初涉仕途的士君子的外在评价与要求。然而,“涉务”篇告诉我们:才情学识与“应世经务”之间并非先天的统一,它们往往构成一种矛盾。这种矛盾的负面造成一批被誉为文学之士的文人不堪实用。当他们承担管理国家、统治人民的职务时,昏庸无能、目光短浅、无所作为、刚愎自用,便成为突出特色。这实际上是一种官场流行病。而作为官僚机器的中枢零配件,推动这部机器正常运转的那些助手,处世练达,晓习吏用,却又被目为有“小人之态”,舆论品评中对他们是蔑视的。这是封建社会人才培养中带普遍性的问题。

作者提出三条认为正确的人才标准:

一是“贵能有益于物”。“物”指的是世务、世情、事理。此处还特指了解世界、管理社会、把握生活某一方面的具体才能。所谓“国之用才,大较不过六事”,主要从管理国家所需要的人才说的。但是“具美于六途”的通才、全才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知人善用,让那些确实具备某一特长的人才去守一职,擅一事,发挥其作用,这是保证国家政治健康正常的重要措施。这对我们今天也有借鉴意义。

二是判断一个人的能力,不能光看他的书本知识。作者讽刺的那些“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的现象,就是很好例证。其实,在今天社会,我们也常常看到一些夸夸其谈、貌似精明而毫无动手能力的书呆子人物。

三是人才的培养必须从实际出发。艰苦的环境,生活的磨砺往往是促使人才成长的外在条件。在作者看来,倘若一个人志在侧身庙堂、经纬天下,却连何时耕种、何时收获这样简单操作都不愿为,不能为,那么,他的所有抱负与理想也只能是无法兑现的空想。如果子女不知人生艰难和生活之不易,稍遇挫折便无法承受,唯有抱怨和沮丧。要令其经风雨、见世面,熟悉社会、了解人生,培养其坚强的体魄、健康的心理和独立生活的能力,使之成为国家、民族的有用之才,这或许是阅读“涉务”篇所能得到的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