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显而易见，在这里荀子倡导的是身体力行的学习和实践精神。
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学习中成长进步，通过追求自我的目的而在勾画自己的人生轨迹。人生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我们应学会用心去享受生命的过程，用心去享受实践的过程，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坚持学习的基础上。所以，只有坚持学习，不断在生活中实践，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通过不断学习终于完成《史记》——司马迁
司马迁的祖上几代都做太史令，这个职位不是很显要，但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司马谈都以此为荣。为了使儿子早日成才，继承自己的职位，父亲在司马迁10岁的时候，就引导他学习当时的古文。
年纪稍长，司马迁便跟随当时着名的经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尚书》。后来，他又拜儒学大家董仲舒为师，在他的指点下研读《春秋》。虽然司马迁的父亲身居高位，但司马迁身上没有一点纨绔子弟的习气。他刻苦读书，努力钻研，谦虚谨慎，得到人们的好评。司马迁不愿意做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20岁时随褚太等人周游天下，开始了艰苦的游历生活。
一天，司马迁来到会稽，访问了大禹的遗迹。在那里，他一边看着大禹走过的山山水水，遥想当年大禹顶风冒雨指挥众人疏通河道、堵塞决口的情景；一边向当地的乡亲们了解大禹治水的传说。一位老人告诉他，大禹接受治水任务时心理压力很大，独自到南岳衡山，祭奠自己的父亲。他对着苍天大声呼喊：“苍天啊，你为什么不助我父亲治水成功！神灵呀，洪水何时能归大海！”他从衡山归来，沐浴斋戒，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苦苦思索父亲治水失败的原因，最后才想出用疏通河道治理洪水的办法。听着老人的叙述，司马迁感到史书上记载的大禹治水过于简略，而且只是突出他治水如何功高盖世，如何公而忘私，而忽视了他作为普通人的一面。
从会稽经过姑苏，司马迁来到淮阴，这里是淮阴侯韩信的故乡。他拜访了许多士卒和商贩，本想跟他们聊一聊大将军韩信率大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丰功伟绩，却听到了韩信年轻时的悲惨故事：当年的韩信寄人篱下，遭人白眼，还受过胯下之辱。司马迁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原来只知道韩信率大军数十万纵横天下，哪里会想到他还有如此令人心酸的经历？离开淮阴，他更加深刻地感到研究历史时实地考察的重要性。之后，他又走过许多地方。广泛的游历使司马迁的眼界空前开阔，学识也大有进步。
看着儿子不断成长进步，司马迁的父亲很高兴。公元前110年，司马谈病危。临终前，他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说：“我死之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令。做了太史令，不要忘记我想要写成一部通史的愿望。今汉朝兴盛，海内实现了大一统，上有贤明的君主，下有忠良的臣子。我身为太史令，却没有能秉笔直书，把他们记录下来，实在是一件憾事。你一定要替我完成这项伟大的事业！”父亲的嘱托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一位史学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知道即将接过的这副担子有多重。司马迁流着热泪，坚定地回答道：“儿子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但一定能完成您的愿望。”
父亲去世后，司马迁继承了太史令的职位，读了很多一般人见不到的书籍和重要史料。这对于一心想写一部通史巨着的司马迁来说太重要了。但是，整理这些书籍和资料的工作却非常复杂。当时的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章，连一个方便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在山堆似的竹简和绢书中找出线索，再去整理和考证。他几年如一日，埋头做这件异常枯燥和乏味的工作。
整理工作完成后，司马迁开始着手撰写伟大着作《史记》。不料，祸从天降。公元前99年，大将李陵进攻匈奴，被俘之后投降了匈奴。汉武帝知道后，非常恼火，他询问司马迁对此事的看法。司马迁客观地评价了李陵，说他一时兵败被俘，投降匈奴，日后还会寻找机会报答汉朝的。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为李陵辩护，将他打入大牢，定为死罪。
根据汉朝刑法，犯了死刑的人可以用巨额的钱财赎罪，或者接受腐刑。
但司马迁根本拿不出钱来赎罪，只能选择腐刑才能免死。当时，他的内心痛苦极了。但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他顽强地活了下来，并最终完成了不朽的通史巨着——《史记》。
从木匠到画家——齐白石
齐白石于1864年1月出生在湖南湘潭县南的一户贫穷人家。他的乳名叫“阿芝”，入学后才有了大名白石。因为家里太穷，他读了不到一年的私塾，就不得不辍学回家砍柴放牛。
15岁那年，齐白石开始学雕花木匠。他雕刻的器物、人物、花草，纹理细腻匀称，富有神韵。人们都非常喜欢他的作品，争着买来赏玩，并亲切地叫他“芝木匠”。芝木匠不仅雕花雕得出色，还兼着学习画画。27岁那年，齐白石拜胡沁园、陈可藩为师，正式开始学画。
刚开始学画的时候，齐白石白天还要干木匠活，集中地学画只能在晚上。但他尽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来画画和读有关的书籍。这时的齐白石仍然十分穷困。他做木匠活或者画画的时候，常常感到饿得受不了，可是又没有什么可吃的，只能以水充饥。晚上看书、画画得点灯，他哪里有钱买灯油呢？于是，他就到外边折一些松树枝，拿回来点燃照明。他觉得这样既省钱，又不耽误学习，简直是两全其美的事。
齐白石一心扑在艺术上，也不出门。他在40岁以前还没有离开过家乡。
当时，他主要以替人画像和刻印维持生计。这样，他有比较稳定和集中的时间来钻研艺术，但也使他在眼界上、学问上都受到很大的局限。后来，有好友鼓动他走出家乡，到别的地方游历，以开阔视野。齐白石最终下定决心出游。此后的数十年里，他“五出五归”，远游大江南北各地，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祖国的壮美山河和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齐白石尽收眼底。这个民间画师的胸襟空前开阔、丰富了起来，他的绘画境界因此提高了不少。
他常说，绘画是“寂寞之道”，要想在这个领域取得一些成就，必须耐得住寂寞。1920年，为了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脾气秉性、气质和修养的艺术道路，齐白石决定关起门来做学问。他向朋友们发誓说：“我画画多年，没有使自己满意。从现在起决定进行一场大的变革，但不想让别人知道，你们不要来打扰。就算是饿死在北京城，大家也不要可怜我。”从此，齐白石真的闭门谢客，一心钻研绘画的学问。一直到1929年，他用了10年的时间探索绘画的新路子，终于有所创见。他的画风大变，让人为之耳目一新。
齐白石年轻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对刻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一年，家乡来了一位自称篆刻名家的文人，求他刻印的人络绎不绝。齐白石听说后也拿了块石章去求刻名印。过了几天，他去取，那个人却把石章退还给他，说：“磨平了，再拿来刻印！”齐白石见石章已经非常平整，但听他这么说，只好又磨了磨再拿回去。可是，那个刻印人看都没看，随手又搁在一边。齐白石过了几天去问，那人仍然原物退还，叫他拿回去磨平。齐白石气得不得了，拿回石章，决心自己刻，当天夜里就用修脚刀刻成一块方印。
印刻得不好，但他不断向刻印名家请教这方面的手艺，并结合自己画画的技巧，慢慢地越刻越好。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学刻印时，刻完就磨掉，磨了又接着刻。磨成的粉末在书桌下面堆成堆，我就把书桌从东边移到西边，然后又移到其他的地方，最后整个书房到处是这种粉末。”
这段时间齐白石刻印3000多枚。可见，齐白石是穿越了作品的海洋才得以冲进艺术的圣殿。他常说：“我五天不刻印手就痒，一天不画画心就慌。”
齐白石不仅肯下苦工夫练习，而且用心思考。一次，老舍以“蛙声十里出山泉”的诗句为题，请齐白石画画。这需要以无声的笔墨来表现有声的诗文，很不容易，齐老先生一时也犯了难。他足足思素了三天，最后在“泉”
字上找到了突破口。他一反常态地在画面上没有画一只青蛙，而是在峡谷间的流泉中点缀了几只活泼可爱的小蝌蚪。原来，齐白石是以蝌蚪离开水源，让人联想到青蛙和它们的叫声，从而营造出蛙声随水声由远而近的意境。
《蛙声十里出山泉》是老先生用心创作的不朽杰作。
坚持学习，最终为中国农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竺可桢
竺可桢出生在浙江绍兴东关镇的一个粮商家庭。
他小时候天资不错，勤奋好学，2岁就能认字，4岁时能认2000个字。6岁那年，父亲请章镜臣先生做他的私塾老师。章先生学问极高，而且以严厉着称。但他从没有对竺可桢发过火，因为小可桢对自己的要求比老师的要求还要高，总是主动完成更多的功课。他练习写作文时，往往是写了一遍，觉得不够好又重写一遍，直到自己满意了才停笔。
小可桢学习太用功了，读起书来就忘记时间。母亲怕他累坏了身子，经常用陪学的办法使他早点休息。一天晚上，当他准备上床睡觉时，外面院子里的大公鸡已经开始“喔、喔”地叫了。天快亮了，他不想让母亲一直陪自己，因为母亲白天干活，晚上还得陪自己读书实在太辛苦了。竺可桢便草草地把书桌收拾了一下，和衣睡下。可是，等母亲睡熟了，他又轻轻地爬起来，背诵昨天老师教的国语课文。天长日久，竺可桢积累了愈来愈丰富的知识。上课时，老师提出的问题，他总能对答如流。
他不满足于已有的学习成果，而是热衷思考各种问题。他的家乡雨水较多，屋檐上总是滴水，落在下面的石板上发出“滴答！滴答！”的悦耳响声。下雨天，出不去。竺可桢就爱站在一旁数那滴答作响的水滴，数着数着，他像发现了奇迹一般，眼睛出神地盯住石板。他心里纳闷：这些原本很光滑的石板上怎么会有一个一个的小水坑呀，而且水滴正好滴在小坑里。再看旁边的几块石板，也都有同样的情况。他赶忙跑去请教父亲。看着儿子惊讶的样子和求知的眼神，父亲的脸上浮现出慈祥的笑容。
他听完了儿子的陈述，耐心地向他解释说：“小熊（竺可桢的小名）啊，这就叫作‘水滴石穿’呀！”竺可桢迫不及待地打断父亲的话：“柔软的水滴怎么能弄穿坚硬的石头呢？”父亲语重心长地说：“别看一滴一滴的雨水没有什么棱角，很柔软，但是，天长日久，坚硬的石板就被滴出小坑了。读书、学习，办其他的事情，都是这个道理，只要你能持之以恒，就会有所成就。”竺可桢把这件事深深地记在心里。从此，“水滴石穿”成了他的座右铭。他一直用这句话激励自己，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
1905年，竺可桢从章老先生那里出徒，考入上海的澄衷学堂。在澄衷学堂期间，竺可桢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加倍地努力学习，每门功课都很优秀。由于过度劳累，他的身体瘦弱不堪，而且经常得病。同班同学胡适讥笑说他顶多活20岁。这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竺可桢把它记在心里。从那以后，他坚持锻炼身体，风雨无阻，从不间断。这样，他的身体一直很健康，为日后从事科学事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20年，竺可桢受聘担任南京高师地学教授，次年，学校改称东南大学，在竺可桢主持下，建立了地学系，下设地理、气象、地质、矿物4个专业，并亲任系主任。这是我国高校建立地学系之始。
在东南大学任教期间，竺可桢积极筹建农场气象测候所。1922年，他主持购买了各种仪器设备，定期观测温度、湿度、气压、雨量、日照等项目，逐月发行南京气候报告。这是我国自建和创办气象事业的起点和标志。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同时兼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职务。作为新中国地学界的组织者和教育家，竺可桢倡导建立了许多新的研究机构，并培养了大批学术骨干力量。强调地理学一定要摆脱单纯描述，应用最新的科学成果和仪器设备，进行定位观测，建立实验室，采用现代化的工作方法，综合运用生物、物理、化学、数学等基础科学方面最新的理论来进行研究论证。
从1950年起，竺可桢开始着手研究物候学，于1963年出版《物候学》一书，为中国农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晚年，他又发表了集其毕生研究成果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引起世界轰动。1974年2月7日，竺可桢病逝于北京，享年83岁。
挑战歌德巴赫猜想——陈景润
陈景润于1933年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一位邮政工人，陈景润在众多的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1945年，陈景润随家迁居福州，并进了英华中学。陈景润从小性格内向，只知道啃书本，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书呆子”。陈景润从小就对数学情有独钟，喜欢钻研，刚好这时候学校来了一位着名科学家沈元教授，他在一堂数学课中，讲了17世纪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提出的一个猜想。他还打了个形象的比喻，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而哥德巴赫猜想就是数学皇冠上的明珠。他的这堂课深深刻在陈景润的脑海里，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摘取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1950年，陈景润高中尚未毕业，就以同等学力考入厦门大学。1953年，陈景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一所名牌中学任教。由于他不善言辞，个性也不适宜教书，压力很大，人也病倒了。当时该中学领导在一次会议上碰上来北京的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向他抱怨陈景润不行。王亚南了解陈景润的个性和价值所在，于是把他调回厦门大学担任学校图书馆管理员。陈景润回到厦门大学，病也开始好转了。他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如饥似渴地研读了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和《数论导引》。他要努力研究，做出成绩来，才不辜负信任和爱护他的人。
功夫不负苦心人，陈景润终于写出了第一篇数学论文《关于塔利问题》，并把它寄到中科院数学所。他希望自己的数学才能能得到当时着名数学家华罗庚的认可，像当年华罗庚被熊庆来赏识一样。果然，华罗庚盛情邀请陈景润参加1956年全国数学论文宣读大会。1956年底，华罗庚把他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担任实习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