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真正受开明管理影响的人也应该是好丈夫（或好妻子）和好父亲（或好母亲），还应该是好公民。
——亚伯拉罕·马斯洛
大量数据表明，一个真正深爱自己孩子的母亲事实上可能用任何方式对待孩子，可以打骂、斥责等等，而孩子却成长得很好。似乎重要的是爱的基本态度，而不是具体的行为。至少有关这种关系的所有数据都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行为不是非常恰当的性格标志，也不是理解人格和态度的恰当标志。任何把行为当成斗篷，像演员那样披在身上的人都会发现，这是根本不起作用的。不管怎样，人们能够有意或无意地发现一个人是在演戏，并通常感受不到他通过其行为试图传递的态度。所以，我们可能遇到同样的难题，听过各种课程、读过各种书籍、受过各种培训、接受论据、愿意像一个优秀的主管那样真正表现的主管，如果他没有深刻理解民主、父母之情、充满深情等等，或许并不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这提出了深刻的关于存在的问题，即是某物与想是某物之间的差别问题。在此我们碰到似是而非的矛盾说法，即在坏事物和好事物之间必有过渡。如果一个小偷意识到他是贼的事实，他想做一个诚实的人，除了有意识地努力不做贼和有意识地努力做诚实的人，他没有其他办法。努力做一个诚实的人是自我意识、人为之物，而不是自发的，不是自然的，也许看起来还有些虚伪。这与自发的诚实有很大区别，后者是深刻的性格态度的表露。还有别的办法吗？除了努力，没有其他办法能把窃贼一下子变成诚实的人。
组织的情形也是如此。要将专制的主管变成民主的主管，除了通过有意识地、人为地、自愿地努力做一个民主的主管的转变步骤，没有其他办法。在努力做一个民主的主管的这个人显然与一个自发的民主的主管是不一样的。我们涉及到了所有各种哲学论据，最好谨慎行事。人们容易看不起“努力”状态，因为它不是完全自发的，因此它可能会遭到拒绝，这个拒绝的人没有意识到，除了通过前述的步骤自发地、强烈地努力去做想做的人之外，没有其他可能性。
上述观点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这么说的：一个人也许会说，我们必须努力做一个特殊的人，有特殊的人格、特殊的性格、特殊的灵魂，而不是努力表现出直接的、特殊的行为。如果我们谈论塑造特殊的人格，我们马上就进入了容易观察的成长理论、人格理论、精神疗法理论等心理学领域，还有弗洛伊德的理论，因为我们必须谈论无意识，谈论行为的各种决定因素，而这些人们是意识不到的。一般来说，这些无意识的行为决定因素不能直接发挥影响，我们必须彻底革新人格，塑造完全不同的人。（因此用“行为科学”一词描述这个科学领域并不合适。）
对人的强调以及对作为深层人格副产品的行为的强调，是引导我研究的原因之一。我发觉，开明管理和开明监督的测定不仅必须要包括工厂的行为，不仅必须包括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还必须包括前面提到的这些副产品。因此，我认为一个非常实际的检测就是在开明的企业里工人们做什么、何时回社区回家。例如，我期望如果管理政策真的在促进成长，真的在产生良好的人格，这些人在他们的社区会有更多的善举，更乐意助人，更无私和利他，对不公正更义愤填膺，更愿意为他们认为是真理和善的事业而奋斗，等等。这些完全能够测量，至少在理论上。
此外，收集家庭行为的变化应该是可能的。一般来说，真正受开明管理影响的人应该是好丈夫和好父亲，还应该是好公民。因此，直接的测定技术应该是，不仅与他谈话，也要与他的妻子、与他的孩子谈话。在这里我想起了迪克·乔纳斯（Djck Jones）的研究，他在一所高中尝试精神疗法教学一年，然后检查他教过的女生中种族歧视减少的情况，以测试他计划的有效性。他发现种族歧视减少了，甚至在整整一年中没有人提到过这个话题，这就是我说的测量副产品而不是直接测量行为本身的意思。毕竟，对于消极的人或精明的人而言，要模仿任何行为或装装样子真是太容易了，这对他们保住饭碗或在任何特定情形下领先于别人都是必要的。他们也许表现得像管理人员希望他们的样子，但他们的思想却完全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