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收来自整个小组其他人的反馈的过程中，一个人可以了解到自己如何影响他们，自己对他们有什么影响，他们如何看自己，等等。
——亚伯拉罕·马斯洛
我有许多感想，事实上它们乱成一团麻，我需要时间静下心来梳理它们。但是，在它们消失之前我要记下其中的一些感想。
查尔斯·弗格森（charles Ferguson）发表在《加州管理评论》（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上的那篇文章，使某些感想不那么强烈了。事实上，弗格森强调小组没有结构这一事实使我原本模糊的思想清晰了许多。一旦将这些小组——它们的结果和现象——与罗夏测试和其他投射与无结构测试进行比较，我就开始看到心理分析情形的无结构与小组中的无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了。显然，这也与道家学说的无为而治哲学有关——让事物顺其自然，以其固有的方式发展。
这也使人想起了卡尔·罗杰斯的非指示性也与此相似。现在，我再次明白了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来的。所有这些相似的理论马上使我对T－小组的理解更容易了。我可以用我的人生其他六个阶段的理论知识来整合这些理论，我建议这个领域的其他学者也来做这件事，他们似乎忽略了非结构动力学已经在其他六个领域发挥作用这一事实。
现在，我还有一个想法：我想起了马克思·沃特默（Max wenheimer）关于无结构谈话中的思想，想起了这个概念在谢里夫的实验和阿什的实验和著作中多么有用——这又是一个相似的理论。
将所有这些相似的理论综合起来可以看出，阻止结构化是多么有力。我的第一个想法来自我的《动机与人格》中的“精神疗法”一章，其中，我比较了精神分析中的自由联想与采用罗夏测试无结构墨迹的效果，主要观点是在有结构的、有组织的和法治的世界，我们往往使自己适应之。我们往往会做个乖孩子，对恶作剧假表同意，避开正面冲击，使自己适合于社会结构。在布兰代斯心理学研究院，我学习了道家学说，发现缺乏结构和无为会提供最好的开放氛围，激发最深层的精神力量和自我实现倾向。但在该研究院我也发现，缺乏结构也使人的所有弱点公开化——缺乏能力、闭塞和抑制等等。也就是说，无结构情形往往不是建设就是破坏；许多结果要么好得令人惊奇，要么糟糕透顶。
接着我发现，许多在我们所说的情形中失败的人，在传统的研究生教育情形中或许是成功的。在后一种情形中，他们一门接一门地学习，一门接一门地累积学分，一门接一门地考试，生活在一个结构化的因而也是专制的世界里。在这样的情形下，生活是一步一步发展的事业。他们永远会被告知该干什么，而不需要采取任何主动性。我发现我们系的情形还不错——即使对不及格的学生，因为他们在25岁而不是45岁就知道他们实际上对心理学缺乏浓厚的兴趣，甚至他们根本就不是有献身精神的知识分子，过去他们还以为自己是呢。
就是这类事情在无结构小组里似乎也发生了。一直生活在总是有人告诉他该干什么的世界中的人——恕我直言，生活对他们是轻松的，他们还被告知下一步干什么，安排他们逐步发展——这个世界不让他们发现自己的弱点和失败，也不说起他们的优势。在“精神疗法”那一章，我最后以这样的表述结束：如果你要取消塑造行为的外部决定因素，行为就会被内部的和心理内部的决定因素所塑造。我想对这个目的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述，因此发现心理内部的决定因素的最好办法，就是取消外部决定因素，即外部的结构。这正好是罗夏测试和精神分析诊察台所发生的，我想它也正是我在阿罗海德湖看到的无结构小组中所发生的。以下是我对它的看法：
“这是了解心理世界和心理知识领域的入门课程。这是通过内部体验（而不是讲课或阅读）来完成的，（而且还有其他人的反馈，这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我们作为心灵的存在，因此也帮助我们以较少混乱的方式体验我们的内心世界）。这些向内的转变和这些对内部体验的意识在无结构情形下（按照弗洛伊德、罗夏、罗杰斯、陶（Tao）、无为等等的方式）是最好的阐明。”
我想起来了，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一个妇女嫁给了一个专制的丈夫，这种事情经常发生，特别是在父权制的社会里。40年来她们是“贤妻良母”，非常顺从，忙里忙外，做不得不做的事情——养育孩子，照料丈夫，等等。可是，意外发生了，丈夫突然死了，或这个妇女与他离婚了，或她离开了他。了解她的人突然发现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甚至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她的才能显露出来了，这是完全想不到的。例如，我曾认识的一个人，在她40岁时成为杰出的画家，以前她怀疑自己有这种才能，更不要说有什么创作冲动了。它就好像一个盖子被掀开了，好像遭排挤的人、隐匿起来的人、躲藏起来的人，第一次被允许露面。许多寡妇，特别是那些离婚的女人，一定会如释重负地松一口气，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惊和恐惧之后，她们感受到了怡人的自由，意识到了在过去几十年她们一直在压抑中生活，意识到了她们一直在克制自我、牺牲自我，总是将丈夫、孩子和家庭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她们自己的利益放在最后。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几乎就是一幅无结构小组如何起作用的视觉图像。结构化起到了一种盖子、一种抑制物、一种掩盖物的作用，将某物隐蔽起来。如果你让一个人跑东跑西，干这干那，那么他将永远没有时间坐下来，让深埋在内心深处的泉水涌到地面上来。
我开始要说的是，我旁听的第一小组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非常深刻，它是让我真正感到惊愕和惊诧的一个小组。这些人的言谈举止完全是无意识的和自由的，通常我会将他们与受过精神分析的人联系在一起，就是说，与那些至少进行过一两年精神分析的人联系在一起。这立刻使我的比较出现混乱，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我的方法，重新整理我对所有群体动力学理论的看法，对我一直认为是无价值的谈话、讲话、交谈的看法，发现它们过于乐观而非注重实际。看来到了必须重新整理我的思想的时候了。我总是假定，按照精神分析的观点，任何性格变化都要经过两三年的时间。我并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显然这种变化可以发生得非常快，在这种社会情形中快得多。我想这是我在这次经历中发生的最重要的认识改变。
我以前的思维方式还有一个重大变化，我想是来自强调人际、社会和群体的关系是心理、社会和人际行为的决定因素。现在，这种变化是在这种此时此地的情形下，通过发觉他的神经质倾向或他的初级心理过程倾向（而不是通过平和、真实、深刻地探究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产生的。精神分析学家们假定主要的行为决定因素埋藏在个人内心深处，即它是内心的，而不是社会的或人际的。这些小组里的人显示，我们最好更多地强调将当前的社会人际情形作为人际行为甚至自我觉醒的决定因素。
（现在我想说的是这样一件事：在接收来自整个小组其他人的反馈的过程中，一个人可以了解到自己如何影响他们，自己对他们有什么影响，他们如何看自己，等等，这也许有助于自我个性的发现，也就是帮助了解自己是一个顺从的人还是一个有支配欲的人，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还是一个心怀敌意的人，诸如此类。）
这正是我要表达的意思——发现一个人的自我，我是谁。这就是说，当前的社会情形是，决定因素更多强调行为，很少强调深层的精神因素，也很少强调无意识地存在于心灵深处的个体过去的历史。由于这些小组成员没有探索个人的历史，没有探索神经质态度的来源，就得到了这个结果，这本身就是一种证据，证明你不必探索到这种程度。
我想我们最终会得到的是有关各种疗法、各种自我改进、各种个性调查之间适当关系的某种更复杂的陈述或方程式，它开出的最好处方也许是从与T－小组共处两个星期开始，然后去接受一段时间的个体治疗，也许之后再回到T－小组，等等。无论如何，传统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虔诚的正统派必定会被这些各种结果所震惊，我甚至怀疑在这些T－小组里发生的某些事情，在个体精神分析中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生，不管经过多长时间。有些反馈我们可以从其他人那里得到，但就是不能从单一个人那里得到，即使他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或非指示性的。
我们不得不强调或无论如何都要彻底地全面考虑自知之明的全部任务中由其他人的反馈体现出来的某些任务。这些反馈的人首先对感知非常敏感，其次对自由表达完全是无意识的，这些人能够妥善地应对敌意，因此他们可以说些批评的话、干点损害的事而不会引起别人的自卫。我认为，谈论个性调查的所有人——惠利斯（Wheelis）、弗鲁姆、霍尼，等等——都没有强调这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其他许多人向我们反映的我们留给他们的印象，最终会使我们得到关于自己的非常清晰的图像，至少是我们的社会激励价值观念。
这使我想起，我向阿罗海德湖的一些人建议我这老一套的消遣想法，说是可以达到自我治疗、快速治疗的目的，就是谈论我们的照片，那是在我们干自己的事时，完全是趁我们不备时拍摄的照片，既有从背面拍摄的，也有从正面拍摄的。这些照片可以告诉我们许多关于自己的事情——不仅是我们的长相特征，不仅是我们的表面形象，不仅是面具，还有我们实际上是什么，我们的个性是什么，真实的自我是什么。当然，这样是做有危险的。我们最后可能会犯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Iivan）式的愚蠢错误——仅仅按照我们在许许多多的镜子中的映像定义自己。但我认为这种错误是很容易避免的，因为不管怎么说，那些个性强烈的人有足够的能力拒绝有关他自己的不真实的陈述，拒绝弗洛伊德式的投射，等等，尽管也有许多人认同他的学说。
也许这会成为一种实力测试，也许我们甚至可以教给别人，教会他们做这种练习，即有些像阿什@描述的情形或克拉奇菲尔德（Crutchfield）的实验。在后者的实验中，五六个对实验主题意见不一的助手向他撒谎说达成了一致意见。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形下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人最后都不相信他们自己的眼睛，我们难道就不能运用这种小组训练形式去教给人们相信他自己的眼睛，相信其他许多人的共同判断吗？
在我进行观察时，我的脑海里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对这整件事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训练感知的清白和行为的清白（89），可以把它称为诚实训练或自然训练。我的脑海中还有一个词组也许可以概括上述一切，就是亲密训练。给我的强烈印象是，人们经常尽力减少他们的防御、放松他们的警戒和取下他们的面具，因为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他们不用担心会受到伤害，并希望向其他人传递一个信号，反过来也要这样待人处事。此外，这还是一个消除其他人的疑虑的信号，“毕竟你的秘密看上去并没那么可怕嘛。”或“你以为自己是个呆头呆脑没有情趣的人呀？实际上你给人的印象是深沉、有趣、容易相处。”
记得我在参与一个小组的活动时，再次谈到了库尔特·勒温和沃尔特·托曼（Walter Toman）的看法。他们认为美国人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更加需要治疗专家，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去做密友——与欧洲人比起来，他们没有亲密的友谊，因此，实际上他们没有知心朋友可以互相吐露心事。我大体上同意这种看法。在治疗师的诊所、在这些T－小组中或在集体精神分析中发生的一切，实际上都是一种补救事实的模拟——你没有知心朋友说悄悄话，表达你内心的愿望、担心和希望，放下心头的包袱。库尔特·勒温很早以前就说过这样的话，他比较了美国人的性格结构和欧洲人的性格结构，我想其他人也说过这样的话。
依我个人印象它是正确的。例如，在我熟悉的其他两种文化中——墨西哥和印第安黑脚族，我羡慕他们亲密无间的友谊。无论什么时候任何人想到这个问题或问到这个问题，我知道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我并没有许多这类让我喜欢的朋友。当然，有许多获得友谊的方法，我有一些好朋友，我可以与之谈论我的一些生活，但无论如何，世界上没有什么人能够和我亲密到像我的心理分析师那样。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支付每小时20~25美元只是让他听我们讲话偶尔回答几句，因为我们有把自己的想法讲述出来的神圣特权，有与一个完全信任的人、不用防备他的人、不会伤害我们的人、不会利用我们弱点的人自由谈话的神圣特权。
我认为，如果从整体文化的角度来思考的话，我会延伸这个原则。那就是，这是自我公开的原则，是尽力诚实的原则，是尽力亲密的原则，是尽力学会敞开心扉的原则，为了了解这种感觉多么美好、效果多么显著，至少可以向熟识的人这么做。在我们放弃一些内疚的秘密——像有一条木腿、担心变成跛子、担心离婚等等——之后，多少担心会消失，多少恐惧会不见，我们能获得多少自由。当然，我想我会在这幅优心地图上添加上一笔，在有赞成和反对两种选择时，所有人都能自由地发表意见，感觉就像是在向他们的兄弟姐妹表达爱和责任。开明的人会非常自由地和毫不隐瞒地告诉所有人，特别是儿童，我很高兴你能这样做，或你干了一件非常漂亮的事，或那不是一件该干的事，或你让我感到伤心和失望，等等。
我记得这是布鲁德霍夫（Bruderhof）工作的原则。他们认为对每个人以诚相待是基督徒仁爱的一个方面，他们声称他们的社会没有神经官能症。这也是我从范·卡姆（Van Kaam）神父那里学到的，显然，以他的逻辑，彼此以诚相待是神父的责任，即使这会带来痛苦。因此，如果在他的教徒中有一个人是一个让人讨厌的教师，因为他不停地咕哝，那么，指出他的毛病才是尽兄弟般的责任。由于一个人没有足够的爱心和足够的勇气去冒伤害他和产生相反的不良结果的风险，让他继续不断地犯同样的错误，才是无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