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除了充分肯定了《红楼梦》的思想成就外，还对其艺术价值给予极高的评价。从他批注的《红楼梦》来看，他对这部小说的创作方法、人物塑造和语言运用都赞许有加。他在《红楼梦》第一回写的批语是：“此一大段是作者自道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第十七回写道；“大观园的建筑结构，非精于园庭工程者，不能写出，作者真是个多才多艺的伟大作家。”在第十九回写道：“此回是一篇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杰作。情切切段，是将两种人生观相互冲突的爱情，用花一样的语言，切切道出。宝玉与袭人的相爱，两方面都是诚恳的，但他们性格不同，思想有矛盾，无法统一。在袭人看宝玉，是‘性格异常，放荡弛纵，任性恣情’。而宝玉对袭人，也只能以‘坐八人轿’慰之。意绵绵段与前段相反，这里是将同一人生观相互结合的爱情，宝玉与黛玉的相爱，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建筑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是任何人不能相比的，故宝玉说：‘见了别人，就怪腻的。’他把黛玉比作‘真正的香玉’。而黛玉向宝玉说：‘真正你是我命中的妖魔星。’从袭人的口中，听到切切的箴（言？），故待之以八人大轿。
从黛玉的身上，闻到绵绵的幽香，故比之以优美的童话。”“用现实的场面，具体的情节，生活中非说不可的语言，把一个封建叛逆者的形像和性格，生动的渲染出来，自然的流露出来，这是作者现实主义最成功的范例。”这段批语通过分析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成就，深刻地揭示出《红楼梦》高超的艺术价值。
毛泽东在文章和谈话中经常引用《红楼梦》中的人物、故事和语言。如在1938年5月毛泽东给鲁迅艺术学院学员作报告时说：“《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
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也就是林黛玉、贾宝玉。但是，……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打仗。”他讲得幽默风趣，既形像地说明了“鲁艺”与社会的关系，也暗示出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重要意义。在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在《评战犯求和》中写道：“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是它的军队”，以此讽刺了国民党的假和谈，真反共。在“三反”运动时他用贾政做官的故事，告诫党政干部警惕被坏人包围。至于运用《红楼梦》中的人物语言来说明事理，更为多见。如他曾多次用王熙凤对刘姥姥说的“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大国的事情并非像人们想像得那样好办。他不止一次引用凤姐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来鼓励人们勇于向旧制度、旧观念挑战。他还用小红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来阐述事物相互转化的辩证法。
这些引用既肯定了《红楼梦》文学语言的质朴、自然、生动、传神的风格，又说明毛泽东对《红楼梦》了如指掌，融会贯通，能随机应变地将其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强化了语言的表达效果。
毛泽东读《红楼梦》从不同角度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
毛泽东为什么主张把《红楼梦》当历史读？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其一，《红楼梦》展现了封建社会形像的历史，反映了社会历史的进步要求。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生活的清朝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才出现了“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而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表现，主要反映在小说对封建制度对人的摧残不满意，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同情，对女性的尊重，以及对美好的向往与追求。毛泽东还在1961年和1962年提到《红楼梦》“是尊重女性的”，“写得有点希望”，这都说明这部小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进步要求。如果当时不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些“民主性”的意向也难以萌生。因此，认真阅读这部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既能了解封建社会的历史面貌，又能悟出《红楼梦》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其二，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衰败，展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红楼梦》以豪门贵族贾家为中心，形成了贾、史、王、薛“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四大家族，他们是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当时评价《红楼梦》的创作意义时说：“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充分说明贾府的衰败是中国封建社会日趋没落的缩影。对于贾府的败落，毛泽东认为《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那句“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是个关键。在贾府中一代又一代的男人都成了膏粱纨绔，像凤姐那样的女人“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就连贾母的权力也受到挑战，“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这不仅说明贾府鲜有为家族“运筹谋划者”，而且还反映出以贾母为中心的宗法家长制的动摇。面对这种分崩离析的局面，即使是探春想修补这个将要倾倒的家族大厦，也是无能为力的。因此，“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篷窗上”，就成了封建社会经济关系兴衰变化的形像写照。
恩格斯在论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时，说这部小说“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许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可见。
恩格斯是把《人间喜剧》当历史来读的。我们从《红楼梦》里所了解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不亚于《人间喜剧》提供给人们的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的。
《红楼梦》自问世以来，逐渐形成了一种专门研究的学问——“红学”，并且形成了有影响的两大派，即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和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考据派，又称“新红学”。前者将小说的内容附会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后者是把这部小说视为作者的自叙传，注意研究作家和作品的关系。对此，毛泽东在1964年8月18日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指出：“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这是对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的历史作用的积极评价。但他们都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注意到这部小说的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的巨大价值。
九、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与《孽海花》被列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而前两部又是四大谴责小说之首。毛泽东1962年8月11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和1966年3月20日在杭州一次小型会议上两次谈起了《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谴责小说。
【简介】
《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与《孽海花》被列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而前两部又是四大谴责小说之首。
谴责小说的名字始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鲁迅云：“戊戌变法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鲁迅此言极是。当时一些作家在维新变法失败之后，既不满现状又找不到出路，便拿起笔来从事小说创作。这类小说多在报刊上刊载，揭露社会黑暗，指责政治腐败，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刻划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但暴露每止于现像，深度不够。作品虽然受西方小说影响，运用了一些现代小说手法，却不够成熟。这一时期的谴责小说特别兴盛，据统计有1500余种。
《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是李宝嘉。李宝嘉，又名凯，字伯元，别号南亭亭长，笔名有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芋香、二春居士等。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市）人。生于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卒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是晚清最早的谴责小说家。
李伯元出身于世代书香之家。幼年和青少年时期随其伯父李翼清在山东度过。直到光绪十八年（1892），李伯元才随伯父返回原籍。次年，他以第一名考中秀才，补廪生。光绪二十二年（1896）到上海，先后编辑或创办过《指南报》、《游戏报》、《世界繁华报》，主编《绣像小说》半月刊，与梁启超主编《新小说》，与吴沃尧、周桂笙主编过《月月小说》等。其主要著作有：
小说《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狱》、《中国现在记》、《海天鸿雪记》，弹词、戏曲《庚子国变弹词》、《醒世缘弹词》、《前本经国美谈新戏》等。
从政治思想上看，李伯元鄙弃科举仕途，揭露官场的黑暗，要求改变社会现实，追求进步，明显具有改良主义思想。但是，其要求改良的步伐是很缓慢的，改良的幅度是很小的。他在《文明小史》中借姚士广的口提出所有的兴造、所有的革除，都应潜移默化，万不可急切从事。他不仅敌视民主主义革命派，甚至认为康有为的变法也是“过激”行为。显然，李伯元的政治思想是复杂的，在有先进一面的同时，还有其落后的、保守的一面。
《官场现形记》是李伯元的代表作，也是晚清谴责小说中最早的一部小说。此书1903年开始在《世界繁华报》上连载，1905年载完。全书分五篇，每篇十二回，共60回，近80万字，由许多相对独立的短篇蝉联而成。1906年，繁华报馆刊行单行本。
《官场现形记》从改良主义的立场出发，猛烈地抨击了清政府官僚机构的黑暗和腐朽，着力描写了清官场的贪污腐败和形形色色的媚外卖国丑态及对人民的残酷迫害。
小说中刻划了形形色色的官僚群像。在作者的笔下，上至军机大臣、大学士，下至州县吏役佐杂无不“见钱眼开，视钱如命”。为了钱，他们可以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残害百姓、出卖祖国以至最后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官场就是商场，官职已成为公开买卖的商品，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成了特殊形式的商人。官员们无论到哪里，干什么事，皆是一个目的：“千里做官只为钱。”河南按察使贾筱芝，赴任之初打着“平反冤狱”的旗号，但结果是“一百起案件，倒有九十九起不能断结”，其目的便是从中敲诈财物。作者借一位相士的口说：“姓贾的这杂种，面子说要做好官，其实暗地里想别人家钱，这样的狗官真正害人。”
（第二十二回）。小说第十八回写皇帝派钦差大臣赴浙江查办案件时明文交代：“这趟差使原是上头有意照应他，说‘某人当差谨慎，在里头苦了多少年，如今派了他出去，好叫他捞回两个。’于是，这位钦差大臣到地方办案时，便采用‘只拉弓，不放箭’的办法，想方设法勒索财物，得到两万两银子的贿赂，然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