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
7点半到昆明。马上起飞。10点15分到。伯金在那儿守着“重要的”消息。电文令人鼓舞。根本不像孔祥熙传来的那样胡说八道。罗斯福对于大元帅“推翻”指挥权的问题表示“惊讶”和“遗憾”。对14航空队和赫尔利的安排做了暗示。他说地面上的形势已极为恶化，现在即使有一个美国人全面指挥也未必能有什么作用。然后坚持说，除非我恢复对驻印军的指挥并得到云南省，日本人将企图截断运输线［指飞越驼峰的空中运输］。重庆应提供物资和补充兵员。然后严厉地说：“将史迪威撤出缅甸战场的后果远比大元帅意识到的要严重许多。”（他同意把我从参谋长位置上撤下来。由苏尔坦指挥驼峰运输。租借物资同我负责的问题分开。）这也许是个软弱的有条件投降。
10月8日 给史迪威夫人的信
在等了几个星期的消息后，梅里尔和我星期五动身去了密支那。下午4点刚一下飞机，我就收到一条电文。“华盛顿来了重要电报”。一贯如此。向部队讲了话，等等，包括同苏尔坦谈到凌晨2点。在大雨中回到密支那，同苏尔坦研究计划，凌晨4点上飞机，10点15分回到重庆。电报是很重要，但没必要让我们为此喘不过气来。它比我所期望的要强硬许多，也许奥利爸爸不会被从这个粪堆扔到另一个垃圾堆上。我们还没有被完全蒙骗。凌晨1点半被人从床上叫醒——空袭警报——我在蒙眬中跑了出去。一条腿完全麻木了，我跌倒了两次才清醒过来，意识到了我在干什么。站了一会儿，又回去睡觉。日本飞机继续朝成都飞去，我们都觉得迷迷糊糊的。
10月9日
帕特中午来了，但宋子文去了他那儿，他们一同去见了大元帅。发生了什么事？答案：什么也没发生。帕特来说，他所做的一切是使蒋介石不要发出一封没有价值的电报。他使他们终于发出了一封不可能写有什么好话的电报。了不起的外交官。这么说来我们完蛋了。
我对乔治·马歇尔说这里没有希望了，对他讲了真正的问题。“中国会做出努力吗？”建议设立局部的联合参谋部作为解决办法。
纳尔逊在向中国人做出了不知什么承诺之后回国去了。他确信蒋介石是个伟人，不管怎样都不应对他说话严厉。
10月10日
办公。下午，麦克纳利带来了赫尔利给罗斯福的屈辱电报，用一把钝刀子割断了我的喉咙。提出了我们关于联合政策班子的建议。帕特来了——我对他讲了我的意见，他从电报中删去了一些刺激人的话。
10月12日
没有华盛顿的消息。
10月13日
坐等。闲极无聊。“花生米”仍旧趾高气扬。有迹象表明罗斯福会强硬起来，但我不信任政治家。宝贵的时间正在失去，一事无成。今天是星期五，13号。我刚要动身南去，天气阻止了我。
10月14日
9点半启程去柳州。[ 中国人正在柳州和桂林集结兵力，进行华东的最后一次保卫战。美国空军正往桂林最后一个开放着的机场运送物资。史迪威希望他能说服中国人进行最后一次反攻。
]研究集结和反攻计划。一切都很悲观。5点起飞去成都。
10月15日
感冒，喉咙痛。睡得很不好。回到重庆。
赫尔利确信他已失败，在指挥问题上投降了。然后他又对共产党人的问题兴奋起来，发现了一个通过“联合”中国的战争力量而产生一些影响的机会。
10月16日
见特迪·怀特［白修德］和阿特金森［《纽约时报》记者］，对他们讲了一些令人羞辱的真相。
10月17日 给史迪威夫人的信
我们彻底地消沉了，只是坐等大人物们做出怎样的决定。如果一名军事指挥员要花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做出决定，他就会被拉去五马分尸、剥皮、绞死、在火刑柱上烧死，不然也会受到适当的纪律惩罚。但是，任何一位政治家都可以插进手来，使战争无限期地拖长。我完全不知道我们的人究竟是什么态度。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里后娘养的。（大选即将到来。）我对这一优柔寡断的做法实在忍受不了，因此很应该被人叫作刻薄的乔。日本人说他们已击沉了我们海军的半数舰只，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受到了打击。“花生米”袖手旁观，欣喜地看着美国笨蛋们出去打仗。这不是一封信，我只是信手写上几笔，免得闲着没事。
10月17日
至今只收到乔治·马歇尔来的一封电报，告知了罗斯福对大元帅第一次发作的答复（10月5日）内容（严重的后果）。没有一字涉及政策。没有乔治·马歇尔的建议，总统也许不会采取行动，乔治·马歇尔现在可能在法国。还有，大选将至，整个事情也许会搁置起来。
赫尔利收到罗斯福来电，要他请蒋介石提出三个人名。[ 罗斯福要蒋介石提出3名他乐于接受的美国将领的名字，以代替史迪威。]（“记住，我还没有做出决定——我想了解他的脑子是如何转动的。”）
［后来］大元帅建议艾森豪威尔、汉迪和帕奇。我怀疑罗斯福是要把问题拖到大选之后。相信他心里已经有了决定。最后一封电报是通过海军转给赫尔利的。赫尔利第一次没有把它给我看。事情开始令人厌烦了。约翰·戴维斯来了。我开导了他。赫尔利来吃饭，看电影。
10月18日
34周年［指史迪威结婚］。早饭时伯金收到温［史迪威夫人］给我的电报。在办公室为飞行员们授勋。宋子文说大元帅坚决要把我赶走。糟糕的周年纪念日。雨。
10月19日
斧子砍下来了。乔治·马歇尔来电。我被“召回”。苏尔坦暂时负责。魏德迈指挥在华美军。中缅印战区分开。
这么说罗斯福认输了。所有人对华盛顿的态度都极为震惊。
告诉了怀特和阿特金森。他们也十分震惊，十分厌烦。阿特金森将回国去发表文章。收拾了点东西。赫尔利非常不快。对我说他使我失去了指挥权。现在认识到了他的错误——太晚了。他说“花生米”接受了魏德迈。现在一切都将称心如意了。
给史迪威夫人的信
（我们周年纪念日的次日）斧子落下来了，几天之内我将回去看见你。政治家掌握着一切，因此，这种胡闹是可以预料的。这里的一些人曾相信罗斯福会与“花生米”对抗。我从一开始就觉得他可能会低头。“战争比个人要重要得多。”等等。
那么，现在我要挂起铁锹，愉快地去同一群匪徒告别了，就像结束了一天漫长的旅行一样。当然，我要去华盛顿，但我想乔治［马歇尔］很快会免去我的一切职务。
10月20日
忙来忙去。告别电报。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和怀特来了。特迪·怀特写了最后一篇文章。赫尔利带来了“玫瑰花”。“花生米”授予我中国最高的勋章。让他把它别在他的xxx身上[ 蒋介石授予的勋章是通过中国军事委员会的一名下级官员转给史迪威的参谋人员的；史迪威通过类似级别的一名美国军官拒绝了这一勋章。作为正式理由的借口是：像他这样级别的美国军官接受任何外国的勋章都是不明智的。这处日记或许记的是他在得知这一消息时他对助手所说的话。他直到下午的晚些时候才对蒋做了一次道别拜会。]。见孙中山夫人。她哭了起来，很难过。
下午5点约见大元帅。林蔚来了，赫尔利也在。宋子文做翻译。
“花生米”说他对这一切感到十分遗憾；我为中国做了许多事，训练部队——领导部队，等等，等等。只是由于我们气质上的不同他才要求把我解职。希望我与他通信，继续做中国的好朋友。询问人员情况——谁是最可信赖的美国人，中国的美好前景如何。征求对组织机构尤其是高层组织机构的意见和建议。询问柳州的形势。很惊讶我去过那里。他说我可以继续在缅甸指挥，直到总统做出决定。我对他说无论他对我怎样想，请他记住我的动机只是为了中国的利益。对他说了那句老话“最后胜利[ 争取最后胜利。这是中国的战争口号——“坚持到最后胜利”。]”就走了。大元帅甚至亲自送到了门口。
5点45分回到3号。参谋人员全在那里。见了他们，他们走了。同几个中国人吃晚饭。
10月21日
拜访高斯（他也要辞职了）。同赫尔利道别。讲了20分钟废话。拜会何应钦——还是废话。2点同参谋人员道别，2点半启程。5点飞到了昆明。晚饭后，看柏特·奥布莱恩的演出——精彩极了。
10月22日
7点15分起飞。9点到达保山[ 萨尔温江前线的司令部，多恩准将在此指挥配属于远征军的美国联络与顾问团。]。去多恩的指挥部，谈话。见到很多军官。回机场。为7名做联络工作的飞行员授奖章。起飞。5点到密支那——和乔玩牌。
10月23日
向苏尔坦交代完了事情。开车巡视了一番，看了看风景。这里士气不错。公路进展顺利。缺少卡车。
10月24日
8点起飞。天气很好。多恩来了封信。那里的士兵很震惊。下午1点到兰契。6点到德里。夜晚收到电报，要魏德迈去重庆接管工作。
10月25日
德里。办公。报告，等等。艾尔·魏德迈在召集“重要会议”。他一定得知了一些情况。
［这些没有日期的文字可能是在史迪威被解除职务之后马上写下的。］
一、全能的当局出于足够充分的理由，决定解除我在中缅印战区的职务。因为我在现今的中国政府那里是个不受欢迎的人，这是唯一的理由。
麻烦主要是姿态问题。我尽力用双脚站着而不是用双膝跪着。我认为跪姿不适于美国人。由于提升是为了使我具有相应的军衔，从而得到一个未能实现的职位，我要求降低我的永久性级别，派我去指挥一个师。
二、全能的当局已经宣布解除我在中缅印战区的指挥权，原因是蒋介石和我之间的摩擦不断加剧。我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在任何时候都是建立在非个人性的官方关系基础之上的。尽管我们常常在许多战略战术问题上意见不同，但是只要做出了决定，我总是尽一切努力贯彻执行。我在中国的使命是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实际上存在着这样一个协议，即中国提供人力，我们来训练和装备他们。
当时缅甸在日本人手里，使中国得到大量物资的唯一方法是重新打通地面交通线。为了其他战区，我们不可能向中缅印战区调派作战部队。为人们所接受的解决办法是开展空运，在中国的战争只能靠空中的努力援助。其结果是几乎所有的空运物资都供应给了第14航空队。当初的期望是保持在中国的制空权，并在中国修建基地以轰炸日本本土。1943年5月，华盛顿做出了决定，将大量吨位的物资交给第14航空队，依靠中国地面力量保卫我们的基地。我争辩的依据是：日本人一旦发觉了从中国基地进行攻击的效果，他们就会发动进攻，从我们手中夺走基地，而现有的中国军队没有能力阻击这种进攻。这一观点没有被联合参谋长会议接受。现在，我们丢掉了昆明以东的所有基地，无法取得付出一切努力和代价后的成就。
10月26日
32个月了。在中缅印战区的最后一天。分割战区的电报到了。下午1点启程。伯金、阿诺德、扬和我同行。感觉很难受。5点到卡拉奇。
10月27日
黎明时离开机场。8点，这是在中缅印战区最后的时间。
［未注明日期的文字］
一个人的亲身经历在广阔的范围里和战争的洪流中变得无足轻重了，尤其是当它与个人的不满联系在一起时。当总的结果是成功时，谁会关注一个不满者的抱怨呢？如果一个人能够说他没有辜负他的祖国，如果他能够安享人生，那么他还能再去要求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