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面对的是以特权作保护的外商，他们所在的是对本国商人做了重重限制而鲜有保护的中国。他们是不甘心的，他们曾经勇敢地抗争。
这种极不平等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任何智慧和努力都是徒劳。曾经在俄国叱咤风云的常氏商号和曹氏商号只好在被洗劫一空后背负着冤屈，含着眼泪南返回国。晋商的辉煌至此开始不可避免地滑向衰败了。
当然，商业局势许多时候并不是生意人能够做主的，也不是光靠生意人就能维持的。这些抗争也曾激发些许璀璨的亮点，但走向衰亡的趋势是不可挽回了。
在这里，商人的力量往往是微不足道的，晋商是精明能干的，但商业的竞争是在相对对等的条件下才能依靠经营者的智慧来一争高下的，晋商再精明，也必须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才能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可他们却没有坚实的后盾。近代贸易的竞争是以国家实力为后盾的竞争，面对有国家做强有力后盾的对手，身处不断衰败而无力保护本国商业的晚清环境，晋商的衰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晚清的中国是走向沉沦的，晚清的世界是弱肉强食的，在这样一种外部大环境中，处于这样的地位和这样的社会，面对急剧变化的中外关系，在这样的环境中，晋商又有什么办法不衰落呢？
如今国家的大环境可以说是天时已备，人们在这种大的情势之下去做生意，必须选择一个利于生意发展的环境。信息、时尚、市场需求、优越的地理位置，都是这种环境的一部分。同时，晋商的衰败还有一个地理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而在决定商业态势里面，地理位置又至关重要、并起首当其冲作用。
话说晋商崛起的明朝初年，财富集中区域在北方长城沿线，晋商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地利优势，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一跃成为雄霸商场的大商帮；但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东南沿海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商品经济的发达，在长江三角洲形成了另一个新的财富集中区域，江浙商人借此崛起。
而此时，让晋商得益的北方长城沿线的财富集中区域却由于长城军事价值的降低而不复存在了。
这些远在北方黄土高坡上的晋商，随着时代形势的变化，不仅远离了长江三角洲财富集中区域，也与随后形成的珠江三角洲财富集中区域无缘。
晋商从此就远离财富集中区域了，失去了一大根基，发展顿显后劲不足。虽然后来在票业上大展宏图，但远离财富集中区域仍是其衰亡的一大主因。
所谓占据有利地势，就是通过自身的势力，积极占据那些能增强自身能量的空间位置，主动地创造一种有利于己的环境、格局和态势。
比如在新形势下，对于温州企业来说，温州的信息传递、人才流动、产品销售等多方面都开始受到地理位置的局限。20世纪90年代初，摆在温州人面前的路是：走出温州，到一个竞争大环境中高瞻远瞩地发展。于是一些大企业纷纷将生产基地向经济发展环境更加良好的城市转移，开始了第二次创业。在这种情况下，近在咫尺的大上海便成为使温州企业腾飞的首选之地。
这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门户，是中国金融、经济、生产的一个最大基地，这里有最新的信息、最优秀的人才，又是中国产品进出口的集散地，是得天独厚的黄金宝地。因此，大批温州企业不惜重金纷纷抢滩上海。
对于个人来说，首先经商面对的就是地利选择。大而化之，就是说你打算把自己安排在什么位置上，经营什么，在何地经营。
具体而言，在一个地方做生意，面临的则是铺位的选择——当然要选择最有利的铺位：开工厂的，要选择交通便利、工业繁忙的地段：开商铺的，要选择人群密集、商业繁荣的地方。这就是抢占制高点。
中国的黄金宝地是上海，上海的黄金宝地是哪里？当然是南京路。繁荣兴旺的南京路向来为海内外客商趋之若鹜的商业圣地，这里一直是上海商业的门面，也可以说是上海乃至中国面对世界的一扇窗口。
南京路本身便是一个名牌，富有商业文化气息，商家能在南京路上立足，无疑立即身价百倍，成为“中国名牌”。这对企业利润的提升、品位的提高、知名度的扩大以及进军国际市场具有领先的优势。进入南京路，便等于取得了上海乃至中国商业的制高点。
南京路这条被称为“中华第一街”的路是上海最繁荣的商业街，许多著名的商场如上海百货、友谊商场等都在南京路。能在南京路拥有一家店铺，可以说是中国商人的一个梦想，更不用说拥有一家商场了。南京路上是上海的购物天堂，遍地黄金。正缘于此，有眼光的各地商人对中华第一商业街也趋之若鹜，近年来也纷纷在南京路亮相。
当然，以国中之大、天下之广，经商的好地方也不仅仅是一个大上海、一条南京路。哪里有钱赚，哪里能做经商的大文章就往哪里去。
世界最大的快餐店——麦当劳之所以能在全球几十个国家经营成功，取得年营业额80亿美元的惊人成绩，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充分利用了地理位置的优势。麦当劳刚进入中国不久，就花重金在北京王府井的南端入口处购置地皮，开设分店。据说，王府井麦当劳餐厅开业当天，交易次数达13000次，打破了麦当劳餐厅开业的纪录。王府井地处北京最繁华的地带，每天有数十万人路过这里，想进麦当劳餐厅开开洋荤的不会少。如果当初麦当劳餐厅不舍得花钱买下这块宝地，而只是在一个小胡同里开一家分店，那么它绝不会招来如云食客。
麦当劳公司还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两旁和郊区开设了许多分店，并在距离店铺不远的地方，装上许多通话器，上面标着醒目的食品名称和价格，使外出游玩和办事的乘客经过时，只需打开车窗口，向通话器报上所需食品，车开到店铺侧面的小窗口，就能一手交钱，一手拿货，此举方便了顾客，节约了时间，受到众多消费者的欢迎。
这些设在高速公路两旁的麦当劳分店，为了让乘客携带方便，不使食品在车上倾倒或溢出来，他们都事先把准备卖给顾客的汉堡包和炸薯条装进塑料盒或纸袋，并把塑料刀叉匙、餐巾纸、吸管用纸袋包好，随同食物一起交给乘客。由于占有地利，服务周到，适应人们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高速公路两旁的快餐服务几乎被麦当劳公司所垄断。
如何将你的生意做大呢？抢占到制高点是重要的一步。制高点的意义不仅仅是地理位置上的，更是商业视野上的。占据了商业的中心区，正所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对商业的发展将有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地理位置的优劣往往直接关系到企业、商家的发展成败，如何利用地理位置的优势，与如何利用有利的历史时机一样重要，都是企业或商家借势生财必须谨慎对待的关键决策问题。
法则十九：顺势求变，顺者昌逆者亡
引子
从晋中汾河谷地走出来的山西商人原本是明清中国最优秀的商帮，他们曾经具有极其敏锐的洞察能力、超人的创新精神和雄视天下的财富，他们及时抓住历史机遇，从贫瘠的黄土地走出，并一步步走向辉煌，成为称雄一时的山西商帮。
到了近代，晋商在很长时间里不了解也不关心近代商业的实质及其与传统商业的本质区别，从而使近代商业成为他们的一个百分之一百的盲点。
从历史发展趋势看，建立在机器生产基础上的新兴商业必然摧垮建立在手工作坊生产上的传统商业。而没有机器工业为基础的商业在近代以来是不能长盛不衰的，即使有短暂的繁华也只能是过眼烟云。应该说，面临这一不可改变的现实，唯一的生路就是向强者学习，完成从传统商业向近代商业迅速转型，发展自己，从劣势走向优势。
在今天看来如此明确的事实，对当日的中国人来说却是一个难以看透的谜团。直到几十年后，才有一批开明人士认识到天下的世道大变了，而且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再不改革，天朝的江山就要完了。洋务运动由此在中华大地上兴起。
当时主导世界市场的是机器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商业，它代表了当时世界的先进力量和发展潮流。虽然它们还摆不脱传统的影响，但毕竟有了些近代化的气息，开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先河。
但山西商人从总体来看是错失了向近代工业和商业转变的时机，晋商在19世纪后半期没有积极果断地投资于新式工业，仍然固守着扮演了几百年的倒爷角色，从而多次错失了发展的良机。
在这里，晋商那令人叹服的洞察力和创新精神在这一前所未有的关键转折时刻丧失了。他们冷漠地看着身边的新事物。而这恰恰是封建传统商业和近代商业的分界点。在这一关键点上的盲视，表明晋商只是一个封建商帮。
注目晋商在近代的发展，我们还会发现它在彻底衰落之前有一个极其辉煌灿烂的绝唱——票号。
票号距近代银行只有一步距离，票号有存取款和汇兑功能；票号的经理负责制、人身顶股制竟和21世纪的某些企业经营思想距离那么近，是近代银行的“乡下叔祖父”。
如果说从传统商业向近代工业转化还有一定距离和难度的话，从票号到银行其实只需跨一小步，这原本只是迈一小步就可以达到的目的。可是，对于晋商却是难以逾越的鸿沟。当时，新发明不久的票号生意正迅猛发展，走向兴旺。也许新式工业的那点资本和产值根本就引不起动辄千万、百万白银的山西票号商人的兴趣。
历史曾难得慷慨地给了山西票号四次机会，可山西票号竞令人惊讶地四次对送到门前的机遇说不。于是机会被转让给了本来难以望晋商项背的江浙商人。
善于顺势求变的江浙商人对于这难得的机会，感觉如同天上掉下了馅饼，那些江浙股东经理们一个个欣喜若狂，赶紧抓住这个机会大举渗透金融业，创业近代银行。而江浙财团之所以能后来居上，也是因为及时地迈出了这一步。江浙财团不久便在晋商票号一夜衰败之后成了金融界的真正巨子。
需说明一点的是，浙商就是依恃较早投资于近代企业和金融业才步步上升，后来居上的。谁能想到，当时那一小步，直到今天还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五百多年前曾经紧紧抓住长城大发财的晋商，曾经以弥天大勇北进俄罗斯市场大获全胜的晋商，曾经“汇通天下”操天下金融牛耳的晋商，曾经长期与徽商争霸并称为两雄的晋商，他们所创建的票号曾是山西商人一个伟大的奇迹，它不仅以夺目的光芒掩盖了晋商走向末路的沉重步履，而且把封建经济下的金融业推到了历史的巅峰。从某种意义来看，或者我们可以说，正是票号这种令后人称道的金融业的巨大成功捆住了晋商走向近代的步伐。
那些曾经纵横天下的东家、大掌柜们躲在宏大精致的大宅院里孤芳自赏，他们看着源源而进的银子引以为荣，视娘子关外日新月异的变化如无物。对外边世界发生的激烈变革他们知之甚少，并不感觉奇痛异痒。因为他们的视线已被悠久传统和大宅院的高墙挡住了。还有那些一言九鼎的总经理坐镇在平祁太小县城的大宅院里，纵贯山西东境的太行山脉阻挡了他们的视线向北京、上海、广州那些通商大衢伸展。
目光的短浅必然带来实践的错误，更易错失发展良机。可想而知，因思想闭塞、目光短浅而少跨了一小步的山西票商就这样无可奈何地退出了中国金融的中心舞台。
恰好应验了一句俗话：“一着走错，满盘皆输。”山西票号因为少迈了一步，就导致了平太祁这个金融帝国在一夜之间忽然崩溃。
也许后来财大气粗的苏浙商人们应该感谢当年那些自恋于深宅大院，不屑于投资近代银行业的山西票号商人没有他们的“慷慨”，否则的话，就极有可能没有江浙财团后日的辉煌。
晋商在票号问题上固步自封，错失良机，是值得惋惜的。当时，晋商经营的盐、茶叶及粮食、皮货等传统商业，都已衰败了。这样，再也未开发出什么新的商业领域和项目，只好在无奈的等待中叹息。但从尚存生机的票号，改组新式银行一次次放弃机遇来看，其中原因恐怕不止在外更在内吧！
作为雄霸商场达五百年之久的晋商，为什么在近代曾几次组建银行都未成功，在新世纪来临之际，却风光难再，颓势已成；而后起的江浙商人此时正雄姿勃发、叱咤商场，独占全国金融鳌头？
有人或许还会进一步问：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晋商、徽商会随着封建制度颓败与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而衰落，而江浙商人却能伴随中国现代化萌芽的诞生而兴起，跟随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而振兴？
凡事有后果必有前因。晋商的整体衰败，可以寻找出一千种客观的原因来，但最根本的，还是自身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首先，这不仅仅是一个商帮兴衰的问题，而是一个经商理念差别的问题。
追根溯源，晋商的文化基础是封建文化。与之相适应，晋商始终信奉的是：“以末起之，以本守之”的传统重本抑末原则。它表现在商业利润的转化上，就是“土财主”式的。比如他们购土地、修大院、买官衔、建祠庙、抽鸦片、唱大戏，或者放高利贷，而真正用在商业资本投资尤其是新兴产业的投资上的，是极其有限的。
而新式的近代商业经济，不可能在纯粹小农的汪洋大海中产生和存在。没有整个地域的商品经济的发达，就不会滋养出真正的商业精神和文化。
其次，与浙商相比，晋商的底蕴不厚。就像浅水池难养大鱼群一样，山西地域上的“土瘠民贫”，使整体商品经济很落后，巨商大贾只是少数，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现状长期存在。
最根本的因素是，晋商的思维和灵魂始终在黄土地上打转，始终难以超越黄土地。当近代隆隆的机器声，终于在古老的东方龙的故乡开始轰鸣的时候，老牛破车式的节奏和思维当然也就无可挽回地要被淘汰。
明朝中后期，当商业与农业及手工业完全分离，资本经营比商品经营更有意义时，晋商自身的缺憾和落伍就全部凸现出来了。世上的事都在变化，犹如天气之变。而曾经创造灿烂业绩的中国封建经济由于不能适应近代世界的变化，决定了它必然走向没落的终点！
从这点上说，晋商与其说是时代抛弃了他们，不如说是他们自己抛弃了自己。
晋商的缺憾，正是江浙商人的长处。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广泛意义上的浙商包括江苏、浙江一带的商人。下面统称为“浙商”。
自古以来，浙商就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尤其是浙江，自古有“千山千水千秀才”之美称，以经济发达、文化昌盛闻名天下。江浙一带滋养商人及商业文化的土壤极为丰厚，这可以追溯到宋代的永嘉事功学派，明代的王阳明心学，再到清代浙东实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