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兴得找不着北了，放学回家的路上，搀扶了两位老奶奶过马路。回到家，我一边扫地，一边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哥哥讥笑我唱得难听，爸爸说我唱得跑调儿，妈妈说我根本不是唱歌唱戏的材料！气得我的眼泪都喷出来了：“你们就会打击我！你们反对我就是反对样板戏，就是革命的绊脚石！”我恼羞成怒。妹妹跑过来，搂住我的腰，说姐姐唱得一点也不难听！她还要我教她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这个家里，就只有妹妹和我同呼吸共命运。
宣传队开始排练了，原来的音乐老师教我们练声，带我们去电影院看样板戏《红灯记》。那时我们上半天文化课，宣传队下午正好排练。我和二十几个同学在冷幽幽的礼堂里，整天不是压腿练功，就是吊嗓子，刘老师一句句地教我们唱戏，讲解剧情。
李铁梅的人选始终定不下来，我是三个人选之一，但在“三进二”的PK中，我惨遭淘汰。论形象，连挑剔的刘老师有时都叫我“小铁梅”；论唱功，大家都说我唱得有味儿。
那天彩排，我化了李铁梅，往台上一站，刘老师跟周围人说：“真有点像小刘长瑜！”我信心倍增，亮起小尖嗓子唱道：“听奶奶讲革命，我是风里生来，雨里长……”并两手握紧拳头，就在这时，台下的刘老师突然站起：“停停……”
刘老师走上台来，把我的手抓住，看了看说：“你这孩子的手怎么这么大呀？还是别演铁梅了，试试李奶奶吧！”我又换上李奶奶的戏服，头发上撒了粉笔末，脑门上画了褶子，李奶奶的唱段我也会唱。可我刚唱了一句“闹工潮啊，你亲爹娘……”就又让刘老师给毙了。这回不是因为手大，而是因为我的嗓子太细，李奶奶是老旦唱腔，浑厚洪亮，显然我不合适。
我就这样离开了宣传队，我的“艺术生涯”也就此草草结束。
哎，我的这双美丽的大手啊！
2008年7月
小艾的罗曼史
后来我才意识到，1980年是一个变革的年代，仿佛春寒料峭的早春二月，人们虽已丝丝缕缕地嗅到“开放改革”的春风，但破旧迎新的纷争因此尖锐，且带着荒诞之色彩。
那年我在某外贸服装厂，是车间流水线上的小女工。上百人的车间百分之八十是青工，不乏俊男美女，风花雪月的故事天天上演。上班伊始，就见车间人们眉飞色舞，传播着一个重大绯闻：“小艾昨天打胎去了，真不要脸，还没结婚就和小叶住一起了！”小艾和我是同岁，却比我早进厂三年，绝对是我的“师姐”，是厂里数一数二的漂亮女孩。
搞大她肚子的小叶，是同厂的男青工，据说其貌不扬，而且是个“病秧子”，长年歇病假。大家都说小艾的脑子进水了，厂里的俊小伙多了去了，怎么偏偏看上了小叶？！可见爱情是多么没有道理！
另一说法小艾喜欢小叶的原因是，小叶是独生子，家里有他独居的房子。小艾家兄弟姐妹众多，房子小得离谱。每次约会小艾都去小叶家，享受一下难得的宽敞和幽静。小叶的长相不给力，但性情温柔，会给小艾放留声机听，冲麦乳精喝。一来二去，小叶就和小艾情深深、雨蒙蒙了。
我刚上流水线，以前又不会轧缝纫，所以手忙脚乱，每天都出次品，检验师傅后来对我都黑脸了。其实我是总开小差，老想着小艾长什么样。
半月后，小艾终于露面了，果然美得叫人窒息，举手投足，完全是舞台上的人物。小艾为“未婚先孕”付出了沉重代价，厂里给她留厂察看一年的警告处分，还在全车间的职工面前念悔过书。可是结果适得其反，小艾就此“破罐破摔”，成了全厂头号“问题女青年”。
她和小叶结婚没半年，小叶就病逝了，年仅二十五岁。小艾很快化悲痛为力量，浓妆艳抹，花枝招展地来上班了，她的堕落样子，让我十分鄙夷。
有一天，小艾穿着一件紧身粉红缎子旗袍来上班了，一进厂大门，便引起一片哗然。小艾扭着细腰，迈着猫步朝车间走，似乎是在走红地毯，那个趾高气扬呀！老厂长鼻子都快气歪了，马上召开干部会议，要各部门联合对小艾展开“严肃帮教”！我刚调到政工科任宣传干事兼团干部，小艾就与我“狭路相逢”。
小艾悔意皆无，伶牙俐齿，把朴素的女干部们驳得话不成句：“你们虽然也是女人，可你们特虚伪，明明喜欢漂亮衣服，漂亮打扮，却装成马列主义老太太，表面上是你们批判我，其实内心里你们都在羡慕我，因为我活得真实，活得像女人！”
小艾的女性宣言，没有给她带来好处，又被停职检查，清扫车间厕所卫生。匪夷所思的是，小艾的人气指数反而“攀升”。“二流子”男工递给她烟抽，彼此开着下流的玩笑；时髦好美的女青工，也爱围着小艾请教搞定男人的秘诀；小艾成了“人物”，变得泼辣厚颜，厂领导后来对她都没辙了，随她自生自灭。
八十年代末，我离开了工厂，去寻找我的文学梦。每次见到厂里人，没等我问，他们一开口就是小艾的前世今生，小艾结了两次婚，又离了两次婚，多年前，就下海做生意，但赔得底掉！总被男人骗，又总离不开男人，四十岁时已是一脸沧桑……
我感到无语。初见时的小艾，就浮现在我眼前，那么甜美，那么质朴。在对她“帮教”的接触中，我发现小艾其实是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她对小叶的爱情，完全是一种救赎式的天使之爱。假如没有那么多的“热心人”裹乱，小艾或许会平静体面地“奉子成婚”，做个本分贤惠的女人，相夫教子。
悲剧也好，闹剧也罢，小艾的悲剧说到底，是没有赶上好年代。她的爱情和人生故事，若是晚发生几年，绝对是另外一种结局。
2011年11月11日
洗澡往事
我的唯一闲暇爱好，就是去健身房做运动。坚持不懈的原因，是健身房的洗澡环境可人：桑拿、蒸汽、温泉泡池等一应俱全。好多女人压根不运动，仅为沐浴而来。这些女人洗澡的架势，引用宋丹丹小品的一句经典台词：“女人对自己就要狠点！”好像她们刚从撒哈拉沙漠回来，一年没洗澡，洗起来那叫一个没完没了。
虽然我不像很多的老头老太，对一滴水、一度电，都心疼肝疼。但对“洗澡控”的女人们，对宝贵的水资源丝毫不知珍惜的做法，心里总是不停发出呐喊：“嘿，姐妹儿，省省亲爱的水吧！”
这让我常常回忆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百姓的洗澡往事，套用一句时髦话，洗澡“囧途”之“澡堂囧”。那年月，城市居民住房紧张，一间屋子半间炕的家庭十分普遍，吃饭睡觉都成问题，怎可能有独立的卫生间？想洗澡的话，烧两壶开水倒进大木盆里凑合洗洗。夏天好说，到了冬天就又冷又麻烦。我十一岁时，母亲就让我带着六岁的妹妹到外面的澡堂子洗澡。
澡堂沐浴，按理说应是悠闲有序的过程。先交钱换牌，进到里面休息厅，就听服务员大声吆喝：“两位，里请！”里面的服务人员会引着你凭牌将衣服脱在编好号的柳条筐里，然后拿上毛巾，换上拖鞋，再到浴室洗澡，拖鞋大都是木质趿拉板，左右一顺不分号，是澡堂子的一大特色。穿上这种拖鞋走路，踢里蹋啦，鞋韵铿锵，不绝于耳。
人们洗完澡，披上干燥的浴巾，服务人员递上热毛巾，将客人领到大厅里木制单人床上休息。喝着茶，吃着澡堂子卖的青萝卜、黑瓜子，或聊天或小睡，是一种享受。可这种清福，我和妹妹从来没有享受过。
正值“文革”，父母们都不顾家。闹革命的，和革命的对象都是有家不能回，斗争连绵不绝，大人世界镇日刀光剑影，谁还顾得上孩子。于是，孩子的衣食冷暖，全靠自己打理。这一来澡堂子，就成了孩子们的天下。
牵着大的，拖着小的，成帮结伙，把澡堂大厅挤得跟几十年后的春运车站一样，乌泱泱的。我每次带妹妹去澡堂子洗澡，都要经历一场难忘的战斗。
女服务员对女孩们的态度，简直是“穷凶极恶”。越是这样，女孩们就越闹得欢，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似的。洗一次澡，必须闯过几关。第一关，是排队买牌。排队要是规矩也不算什么，可女孩都不老实排着，都往前挤，因为习惯了。买任何东西，都是“僧多肉少”，晚了就对不起！这需要眼疾手快，勇猛顽强。在副食店排队买菜练就了一身功夫的我，对付任何混乱场面都会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妹妹远远站在一旁，充满信心地看着我被女孩们挤得没了人样，小辫扯散了，鞋给踩掉一只，可我仍旧顽强不屈，一点点挤到柜台前。果然，我没让她失望，一手举票，一手拎筐，得意地来到她身边。
第二关换筐。哪像如今的洗浴中心，有专门存衣服的铁柜子，每人一把钥匙。澡堂子粗犷至极，一人一只大竹筐，胖胖的女服务员，手执一根长铁钩子，把盛满衣物的竹筐，勾来勾去。对搞不清状况的女孩，疾言厉色。把筐搞到手，我才松口气。
第三关抢蓬头。在浴室漫天的水蒸气里，我拉着妹妹和人冲撞。那些既躲不开又陌生的裸体，无论高矮胖瘦一律从头到脚淌着肮脏的肥皂，恶心的肥皂沫子随时溅到我和妹妹的脸上，让我十分恼火。我横冲直撞挤进一个蓬蓬头，不顾别人责骂，发狠地给自己和妹妹冲洗。每个“蓬蓬头”都站着四五个人，我们一次次被无情地挤出来。妹妹急得要哭了，“姐，这还怎么洗呀？”
“既来之，则洗之！”我拉着妹妹又来到另一个蓬蓬头下，对一个面容温和的女孩说：“姐姐，我给你搓搓背好吗？”难得那女孩是“单挑儿”，我终于理直气壮占有了“蓬蓬头”。从容不迫地洗了妹妹洗自己，洗了自己洗妹妹，妹妹都快让我给洗脱了皮。澡堂子洗澡如此惊心动魄，让我既得意，又恐惧。
我上初中时，学校组织野营拉练。徒步走了几十里地，才到达位于静海县的一个小村。我和六个女生住在一老乡家。脚掌满是水泡，多想热水泡脚，解解乏，可老乡家一点热水都没有。
女孩们都累惨了，脸不洗脚不洗，倒头就睡着了。第二天亦是如此，只在早晨洗脸刷牙。我不洗难受，便跟房东大娘学会了用大锅烧热水，洗脸洗脚。我问其他女孩：“出来三四天了，也该洗洗了！”她们非但不领情，还讥笑我：太娇气，贫下中农哪有天天洗澡的？！
入夜，几个女生睡后，身上散发出不可思议的气味，熏得我睡不着，只好将挨自己睡的女生推醒：“你洗洗再睡，真的很臭！”女生恼羞成怒，抨击我虚伪、假积极！嫌同学身上臭，是资产阶级臭思想作怪！第二天，她还到班主任面前，告我的黑状。没想到却挨了班主任的批评。当天，班主任开班会，要求女生们不但要在劳动中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要搞好个人卫生。
当晚，我住的社员家，堂屋炉火正旺，大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开着，房东大娘笑眯眯地教同屋女生烧火。我们闹闹腾腾洗到半夜。有女生还带了香皂，用香皂洗过的头发，令满屋子暗香浮动，少女们浴后的清爽香气，让我对关于洗澡的往事铭心刻骨。
2012年9月
集体婚礼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是我们“50后”的结婚高潮。假如有谁在路边，看见高高搭起的席棚和棚子里的炉火，也就不难找到近前张贴着的大红喜字了。那时的津门百姓们住房狭窄，能去酒店里办婚事的也寥寥无几。也只能沿袭老天津卫这种传统的婚俗样式。但八十年代又是改革开放之初，不少新东西已经开始涌现。其中的旅行结婚，就是比较时尚的一种。我和我老公，就有幸领略了一回时尚之先。
那时我在一家企业当个小秘书。周围嚷嚷着准备结婚的青工至少二十几位。而工会主席却把这个上级组织的集体旅行结婚的名额，近水楼台地给了我。当时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甚至都没跟当时还是未婚夫的准老公做个商量。但老公是孝子，旅行又给家里省钱省力，他也高兴得不行。周围的亲友更是羡慕得不行。
说起费用来，更是让今天的年轻人也羡慕。目标是北戴河的天津职工疗养院，往返车费加上五天五夜的住宿，还有一顿集体婚礼大餐和几个著名景点的门票。一共人民币五十块钱，人均二百五十大毛。额外还给每对新人赠送一个价值八块钱的精美相册。现在看来，简直就是匪夷所思了。更让新人们兴奋的是，婚礼是在海边上。浪漫的气息也就跟海风一样，扑面而来了。
火车站集合那天，新人们准时在站前广场上云集。大家虽然来自不同的企业或者行业，却因为共同的喜庆气氛而迅速地熟悉起来了。但送行的亲友们也发现，新郎们高矮各异，新娘们胖瘦不同。有的像是刚刚走出校门，也有的像是几个孩子的爹妈。只是大家都被当时的气氛陶醉着，也就没人计较了。
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童装厂的女工赵姐，已经三十四岁了。是一位下乡十年才顶替老爹返城就业的老知青。十年知青，没敢考虑自己的事情。找对象再结婚，总是晚了别人一步。即使她还年轻，硬件也没多少优势，所以就更晚了些。这就让几个当时的坏小子新郎们找到了调侃的对象。看上去也是老实巴交的环卫工老杨，当即就成了他们找乐的对象。人人姐夫姐夫地喊着，都像是他的亲小舅子，其实才刚认识了半小时。
服装厂的保健医生小林，和我年龄相仿，也是新娘里最靓丽的一位。新郎和她一个单位，好像是个技术员。他们跟赵姐和老杨就不同，上了火车就开始黏糊，让十米之外的人都不好意思。而赵姐和老杨呢，更像是男女组合在一起出公差。反差挺大的。
人生的事，常常不可思议。我第一次去海边，心虽惆怅，天却湛蓝。可这次的大喜之日，北戴河却是天空阴霾，秋雨霏霏。人们吃过饭，就领到了房间钥匙，新人们立即进屋，然而刚进屋没一会儿，又有人挨屋敲门，通知去海边照相。无奈，刚才还热烘烘着的激情男女们，也只能去面对阴冷的海风了。
夏末的北戴河，可能是因为紧邻着大海，已经露出了秋初的味道。灰蒙蒙的天际，锅底一般静静地压在人们的头顶上，海浪却气势凶猛地夹杂着冷雨袭来，发出震耳的轰鸣。老公被冷雨激着了，当晚就发起了高烧，而且一夜都没退。
我们的洞房花烛，就是伴着这冷雨和高烧度过的。清晨我去打水，才发现锅炉边排队的都是新郎。就连那位人到中年的赵姐也没露面，而是老杨乐滋滋地打了水，听了几句坏小子们悄悄的调侃之后，又乐滋滋地走了。
随后是几天的活动。山海关、老龙头、秦皇岛，连续几天的欢乐，连续几天的阴天。秋寒阵阵，游客稀少。老公也是没福气，他的身体一向很棒，当过几年炮兵，后来空军来部队招考飞行员他被选中，要不是他的父母不同意，我和他就不可能走到一起了。可偏偏在蜜月里病得一塌糊涂，这不是上帝在捉弄人么！
有趣的是，最后一天中午，我们坐火车返津。火车一开，他的高烧就退了。一进家门，已经是高朋满座，周围的几位邻居家，也都让给我们招待来宾了。楼下搭了棚子，里面炉火正红，大师傅的铁勺翻转，案板上的脆响叮当。原以为我们去旅游结婚，就不摆喜宴了，没想到婆婆家还是高朋满座，喜气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