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也有一些学者不同意这些看法，他们根据史书的说法认为，赵匡胤登上皇位，并非他早有异志，说他是被手下将士所逼出于无奈，有一定的道理；赵匡胤带领大军出发时，开封城内已有传说，将士们将拥立他为天子，后来趁夜深赵匡胤熟睡时，以黄袍加于其身，造成既成事实。这些学者还认为，陈桥兵变前，镇、定两州没有谎报军情，因为这两州守将都不是赵氏集团的成员，他们不可能去配合赵匡胤而谎报辽国与北汉联军入侵的消息。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陈桥兵变是赵匡胤效仿后周皇帝郭威的做法。
投军从戎，在后汉枢密使郭威帐下当了一名普通士兵。郭威虽然是一介武夫，但战功卓著，威望极高。赵匡胤从军的第二年，郭威讨伐契丹兵发澶州，众将士伏拜马前，有人顺手扯下一面黄旗披在他身上，拥戴他当了皇帝，建立后周。像这样由军士拥立天子的事，五代时期已发生过两次。而这一次，赵匡胤就在军中，应是亲眼目睹。这件事对他显然会有所影响，所以说陈桥兵变不过是赵匡胤如法炮制、翻版重演。
公元954年，郭威病死，他的养子柴荣继位。周世宗柴荣是位很有作为的皇帝，可惜在位仅5年半，便在39岁盛年之际不幸病逝了。临死前，他把赵匡胤提拔为殿前都点检。乱世之中，人人皆可取天子而代之。赵匡胤勇猛善战，位居禁军统帅，已具备操纵废立的实力。他志存高远，仁德宽厚，手下聚集着一批肯为他两肋插刀的武将文士，势倾朝野。柴荣在世时，赵匡胤感念他的知遇之恩，也许不会动篡权谋位之念。而当他面对的是一个年仅7岁的小皇帝时，登基坐殿、成就一代霸业这等美事，恐怕就由不得他不动心了。即使他真的不想，他手下那帮荣辱与共的弟兄想必也不会甘心。
的确，陈桥兵变留下了许多疑点。据说，陈桥驿有一棵赵匡胤当年拴马的老槐树。兵变的前夜，赵匡胤就是在那棵老槐树上拴好战马，转身入帐；而第二天解下战马时，他已由将军变成了皇帝。老槐树千年无语，它不能告诉人们在那个江山易主的骚动之夜，陈桥驿究竟发生了什么。有关兵变的内幕，虽然后人议论纷纷，多有猜测，却无可避免地成了千古之谜。“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便罢兵。”面对诸如此类的诘问，厚重的历史唯有沉默。
明与后金萨尔浒之战
“明朝衰亡，后金兴起，‘肇于是战’”，公元1619年发生的萨尔浒之战，是明朝与后金政权在辽东地区进行的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会战。纵观明和后金在萨尔浒之战中的战略、战术指导上的不同特点和战争的最终结果，可以充分体会到兵法中的“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的真切含义。
明朝对女真各部的统治，一面以羁縻政策笼络其首领，封官晋爵赏赐财物；一面分化女真各部，使其互相对立，以便分而治之。后来由于对女真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不断加剧，引起了女真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年号天命，称金国汗，以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西老城）为都城。后金政权的建立，实际上标志努尔哈赤正式宣告与明朝分庭抗争。努尔哈赤利用这种不满情绪，积极向明辽东都司进行袭扰。
明朝晚期，因忙于镇压关内人民起义，无力顾及辽东防务，驻守辽东的明军，训练荒废，装备陈旧，缺粮缺饷，虚额10余万，实有兵不过数万。加上长期处于和平环境，守备又极分散，军队战斗力差。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趁明朝内争激烈、防务松弛的时机，决意对明用兵。努尔哈赤在万历四十六年二月召集贝勒诸臣讨论方略，具体制定了攻打明军、兼并女真叶赫部、最后夺取辽东的战略方针。尔后厉兵秣马，扩充军队，刺探明军军情，积极从事战争准备。
经过认真准备和周密计划后，努尔哈赤便按既定计划开始了行动。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历数明廷对女真的七大罪状。“七大恨”的主要内容是指责明朝杀父、祖，援助叶赫和驱逐边堡的女真农人，以此作为对明动武的借口。努尔哈赤率步骑攻打明军，并很快攻下了抚顺城。
明廷在辽左覆军损将后，决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进攻后金的战争，企图一举消灭建立不久而势力日盛的后金政权。明任杨镐为辽东经略，调兵遣将，筹饷集粮，置械购马，进行战争准备。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正月，明帝颁发“擒奴赏格”：擒斩努尔哈赤者，赏银一万两，升都指挥使世袭，擒斩努尔哈赤之子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阿巴泰及其孙杜度等“八大总管”，赏银2000两，升指挥使世袭。幻想“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明朝还与朝鲜取得联系，欲借于朝鲜的兵力，合击后金。朝鲜派出了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率三营兵马13000人过鸭绿江来援助。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明各路大军云集辽沈。经略杨镐制定了作战方案，即以后金政治中心赫图阿拉为目标，分进合击，四路会攻。北路由总兵马林率领，自开原出三岔口；西路为主力，由总兵杜松率领，自沈阳出抚顺关；西南路由总兵李如柏率领，自清河出鸦鹘关；南路由总兵刘挺率领，会合朝鲜兵，出宽奠。杨镐坐镇沈阳指挥。想一举围歼后金军。
努尔哈赤探悉明军分进合击的企图后，决定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对策，集中八旗军精锐，先破明西路军，以少量兵力抵御其余三路，尔后相机各个击破。三月一日，杜松部进至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分兵为二，以主力驻萨尔浒附近，自率万人进攻吉林崖。努尔哈赤率兵进攻萨尔浒的杜松部，两军交战，中午以后，天色阴暗，杜松部点燃火炬照明以便进行炮击，后金军由暗击明，攻占杜军营垒，杜军主力被击溃，伤亡甚众，杜松阵亡。西路军全军覆没。
明西路军被歼后，南北两路明军处境十分不利。北路马林部进至尚间崖（在萨尔浒东北），得知杜松部战败，令军队就地防御。努尔哈赤迎击马林部。后金以骑兵一部迂回到马部阵后，两面夹攻，大败马林部，夺占尚间崖，北路明军大部被歼。
此时，南路军尚不知西路、北路已经大败，仍按原定计划向北开进。努尔哈赤事先在阿布达里岗设下埋伏，刘挺先头部队进至阿布达里岗时，遭到伏击，刘挺兵败身死。
坐镇沈阳、掌握着一支机动部队的杨镐，得知西、北、南三路大军均吃败仗后，慌忙急檄南路李如柏部撤兵。李如柏部在回师途中，又为小股后金军骚扰，李如柏部军士惊恐逃奔，自相踩踏，死伤千余，才逃脱了被后金军聚歼的悲惨命运。至此，萨尔浒之战落下了帷幕。
在这次战争中，后金努尔哈赤表现了杰出的军事才能，运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正确作战指导，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从而根本的改变了辽东的战略态势：明朝方面由进攻转为防御，后金方面由防御转为进攻。后金军在萨尔浒之战的胜利，不但使其政权更趋稳固，而且从此夺取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而明军自遭此惨败，完全陷入被动，辽东局势顿时告急。萨尔浒之战后，后金军乘势攻占开原、铁岭，征服了叶赫部。明由轻忽自大变为软弱妥协，消极保守的战略思想占了主导地位，直至最后清叩关而入，明朝灭亡。
明与后金之间的萨尔浒决战是17世纪初的一场大搏斗。但在萨尔浒之战中双方究竟各投入多少兵员，迄今仍是一个谜。清朝文献记载“杨镐以二十万兵，号四十七万”（《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另一种记录“以二十七万兵，号称四十七万”（《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他们总是往多说，以讥笑杨都堂失败之惨和他们自己胜利之巨大。
后金击败明军四路进攻，确是以少胜多。后金兵数到底有多少，也很难确知。从明朝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来看，明朝的兵数肯定超过后金兵数。战后努尔哈赤那番高兴的谈话，也流露出他们打了胜仗并非靠兵员数目之多。说出他们兵员数目的记载，有明朝辽东经略杨镐的一份奏疏。他说：“盖奴酋之兵，据阵上所见约有十万。”（《明神宗实录》）但是这个说法不准确。因为那时李如柏、刘两路尚未与后金兵大战，不可能有人见到他们的全部兵员。
所以，明与后金投入战斗的具体人数究竟有多少，也只能是个解不开的谜了。
俄国普加乔夫起义
普加乔夫起义发生于1773年~1775年。领袖普加乔夫（1740~1775年），顿河哥萨克人。参加过七年战争和1768年~1770年的俄土战争，曾任少尉。
8世纪下半叶，俄国农奴制发展到顶峰，封建压迫和剥削更加残酷，1768年开始的俄土战争加重了人民的负担。1773年9月，普加乔夫集结了80名哥萨克在乌拉尔河西岸的托尔卡乔夫田庄起义。他利用群众中存在的怀念“善良沙皇”的心理，僭称彼得三世，宣布废除农奴制度，取消人丁税，将土地、牧场、池塘和森林赐给贫苦农民，因而受到人民群众拥护。10月15日，起义军到达奥伦堡城下，开始了长达170天的围困战。1774年初，起义军已达5万余众，农民战争波及乌拉尔大部地区。1774年1月，叶卡捷琳娜二世派大批正规军镇压起义军。3月，在塔季谢沃战役中普加乔夫打退沙皇军队，起义军也损失过半。4月初，起义军在萨克马尔斯克镇附近战败。普加乔夫带领几百人转移到乌拉尔南部和巴什基尔矿区，在同增援的雅伊克镇哥萨克会合后，起义军又向卡马河和伏尔加河一带转移，7月23日占领喀山城。
几天后，遭到沙皇军队的围攻，被迫转移到伏尔加河西岸地区，重新发动和组织群众。1774年8月，起义军攻下萨拉托夫，围困察里津。9月3日在察里津附近为苏沃洛夫所败。普加乔夫带领200多人东渡伏尔加河，撤向南方草原地带。9月25日，普加乔夫被叛徒出卖，1775年1月21日在莫斯科沼泽广场被杀。
普加乔夫起义是俄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此之前，俄国还先后爆发过三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波洛特尼科夫起义（1606~1607年）、拉辛起义（1667~1671年）和布拉文起义（1707~1709年）。在这四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中，究竟哪一次农民起义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呢？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迄今尚无定论。
一种观点认为，普加乔夫起义是“俄国最大的农民起义”，或“俄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例如，早在1935年译成中文出版的迈斯基的《俄国史》一书中认为，普加乔夫起义是1905年以前俄国平民阶级的最大社会风潮。1956年出版的《苏联史纲》中说，按照所囊括的地域的面积，所吸引的人民群众的数量，猛烈攻击的威力和神速，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战争不仅是俄国，而且是全欧洲历史上农民最大的一次运动。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和《苏联百科词典》（第1版）的有关条目也认为普加乔夫起义是俄国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1956年出版的涅奇金娜等人主编的《苏联通史》甚至认为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战争是欧洲历史上人民群众最大的反封建运动。近年来，在我国出版的一些词典、手册、小册子、专著、论文甚至儿童读物中，关于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是“俄国最大的农民起义”或“俄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之类的提法已被普遍采用。
另一种观点认为，普加乔夫起义不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在苏联科学出版社1966年出版的《十七至十八世纪俄国农民战争》一书中，苏联史学者伊·伊·伊米尔诺夫著文认为，波洛特尼科夫起义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意义上，都是俄国最大的农民战争。拉辛起义也好，普加乔夫起义也好，不论就其卷入起义的地区范围来说，还是就其参加起义的人数或者每次运动对封建农奴制俄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基础给予打击的力量来说，都不能与波洛特尼科夫起义相比拟。
此外，在一些著作中，我们找不到关于普加乔夫起义是“俄国最大的农民起义”之类的提法。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多次再版的苏联著名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的名著《俄国历史概要》中，在40年代~50年代多次再版的潘克拉托娃等人主编的《苏联通史》中，在60年代~70年代出版的重要的苏联史著作，如诺索夫主编的《苏联简史》第1卷（上册）和波诺马廖夫主编的《苏联通史》第3卷中，都找不到关于普加乔夫起义是“俄国最大的农民起义”之类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大百科全书》（第3版）和《苏联百科词典》（第3版）有关条目中已不再出现关于普加乔夫起义是“俄国最大的农民起义”的提法。在1976年开始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虽然认为，1773~1775年的农民战争，无论是在力量、团结、阶级划分、组织成分与觉悟程度方面，还是在社会口号的明确程度和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方面，均超过以前的所有农民战争，但却未断言这次农民战争是俄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翻开《大不列颠新百科全书》和《美国百科全书》（国际版），我们也找不到关于普加乔夫起义是“俄国最大的农民战争”之类的说法。相反，这两套辞书的“普加乔夫”条目中都使用了“较大的”起义的措词。
在1957年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苏联历史资料》（第5卷）中，编者认为，1773~1775年的农民战争是苏联历史的封建主义时期的最大的阶级斗争之一。在这里也没有断言这次农民战争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阶级斗争或最大的农民战争。
由此可见，正如苏联学术界所早已指出的那样，关于哪一次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是俄国最大的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的问题，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有待于历史学家去继续探究。
火烧莫斯科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俄罗斯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及交通中心。但1812年拿破仑率领的法军占领莫斯科后，这个城市在大火中被焚毁。
19世纪初，欧洲大陆战火不断，各国纷争变幻莫测，各种“同盟”朝结夕散，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各国都想取得欧洲霸主的地位。在这所有的争霸战争中，尤以法国与俄国之间的争夺最为激烈。自从“战争之神”拿破仑登上帝位以后，法国领土进入了一个空前扩大的时代，他东打西杀南突北进，在欧洲大陆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外交和军事活动。欧洲其他国家为了抵御法国，纷纷结为同盟。由英、俄、普鲁士、奥地利等国先后六次组成反法同盟，前五次均告失败，只有第六次获得了胜利，这次胜利彻底击败了拿破仑，使俄国登上了欧洲霸主的地位。